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法國總統奧朗德訪問古巴，成了數十年來首位以元首身份訪問古巴的西方領袖，還與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會面，奧朗德認爲有其歷史意義。去年1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尋求與古巴“關係正常化”，並把古巴從“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中除名；一般預料歐盟也會逐漸恢復與古巴的關係。
菲德爾·卡斯特羅對古巴人的意義非同一般，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動用數百種手段對其實施暗殺。卡斯特羅爲古巴作出了什麼貢獻？本文作者系法國美古問題專家薩利姆·拉姆拉尼，原載西班牙《起義報》，環球視野網譯者魏文編譯，文章如下：
一、 古巴國家主權的建築師
古巴革命的領導人實現了導師和民族英雄何塞·馬蒂一個獨立的古巴的夢想，將尊嚴還給了（古巴）島國的人民。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的勝利引發了拉丁美洲歷史上最重大的社會變革。在打敗已經建立的秩序和結構的時候，菲德爾·卡斯特羅質疑巴蒂斯塔寡頭和那些有錢人的權力，將人放在新的社會計劃的中心，將國家的資源用於人民。
古巴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古巴人民實現從19世紀就非常渴望的獨立和主權，爲了獨立和主權何塞·馬蒂1895年犧牲了他的生命。在結束美國對古巴島70多年統治的時候，菲德爾·卡斯特羅將1898年古巴獨立戰爭中美國干涉期間失去的尊嚴還給了古巴人。
（美國的）軍事佔領將古巴島變成簡單的保護國。約翰·肯尼迪總統沒有搞錯：“菲德爾·卡斯特羅是西蒙·玻利瓦爾（南美洲解放者）遺產的組成部分。在他勝利的時刻我們應當給予這位烈屬的反叛青年最熱烈的歡迎”。
爲了理解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歷史上象徵性的重要意義，需要追溯到19世紀初期，那時古巴島開始挑起“強勁和有野心的鄰國”的慾望。實際上，古巴是美國對外政策中時間最長的焦躁不安之一，1805年托馬斯·傑斐遜聯想到古巴島的重要性，強調它的“地位對於確保路易斯安那和佛羅里達是必要的，因爲它是墨西哥灣的鑰匙。對美國來說，征服（古巴）將是容易的”。1823年時任國務卿的約翰·昆西·亞當斯後來成美國的總統，他提到呑並古巴的問題，提出了有名的“成熟的水果”的理論：“古巴由於本身缺乏骨肉聯繫的力量與西班牙分離，沒有能力獨自支撐自己，將必然圍繞北美聯盟受重力作用，只有圍繞着北美聯盟”。這樣，在19世紀期間，美國至少有六次企圖從西班牙購回古巴。
在1868至1878年第一次獨立戰爭期間，古巴的起義者受到內部深刻分歧的折磨，被西班牙軍隊打敗。美國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向後者出售最現代化的武器，堅決反對古巴獨立的人士，迫害企圖爲武裝鬥爭提供他們的貢獻的古巴流亡者。1872年10月29日美國國務卿漢米爾頓·菲什認同當時美國駐馬德里大使達尼埃爾·埃德加·西克萊斯關於“西班牙消滅反叛將會成功的預測”。華盛頓反對古巴獨立，希望佔有這個島。
在1895至1898年第二次獨立戰爭期間，古巴革命者團結在他們的領導人何塞·馬蒂周圍，必須再次面對美國的敵視。美國向西班牙出售武器，提供資助，在本國領土上逮捕企圖向起義者提供支持的古巴愛國者。
1898年西班牙儘管有物質上的優勢，但已經處在深淵的邊緣，在戰場上被古巴獨立的隊伍打敗。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在1898年3月9日寫給駐馬德里大使斯圖爾特·伍德福德的信中向他指出西班牙的“失敗”是肯定的。“（西班牙人）知道古巴已經丟了”。“如果美國想要古巴，應當通過征服去得到它”。
