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明萬曆八年)8月7日,祖籍羅馬教皇國馬切拉塔(今意大利馬爾凱大區)的羅馬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開啓了西學東漸、東學西漸的漫漫長路。
在清初,這種交流曾一度十分熱烈,孔子思想和中國文官選拔制度成爲西方啓蒙主義思想的推動力之一,而洋槍洋炮、西洋鐘錶、眼鏡、肥皂等近代西方科技產物,和部分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也被介紹到中國來。
然而這一交流的基礎卻十分脆弱。在中方看來,西洋人的長處在於“奇巧淫技”,而其思想、理論則是異端邪說,遠不如中國的經史子集。而在這些來華的外國傳教士看來,他們推廣西方文化、爲清廷造槍炮,都是爲了更好傳教,在他們看來,這些西方文化產物是“末”,而傳教纔是本職,且這些人中大多數對西方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只是一知半解,有些甚至毫無興趣,這使得彼此的交流大打折扣。
1704年11月20日,在原教旨的意大利傳教士黎安當推動下,羅馬教廷宣佈不許中國信徒尊孔祭祖,被激怒的康熙隨即下令全國禁絕基督教,中西交流的黃金時代,也因這次飛來橫禍,暫時戛然而止。
然而被禁絕的僅僅是基督教在中國人中的傳播,許多西方人仍然在中國活躍,中西文化交流仍在進行,只是規模和範圍被嚴格限制。
在宮廷裏,清初幾位皇帝對西方事物有不同程度的興趣:順治對基督教有一定好感,並在皇宮內接種牛痘；康熙對數學、天文學都有濃厚興趣；雍正酷愛眼鏡、西洋發條玩具,還曾經吃西餐,戴上西洋假髮畫像；乾隆是出了名的自鳴鐘愛好者,當英國特使馬爾戛尼來訪並呈上自鳴鐘時,他曾不屑一顧地表示,自己的收藏遠比英國人送來的更好。
在民間,儘管清代實行海禁,中國人出洋受到嚴格限制,但西方商人仍可在廣州,通過“十三行”與中國做貿易,大批茶葉、瓷器被銷往歐美,這些西洋商人也扮演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德化、景德鎮的瓷器上出現了西洋神話故事,而荷蘭的代爾夫特、法國的利莫日也在交流中逐步成長爲西歐的“瓷都”。
此期間中國境內介紹西學的書籍很少,但西方卻開始流傳着介紹中國的書,如安文思的《中國新志》,卜彌格的《中國植物大全》《中國道德與哲學》等,在西方掀起了一陣中國熱。
鴉片戰爭迫使中國一點點打開了大門,五口通商和隨後的太平天國運動,讓更多的外國人開始到中國來尋找機會和運氣。和此前以傳教士爲主的單一結構不同,這時期來華的洋人呈現出明顯的多樣性。
他們中有許多是商人,也有野心勃勃的冒險家,如美國人華爾,後來招募中國人組建洋槍隊,幫助鎮壓太平天國,成爲中國採用西法練兵的開山鼻祖；美國人白聚文,曾接替戰死的華爾任洋槍隊統領,後來卻叛投太平天國,企圖跟洪秀全聯手滅清,平分疆土,遭拒絕後多次在清、太間來回“跳槽”,成爲各方聚焦的風雲人物。
隨着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清方洋務運動的開始,更多的“洋員”滲入中國社會,如英國人赫德壟斷了中國海關關務；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幫助中國建立馬尾船廠,成爲中國近代工業的開端；英國人戈登等幫助李鴻章等練兵,琅威理等協助中國建成當時號稱遠東第一的北洋艦隊。由於洋務運動的重心在北洋大臣駐地——天津,當時的天津成爲洋人聚居的又一勝地,這些人有的試圖影響中國政治、經濟,有的則將從鐵甲艦到火柴,五花八門的洋貨推銷到中國。
毋庸諱言,這些洋人中有許多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的到來,使得中國主權喪失,資金外流,如赫德主持海關,使得中國喪失海關權大半個世紀；法國人援建的馬尾船廠“像個大玩具”,10年苦心經營,卻抵擋不住法國遠征艦隊的一次襲擊。但在客觀上,洋人的大批涌入,讓中國人更感性地瞭解到,西方的強大並非僅僅由於“奇巧淫技”,“船堅炮利”,而是由於科學、文明和體制的進步,中國開始系統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思想和制度,正是從這些各懷心思的“洋師傅”涌入中國開始的。
辛亥革命後,來華的外國人更呈多樣化趨勢,其中多了學者、教育家和記者的身影。
中國政體的劇變引起許多外國學者的濃厚興趣,其中一些人試圖“爲帝王師”,兜售自己的理論,如美國學者古德諾就曾任袁世凱顧問,兜售過“中國不宜共和論”,另一些學者,如印度大學者泰戈爾,則抱着文化交流的興趣來華訪問。
庚子賠款讓中國大傷元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又讓中國收回部分權益,其中一部分返還的庚子賠款被西洋人用於發展教育,這筆資金吸引了孟祿、推士都、麥柯爾和司徒雷登等人來中國發展教育,燕京、南開、暨南、同濟等一批近代高等學府,都因此擁有了或多或少的外國血統。
還有一些外國學者則在中國農村開展調研,蒐集了豐富的資料,他們中包括明恩溥、凱恩、迪特莫爾、白斐德、甘布爾、戴樂仁、白克令等等,他們以“旁觀者清”的視覺和現代統計手法,爲中國農村的改革積累了寶貴的素材。
外國記者並非在這一階段才進入中國,但在20世紀上半葉,他們卻發揮了更突出的作用,《時代週刊》大篇幅報道中國抗戰,曾震撼了歐美,爲中國贏得國際普遍同情,而“3S”(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拉)在中國現代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的獨特地位,更是難以磨滅的。
新中國建立後不久,傳教士和大多數在華西方人離開中國,但“蘇聯老大哥”又在社會各個層面充當了獨特的橋樑作用,直到中蘇論戰,這種友好關係才戛然而止。此後直到1979年改革開放,在華的外國人如鳳毛麟角,但絕非銷聲匿跡,拍紀錄片的荷蘭人伊文思,教排球的日本人大鬆博文,武漢的“一米七”和德國專家樓,中蘇關係最緊張時從蘇聯進口的直升機……一些外籍教師、專家也依然在學校、電臺等崗位發揮重要作用,他們的存在,讓中國不至於徹底被外界遺忘。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開了中國國門,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爲地球村的一個重要成員,在北京、上海的街頭,您隨時可能碰上任何一個領域的國際名人,“文革”期間,後來擔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騎自行車上街,曾每每被好奇的中國民衆“善意圍觀”,而當他的兒子、小布什總統來華訪問時,人們已經可以處之泰然了——反正自里根之後的每一任美國總統,都來過至少一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