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近代日本長達五十年的侵華歷史，就會發現這樣一個類似的鬧劇一再重現——每次日本在挑起侵略戰爭之前，總會找出一個非常弱智的藉口，給自己的侵略行徑做出“合理”的理解釋。比如人盡皆知的“盧溝橋事變”，日軍的藉口就是一名在盧溝橋演習的士兵失蹤。
不過，最近幾年日本右翼團伙又給“盧溝橋事變”和入侵華北找到了一個貌似更合理的藉口，那就是“通州事件”。按照日本右翼的說法，駐守通州的中國軍隊“屠殺”了500餘名日軍和日企員工、日僑。正是由於中國軍隊的這一“暴行”，才招來了日軍以進攻盧溝橋和北平進行報復。
那麼，日本右翼這套新說辭，究竟有多高的可信度呢?其實，只要瞭解一下“通州事變”的來龍去脈，就能發現這個藉口並不比“士兵失蹤”更高明。
事件起因要從1935年11月說起，當時大漢奸殷汝耕在日本的策動下，悍然宣佈脫離民國政府管轄，宣佈獨立，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並組建了一支17000人的“保安隊”作爲漢奸武裝。
1937年7月27日，冀東保安隊接到日軍的命令，要求他們向駐守在通州附近的二十九軍一個營的中國軍隊進攻。保安隊官兵雖然加入了漢奸武裝，但畢竟良心未泯，不願向中國人開槍，所以拒不從命。惱羞成怒的駐通州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竟然下令日軍飛機轟炸保安隊駐地，炸死炸傷10多名保安隊士兵。
駐地遭到轟炸，保安隊第一總隊隊長張慶餘找到細木繁評理，卻遭到細木繁的辱罵訓斥，兩人憤怒之下拔槍相向。保安隊官兵滿腔怒火，誰都咽不下這口怨氣。張慶餘回到駐地後，立即與第二總隊隊長張硯田商量，決定在29凌晨發動起義。
28日晚12時，4千多名起義官兵衝出軍營。狂妄的細木繁認爲只要自己出面訓斥幾句，就能鎮壓住這場“譁變”，沒想到他剛帶領特務隊來到保安隊軍營門口，就陷入中國士兵包圍，幾十名日本特務頃刻間全部被殲滅。
隨後，起義部隊與駐紮在通州的300名日軍爆發激戰，經過半夜的交火，日軍大半被擊斃，其餘的狼狽逃竄。在戰鬥中，起義部隊也有二百名戰士犧牲。日軍設在通州的軍警憲特機關和僞“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全部被起義部隊搗毀，第一總隊日本顧問渡邊少佐、教育廳顧問竹騰茂、憲兵隊長河田、通縣顧問申茂和特務機關長細木繁全部斃命。同時，一些日企員工和日本僑民也被起義部隊捕殺。據說，此次起義共擊斃日軍、日特、浪人和日僑500多人。
聽到保安隊起義的消息，殷汝耕嚇得躲到房間的櫃子頂上，被起義士兵搜出，準備押解回北京城。然而，當起義部隊途經德勝門外時，與日軍發生遭遇戰，殷汝耕乘機逃脫，僥倖多活了十年，直到1947年12才被民國政府處以極刑。之後，通州起義部隊分批趕到保定，參加了抗日軍隊。起義總指揮張慶餘受到蔣介石接見，並被晉升爲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
通過上述史實可以看出，“通州事件”爆發的時間比“盧溝橋事變”晚了二十天，當時北平已經處於日軍包圍之中，由此可見日本右翼宣揚的“盧溝橋事變”和進攻北平是爲報復“通州事件”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僅僅是另一個弱智的藉口。至於日本媒體炒作中國士兵在“通州事件”中“屠殺”日企員工，也屬於無理狡辯，實際上那些日企員工絕非無辜。
當時，日本在華企業不僅在經濟上充當掠奪中國資源的急先鋒，而且很多日企員工都充任間諜，刺探中國各方面的情報。很多大型日企的高管，都是侵華政策的倡導者和鼓吹者，比如“大東亞共榮圈”這個概念，就是“滿鐵”總裁松岡洋右最先提出的。在侵華期間，大量中國勞工被綁架到日佔區與日本本土做苦力，更是衆多日本企業與軍方聯手犯下的罪行。所以，那些日企員工表面上看似沒有在戰場上屠殺中國人，但他們與日軍同樣是侵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必須用自己的生命爲日本的侵略行徑買單。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殺歷史檔案申遺成功，一夥日本右翼立刻坐不住了，於2016年6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遞交申請，試圖爲“通州事件”申遺。日本右翼分子的這種做法，要麼是真的不懂歷史，要麼就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這句話雖然粗俗，但用來形容某些日本人的思維方式，還是很貼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