在1898年4月，在美國戰艦緬因號在哈瓦那灣神祕爆炸以後，麥金萊總統要求國會准許他在古巴進行軍事幹涉，阻止該島實現獨立。一些美國議員揭露一場征服的戰爭。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約翰·W.達尼埃爾指控政府想進行干涉以便避免西班牙人的一次失敗：“當到了對一次革命的勝利最有利和對西班牙更加不利的時刻……（政府）向國會確定將美國的軍隊交給總統，以便通過武力將一次停戰強加給雙方，而此時其中一方已經放下武器”。這樣在三個月的時間裏，美國控制了這個國家（古巴），將一項和平條約強加給西班牙，古巴人被排斥在條約之外，他們獨立的願望受到破壞。
從1898年到1902年華盛頓佔領古巴，強迫立憲大會將普拉特修正案列入新的大憲章，無限期地延長軍事佔領。由參議員奧維爾·H.普拉特起草的條文禁止古巴與第三國簽署任何協議，或向其他國家借債。還讓美國有權在任何時候在政治上干涉古巴的內部事務，強迫古巴讓華盛頓無限期地租賃關塔那摩海軍基地。
在1901年的一份郵件中，時任古巴軍事總督萊奧納德·伍德祝賀麥金萊總統：“當然，在普拉特修正案之下沒有古巴的獨立，或很少，唯一的事情是現在尋求呑並是重要的”。
從1902年到1958年古巴具有新殖民共和國的地位，完全附屬於強大的鄰國。美國的一家書店沒有搞錯，它於1902年公佈了一張古巴島的地圖，題目是：“我們的新殖民地：古巴”。1902年強加給古巴的貿易相互關係條約實際上是一種經濟上的呑並。
1906年美國軍事上干涉古巴，建立了查爾斯·E.曼古總督，直到1909年，這提醒古巴人誰是古巴島真正的主人。1912年華盛頓再一次干涉古巴的內部事務，在科洛爾的戰士（脫離政權的獨立人士）反叛以後，派出它的武裝部隊。美國臨時代辦伍格·S.吉布森解釋了那次叛亂的原因：“因爲西班牙人的事業拿起武器的古巴人現在佔據了公共職務”。吉布森回憶，美國實際上採取謹慎的態度，“將那些掌握武器反對古巴獨立事業的人”安排在關鍵的港口。
將美國的干涉合法化的普拉特修正案“通過蔑視它的國家的權利，造成這個國家在國內和國外威信掃地，將古巴政府放在一種被凌辱的低下地位”。這是古巴前總統何塞·米格爾·戈麥斯的講話，這個合法的附屬人物沒有停止提醒古巴人民他們的祖國的前途服從於新殖民主義強國的利益。這樣，1917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派出數艘戰艦到古巴的聖地亞哥和卡馬圭，當時一些起義者已經拿起武器，在何塞·米格爾·戈麥斯的領導下反對曼努埃爾·加西亞·梅諾卡爾總統，梅諾卡爾想通過大規模的舞弊保持權力。
擔心對1917年反叛的模糊記憶，在1920年的總統選舉期間華盛頓將伊諾克·H.克勞德的出現強加給梅諾卡爾總統，由克勞德負責制定古巴新的選舉法和組織記票工作。梅諾卡爾對美國總統持保留態度：由華盛頓方面監督古巴的選舉“將傷害古巴的自豪，這（對整個國家）將是一種凌辱”。伍德羅·威爾遜輕蔑地拒絕了他的看法，任命地方總督克勞德爲選舉委員會主席。
1920年12月威爾遜總統派克勞德到古巴以便應對嚴重的“政治和金融”危機，因爲糖的高價逐漸崩潰，也爲了在古巴經濟的破產中挽救美國的投資，這甚至沒有通報梅諾卡爾總統。面對梅諾卡爾總統的抗議，華盛頓的回答是辛辣的，以相當遠離外交習慣的語言提醒哈瓦那誰是古巴島真正的主人：“美國總統認爲爲了派遣一名特別代表不需要得到古巴總統的事先授權”。
1933年當由學生髮動的反對赫拉爾多·馬查多軍事獨裁的起義運動在安東尼奧·吉特拉斯的推動下發生革命的轉向時，華盛頓再次進行干涉，以便將叫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的速記員士官強加於人。由拉蒙·格勞·聖馬丁領導的古巴政府進行了大量的社會改革，這讓美國不高興。事實上，在吉特拉斯的保護下，聖馬丁成立法庭懲處在馬查多統治下所犯的罪行，號召1934年4月22日進行選舉，當年5月20日召開制憲大會，授予大學自主權，降低必需品的價格，給婦女選舉權，將工作時間限制在8小時，建立了勞工部，降低天然氣費和電費，結束美國企業的壟斷，強制臨時延長債務，特別是美國債券，將外國電力公司的子公司古巴電力公司國有化。
薩姆內爾·威爾斯指出了繼續走的道路：“沒有美國的承認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倖存很長的時期，缺乏（美國的）承認將沉淪於一種更加混亂和無政府主義的形勢”。羅斯福不承認（古巴的）新政權，派出幾艘戰艦到古巴島。結果立即產生：革命的政府被巴蒂斯塔打敗—只存了127天—讓傀儡卡洛斯·門迪埃塔擔任總統，自己寧願在幕後統治。
