二戰結束後，當德國朝野追討漏網戰犯的時候，日本朝野卻在爲釋放戰犯奔走呼號。對於東京審判及其他乙級戰犯法庭判處的罪惡累累的戰犯，日本朝野上下，與其說表現出憤怒，不如說表現得更多的是同情。日本朝野對戰犯罪責的認同極爲有限，甚至不少人認爲他們是“民族英雄”。
全民呼籲赦免戰犯
1951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後，日本律師聯合會發表了《關於勸告赦免戰犯的意見》，進而引發了一場要求爲戰犯減刑、釋放戰犯的廣泛的國民運動。在當時人口只有1億的日本，據稱簽名支持釋放戰犯的日本國民達到4000萬人，可見其具有廣泛的國民基礎。
經過日本朝野的共同“努力”，1953年8月3日，日本國會衆議院通過了由佔國會統治地位的自由黨、改進黨、兩社會黨和無所屬俱樂部共同提出的《關於赦免服刑中的戰爭犯罪者的決議》。而類似的決議，從1952至1955年的3年間，先後通過了4項。
日本對立的主要政黨，雖然在其他問題上打得不可開交，但在釋放戰犯問題上，卻是驚人的一致。在國會討論中，幾乎沒有人談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戰爭罪行，更沒有人爲這些戰犯犯下的慘絕人寰的罪行向受害國及其人民謝罪，而是竭力爲戰犯鳴冤叫屈，攻擊戰後的東京甲級戰犯審判及各地的乙級戰犯審判是“勝者對敗者的審判”，“是不公正的審判”，戰犯是“戰爭犧牲者”。
戰犯出任日本首相
日本政府利用冷戰的有利時機到處活動，說服有關國家政府，終使所有甲級戰犯在1956年3月31日前、乙級戰犯在1958年5月30日前全被釋放。
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戰犯岸信介，他戰曾出任過僞滿洲國實業部次長、總務廳次長，操縱僞滿政權，後升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參與策劃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二戰結束後，被定爲甲級戰爭嫌疑犯逮捕入獄。後因東京審判提前結束，岸信介逃脫審判。1952年他重返政界，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對自己的戰爭罪行和戰爭責任毫無反省之意。
完全否定東京審判
1953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覺得自己已經恢復獨立了，可以對美國和其他原盟國說“不”字了。尤其是1955年自由民主黨執掌政權後，政治上長期推行保守路線，對東京審判大肆攻擊。
上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已經成爲經濟大國，追求政治大國目標。自民黨主流把東京審判對其過去侵略戰爭的定性看做是其走向政治大國的障礙，進而與學界或社會上的右翼勢力相勾結，掀起了戰後否定東京審判的高潮。他們把承認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歷史稱作“自虐”，稱這種定性史觀是東京審判強加給日本的，並稱之爲“東京審判史觀”，開展了一場圍剿“東京審判史觀”的運動，企圖以此否定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
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更關心的是日本人“受害者”的撫卹。早在1952年4月30日，日本國會就通過了《戰時日本軍人或軍屬因公傷病者、死亡者及其家屬救濟法》，決定“按照國家補償的精神”，向原軍人、軍屬、遺屬發放撫卹金。到2005年爲止，已發放各種養老金、撫卹金等合計超過50兆日元(每年都在1兆日元以上)，這與支付給亞洲國家的6565億日元賠償相比，形成巨大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