威爾斯對此表示滿意，他的行動是有效果的，他在給國務院的一封信中解釋這件事：“我堅信古巴人永遠不可能自我管理，直到被強迫進行，他們應當承擔自己的責任”。很顯然，華盛頓承擔了這項任務，將它強有力的人物強加於人。
屈從於美國的巴蒂斯塔從1933年到1959年實際掌權，只是1944年到1952年期間除外。他1952年3月反對卡洛斯·普里奧·索卡拉斯的政變在華盛頓受到熱烈歡迎：“巴蒂斯塔從根本上說對美國友好，他的政府無疑不會比普里奧的政府更壞，甚至可能更好”。這位軍士長變成了將軍，他承諾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破壞古巴人民的經濟利益，對此美國博拉克大使感到快慰：“巴蒂斯塔將軍關於私人資本的聲明是很出色的”。
菲德爾·卡斯特羅以古巴人民的名義立即反對軍事獨裁，在馬埃斯特拉山發動了一次起義運動。這位“7月26日運動”的領導人重新舉起何塞·馬蒂的火炬，在古巴的青年中間非常得民心，將他看作一個被殖民化和受凌辱的古巴的“拯救者”和抵抗美國霸權的象徵。在巴蒂斯塔逃走以後，1959年1月1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聖地亞哥的演說中提醒華盛頓今後古巴將是自由的和有主權的國家：“這一次對古巴幸運的是革命將實際掌權。將不會像1895年那樣……僱傭軍來了，成爲這裏的主人……不是強盜，不是叛徒，也不是干涉者。這一次是革命”。
約翰·F. 肯尼迪是美國理解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歷史重要性的美國少數領導人之一。他在1960年的一次演說中解釋了這一點，承認華盛頓支持巴蒂斯塔：（美國）“沒有向古巴絕望的人民伸出一隻友誼的手，幾乎我們所有的援助都採取了軍事援助的方式，這簡單地加強了巴蒂斯塔的獨裁，這是一種在改善古巴人民的福利上完全失敗的援助”。對此，他還補充說，“我們利用我國政府的影響以便推動利益，增加統治島國經濟的美國私營公司的利潤”。“1959年初，這些經濟的（美國）企業擁有古巴近40%種植甘蔗的土地，也許所有的畜牧場，90%的礦山和礦業特許權，80%的運輸業和幾乎整個石油工業……我們的行動太多的時候給人的印象是我們的國家對奪取古巴人民的錢更有興趣，而不是幫助建設一種自主的、強有力的和多樣化的經濟。這不可能不引起古巴人民的仇恨”。
在古巴一場激進的革命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因爲美國根據它的統治的戰略拒絕古巴人所有真正的解放、政治上獨立和社會經濟進步的前景。菲利普·邦薩大使回憶了這一現實：“在支持卡斯特羅的古巴，美國壓倒性的存在從地緣政治上說純粹是古巴主權非完美性一個長期的記憶……這遭到拒絕，因爲這被認爲是一種對古巴人民的獨立和尊嚴不可容忍的侵犯”。北方鄰國對古巴島內部事務不斷干涉深深地損害了古巴人民族自豪的感情。革命的最後目標是收回國家的主權，結束對美國的依附。這就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使命。
菲德爾·卡斯特羅掌握了權力，他結束了壓迫這個國家60多年的美國的監護。由於巴蒂斯塔的逃亡，新的殖民共和國解體。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使得古巴人民最後實現了一個自由的和有主權的祖國的夢想，使卡斯特羅成爲民族的和大陸的尊嚴的象徵，他關於反對華盛頓在拉丁美洲的霸權主義計劃。於是消滅了“普拉特”複合體的時代，在菲德爾·卡斯特羅掌權以後，美國必須尋求對古巴問題的解決辦法。
二 、古巴社會的變革者
何塞·馬蒂精神的兒子站在卑微和窮人的一邊。
古巴革命的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也讓人感到他是尋求社會正義和公平分配財富的沒有發言權的人的代言人。古巴一致被公認的是它的社會保險制度和在教育、醫療、科學、文化和體育領域取得的特別成果。在把最貧窮的人放在優先地位時，菲德爾·卡斯特羅創造了拉丁美洲大陸和第三世界最平等的社會。
數字是有說服力的。關於教育，在拉丁美洲文盲的平均指數是11.7%，而在古巴只有0.2%。古巴小學（到11歲）的入學率是100%，而在拉丁美洲大陸是92%。中等教育（到14歲）的入學率在拉丁美洲達到52%，在古巴達到99.7%。近76%的拉丁美洲兒童達到中學的水平，這一比例在古巴的中學生中達到100%。歐盟經濟和社會理事會承認“在發展中國家中間這些數字是很例外的”。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教育處指出，在拉美大陸古巴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入學率是最高的。根據該機構的統計，古巴學生的知識是拉丁美洲兒童的兩倍，“古巴儘管是一個拉丁美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它的基礎教育取得了最好的結果，因爲在古巴教育被放在最重要的優先地位”。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強調，評估世界的小學教育、成年人的掃盲、性別之間的一致和平等以及教育的質量對所有人的教育發展指數時，古巴在世界上位列第十二位，在美洲大陸列第一位。作爲對比，美國排在第25位。該機構還通報說，古巴是全世界用於教育的預算最多的國家，佔國內生產總值近13%，這一比例在美國是7.3%，在瑞典是6.7%，在芬蘭是6.4%，在法國是6.3%，在荷蘭是6.2%，在英國和澳大利亞是6%，在西班牙是5.6%，在德國是5.3%，在日本是5.2%，在意大利是4.9%。
某些指數有助於評價古巴醫療制度的的優秀。這樣，兒童的死亡率在拉丁美洲是32‰，而在古巴是4.6‰，是從加拿大到阿根廷的本大陸最低的指數。拉丁美洲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爲70歲，古巴人的預期壽命達到78歲。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古巴是世界上對於本國的居民來說擁有百歲老人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在拉丁美洲每10萬居民有160名醫生，在古巴這一比例達到590人。古巴是全世界按居民人數擁有醫生最多的國家。
美國世界健康協會（榮譽主席是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指出，古巴的醫療制度被“一致公認爲第三世界的優越模式”。根據美國公共健康協會的說法，古巴“不存在阻止得到醫療的種族障礙”，強調“古巴提供的榜樣，是一個有爲它所有的公民提供良好醫療關注的政治意願的國家”。
根據世界上最有威望的醫學雜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說法，“古巴的醫療制度似乎是不現實的。有過多的大夫。所有的人都有一名家庭醫生。一切免費，完全免費……儘管古巴擁有的資源有限，它的醫療制度解決了我們美國還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還說“古巴居民人均擁有的醫生人數是美國的兩倍”。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指出，最近十年古巴是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唯一被列入“預期壽命、教育和生活水平”三項標準的人文發展指數最高的前十個國家之一。
世界衛生組織認爲，對發展中國家爲母親和孩子提供醫療照顧來說古巴是一個典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強調“古巴是保護兒童的一個榜樣”。該基金會在在哈瓦那的代表胡安·何塞·奧蒂斯說，“在古巴不存在嚴重的營養不良……這裏在街頭沒有任何（營養不良的）兒童。在古巴兒童歷來處在優先地位，因此沒有遭受在拉丁美洲影響數百萬兒童工作的匱乏，這些兒童受剝削或是處在娼妓的網絡裏”。他認爲“在拉丁美洲古巴是兒童的天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古巴是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消除了兒童營養不良唯一的國家”。
非政府組織“救助兒童”將古巴列入發展中國家爲母親提供條件的第一位，排在阿根廷、以色列或韓國的前面。在該項研究中還注意到一些標準，如醫療和教育制度，或對婦女產期評估人員的幫助，傳播避孕的方法，婦女和兒童的教育水平等。還注意到認爲男子和婦女之間政治和經濟的平等，或是婦女參加政治生活與工資平等。
國際勞工組織評定古巴的社會保險制度是“奇蹟”，爲勞動者提供保險，失業率很低（1.9%）。在拉丁美洲11%的人沒有工作，近65%的居民沒有加入社會保險。在拉丁美洲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之一在於2500萬兒童被迫工作，同時1950萬成年人沒有工作。
菲德爾·卡斯特羅把人放在新的社會計劃的中心位置，向世界表明，儘管資源非常有限，處於美國強加的經濟封鎖狀態，卻向古巴所有的公民提供一種類似於最富有的國家的社會保險制度是可能的。
三、堅持國際主義的團結
古巴革命之父向貧困的人民伸出慷慨的手，將團結和一體化放在古巴對外政策的中心位置。
菲德爾·卡斯特羅以何塞·馬蒂“祖國就是人類”的最高思想爲基礎，做到將國際主義的團結作爲古巴對外政策的重要支柱。這樣，哈瓦那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許多革命運動和獨立運動提供支持。1961年12月阿爾及利亞是從古巴援助中受益的第一個國家。當時阿爾及利亞正在進行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戰爭，菲德爾·卡斯特羅響應（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號召，向這個國家的獨立人士運去武器。
在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中古巴以同樣的方式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從1975年到1988年向安哥拉派去近30萬名古巴士兵，以便應對南非佔有絕對優勢的軍隊的侵略。結束西方大國支持的專制主義政權的決定性因素是南非軍隊在安哥拉東南部奎託誇納瓦累轟動一時的失敗，1988年1月南非軍隊與古巴軍隊作戰。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1991年在古巴馬坦薩斯發表的演說中向菲德爾·卡斯特羅致意：
從最初的日子起，古巴革命對所有愛好自由的人民就是一種啓發的源泉。古巴人民在非洲人民的心中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古巴的國際主義者爲在非洲的獨立、自由和正義做出了貢獻，因其原則和無私的特點是無可比擬的。我們從你們的經驗中可以學習的東西很多。肯定古巴與非洲大陸和它的人民的歷史聯繫以特別的方式感動我們。你們從制度上根除種族主義不變的承諾是不可比較的。我們意識到我們對古巴人民欠下巨大債務。有另外哪一個國家在它與非洲的關係中能夠表明一種更爲無私的歷史呢？沒有發生在奎託誇納瓦累（南非軍隊）的失敗，我們的組織不可能合法化。種族主義的軍隊在奎託誇納瓦累的失敗使今天我能夠和你們在這裏成爲可能。奎託誇納瓦累標誌着南部非洲爭取解放的鬥爭在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關於古巴在非洲的承諾，南非駐古巴大使森吉維·廷索回憶了歷史的真相：“今天南非有許多新的朋友。昨天這些朋友談到我們的領導人和我們的戰士時稱他們爲‘恐怖主義分子’，從他們的國家迫害我們，同時支持種族隔離的南非。這些同樣的朋友今天希望我們揭露和孤立古巴。我們的回答很簡單，是古巴先烈的鮮血而不是這些‘朋友’的鮮血深深地流進非洲的土地，在我們的祖國滋養自由之樹”。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1973—1977年）在古巴干預非洲以後曾策劃轟炸古巴。1976年3月24日基辛格對總參謀部的喬治·布朗將軍說，“如果我們決定使用軍事力量，我們應當取得勝利。我們不能做半途而廢的事情”。基辛格在會見傑拉爾德·福特總統時表達得更爲準確：“我認爲我們將不得不鎮壓卡斯特羅。但是我們可能不能在選舉（1976年的總統選舉）之前採取行動”。福特總統回答說，“我同意”。基辛格希望不惜任何代價保護（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如果古巴人破壞羅德西亞，納米比亞在名單中將是下一個，然後是南非。如果（古巴）進行一次向納米比亞或羅得西亞的運動，我們必須摧毀他們”。由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祕密制定的計劃預計進行轟炸，破壞古巴的港口和一個隔離檢疫區。但是，儘管有這種敵視，基辛格還是表達了他對古巴革命的歷史領導人的欽佩。他認爲，（卡斯特羅）“可能是當時掌權的最純正的革命領導人”。
實際上在數十年間古巴曾經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神堂，這些革命者在古巴島上接受培訓和得到加強。菲德爾·卡斯特羅還收容了受到華盛頓支持的軍事獨裁迫害來自所有地平線的政治流亡者。這個加勒比島也變成在美國受到迫害的政治戰士的庇護所，如黑豹黨人的某些成員。
菲德爾·卡斯特羅總是將國際人道主義團結作爲古巴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支柱。這樣，在1960年甚至在發展本國的醫療服務之前就這樣做。儘管古巴剛失去了島上6000名醫生中的3000名醫生（在1959年革命勝利之後他們決定移居美國），在智利發生破壞國家的大地震以後古巴向智利提供它的援助。1963年哈瓦那政府派出由55名專業工作者組成的第一個醫療隊到阿爾及利亞，幫助這個獨立的年輕國家應對嚴重的衛生危機。從那時起古巴的對外援助擴大到世界的其他地區，特別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
今天近5.1萬名古巴醫務專業工作者在世界上66個國家工作，其中有25500名醫生，這些醫生中女性佔65%。從革命勝利之日起，古巴在158個國家完成了近60萬次使命，共有32.6萬名醫務專業工作者參加。從1959年起古巴醫生完成了12億人次以上的門診治療，幫助230萬產婦，實施了800萬次外科手術，爲1200多萬孕婦和兒童注射了疫苗。
另一方面，古巴培訓了來自全世界的幾代醫生。總計培訓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121個國家的38920名醫務專業工作者，特別是通過1999年成立的拉丁美洲醫學院。除了在古巴拉丁美洲醫學院學習的醫生（每年近1萬人畢業），哈瓦那還對培養世界上10個國家的醫學系29580名學生做出了貢獻。
“奇蹟行動”是古巴團結政策的象徵。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現在世界上有近2.85億人是視力缺陷的受害者，其中3900萬人是盲人，2.46億人出現視力急劇減退。該組織指出，這些人幾乎90%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近80%的視力缺陷是可以治癒的。“白內障”繼續是致盲的第一個原因。這些眼睛的疾病首先（65%）影響到50歲以上的人（佔世界居民的20%），由於人口的老齡化這一比例將會增加，同時也影響到1900萬兒童。面對這一事實，菲德爾·卡斯特羅2004年7月決定在“奇蹟行動”的名義下，發起一個廣泛的大陸人道主義的運動，這得到委內瑞拉的幫助。該運動的目標在於免費爲拉丁美洲患有白內障和其他眼病，但是不可能爲一次手術價值從5000美元到1萬美元資金（根據不同的國家）的窮人免費做手術。這項人道主義的使命擴大到了其他地區（非洲和亞洲）。共有165個古巴的機構參加“奇蹟行動”。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15個國家（古巴、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海地、洪都拉斯、巴拿馬、危地馬拉、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圭亞那、巴拉圭、格林納達、尼加拉瓜和烏拉圭等）擁有49個眼科中心。從2004年起使35個國家近300萬人恢復了視力。
關於教育，2003年根據菲德爾·卡斯特羅本人的建議，古巴制定了“是的，我能夠”掃盲計劃，目的是幫助其他國家掃除文盲。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統計，在世界上有7.96億成年人文盲，或者說文盲佔世界人口的17%。98%以上的文盲在第三世界國家，其中三分之二是婦女。於是科教文組織發出號召到2015年將文盲的數量減少50%。聯合國的這個機構指出，在這個領域取得的進步“是在絕望和分散的最壞的情況下最好的結果”。“爲了扭轉這個趨勢需要世界各國政府下決心採取行動”。科教文組織透露了一個例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這種例外部分原因是由於古巴的“是的，我能夠”計劃：
古巴政府2003年創立的“是的，我能夠”計劃已經取得了廣泛的成果……到2008年該計劃在19個拉丁美洲國家中的12個國家實施，在玻利維亞多民族國家、厄瓜多爾、尼加拉瓜、巴拿馬和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它成爲支持普遍掃盲更廣泛的戰略的一部分。
根據何塞·馬蒂總結的“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和爲其他人的教育支付做出貢獻的權利”的哲學思想，古巴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教育研究所2003年提出了“是的，我能夠”計劃，旨在掃除不識字的成年人文盲。獲得閱讀、書寫和算術的能力對於享受一種完全的公民權是必不可少的。是反對排斥和貧困的第一個堡壘，將會實現馬蒂所說的“人的全面的尊嚴”。科教文組織強調“教育拯救生命：當母親的入學水平更加提高時，兒童的死亡指數就低”。這樣，如果所有的婦女都讀完中學，每年就可以挽救180萬兒童的生命。同樣，兒童的健康得到更多保護：“孩子的母親上過學，孩子表現發育後退或體重不足的可能性更小”。
“是的，我能夠”計劃在委內瑞拉成功實施，在那裏150多萬人掃除了文盲，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尼加拉瓜是最近十年唯一擺脫了文盲的拉丁美洲國家。這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可的。在本大陸和世界的其他國家如新西蘭也採用了“是的，我能夠”計劃，採用的一些語言其中有法語和印第安語言（瓜拉尼語和馬奧里語）實施該計劃。
“是的，我能夠”計劃也在西班牙採用。塞爾維亞市要求古巴老師提供服務，由卡洛斯·莫里納·索托教授協調，以便教該市的公民讀和寫。該市在進行一項研究之後發現安達達露西亞首府70萬居民中有3.4萬人完全是文盲。在兩年內有1100名成年人在該市開設的30個掃盲中心學習後掃除了文盲。西班牙有200萬文盲，其他市正在研究在它們的土地上實施古巴的方法的可能性。
在澳大利亞這種掃盲的方法被用於土著居民—60%是文盲—他們在三個月內學習讀和寫。除了閱讀、書寫和基礎數學，古巴還向他們提供學習使用新技術的可能性。但是，澳大利亞的人文發展指數佔世界第二位，僅次於挪威。
“是的，我能夠”計劃由於它對人類的教育的貢獻，2006年得到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頒發的塞洪國王掃盲獎。該組織總幹事伊裏娜·波科娃讚揚這一掃盲方法，強調它的南—南合作榜樣的特徵。事實上從2003年起這項計劃幫助不同的五大洲900萬人學會了讀和寫。
從團結的意義上說，菲德爾·卡斯特羅使古巴成爲跟隨的模式，表明它可能爲改善世界上受害最深的人的命運做出貢獻。古巴革命的領導人在他國際行動的中心將慷慨無私給予最貧窮的人，菲德爾·卡斯特羅變成無私的國際主義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