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槍打響於中午時分。那是1917年4月24日，都柏林的一個週一，約有1200名愛爾蘭政府軍剛剛開始了佔領郵政總局的行動，在那兒，很快將建立起一個臨時政府。目的是什麼?是爲了建立擁有32個郡、獨立於英國的愛爾蘭國家。反叛的時機非常重要;當英國政府正疲於應對一戰，愛爾蘭的反叛者們認爲自己迎來了一個打敗分心敵人的好時機。
在這場爭取獨立的戰鬥中，還有另一場鬥爭——爲所有愛爾蘭公民爭取平等的權力。女性不僅活躍於復活節運動中，也積極參與了即將簽署的《復活節宣言》。然而，儘管她們在這場反叛運動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復活節起義過去一個世紀後，這些女性的故事、參與和影響，都被歷史抹去了。
正午剛過四分，郵政總局的臺階前，帕特里克·皮爾斯(Patrick Pearse)誦讀了反叛者們的《復活節宣言》。這份宣言中，既提到了愛爾蘭的男性，也提到了愛爾蘭的女性，宣誓“宗教和公民自由，所有公民的權利與機會一律平等”。當歐洲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女性還不具備投票權，《宣言》提到了女性平等的權利，這可謂是革命性的行爲。雖然當初是誰堅持將平等納入了表述如今無從查究，但這一進步的信息得到了反叛者領導人傑姆斯·康納利(James Connolly)和女伯爵康絲坦斯·馬克維奇(Constance Markievicz)的強烈支持。
馬克維奇女伯爵是民族主義團體Cumann na mBhan(“女性聯盟”)的活躍分子。這個組織成立於1914年，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以實現女性平等和愛爾蘭國家獨立爲目標。這些女性不僅願意將自己的生命拋撒於愛爾蘭獨立的道路，她們也是爭取土地改革、勞動者權利和女性選舉權等許多社會改革的鬥士。當其他男性主導的民族主義團體聯合起來打擊復活節起義時，“女性聯盟”在政治領域活躍的成員紛紛加入她們的行列。
反叛者們成功了，這部分得益於英國軍隊的瓦解，民族主義者還佔領了一些在政治上有着顯著地位的地區。然而，起義的反叛者們沒能掌控城市的交通運輸網絡，這讓英國當局得以調遣數千增援部隊，扭轉了戰局。六天六夜的戰鬥過後，反叛者們意識到自己在人數、領土和武器上都有些寡不敵衆。護士伊麗莎白·歐法洛(Elizabeth O’Farrell)是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也是“女性聯盟”的一員，她被選爲叛軍代表，宣讀投降宣言。
歐法洛抓起一個紅色的十字徽章和一面白旗，勇敢地走向英國軍隊。儘管她在愛爾蘭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中扮演着這樣一個角色，但就文字資料而言，她似乎從那個時代的那段時期上消失了。一張照片拍下了帕特里克·皮爾斯的官方投降儀式，歐法洛當時安排並參與了這場儀式，但畫面中卻只有皮爾斯，只有歐法洛靴子的一角，證明了她當時的存在(而即便如此，在復活節起義後的很多年中，這僅存的一角也常常被英國媒體裁剪掉)。
隨後，3400多名反叛者被捕，其中16名被處決——《復活節宣言》的7位簽署者全部在內。女伯爵馬克維奇是唯一一位被判處死刑的女性。不過，她的性命得到了寬恕。因爲就在前一年，德國處決了伊迪斯·卡芙爾(Edith Cavell)——一個英國護士，她在戰線前方的盟軍和德軍間搖擺。英國公衆對這次處決的強烈抗議，讓英國政府對馬克維奇的判決有些束手束腳。取而代之的是，馬克維奇同其他76名女性反叛者一同被囚禁了起來。
出獄後，馬克維奇成爲了第一位當選英國下議院議員的女性(不過，與其他民族主義者一樣，她拒絕了這個席位)。之後，馬克維奇出任了新成立的愛爾蘭共和國的勞工部長。
愛爾蘭自由邦建立之時，共和國已經將女性的權利(包括21歲以上婦女的完全投票權)寫入1922年的憲法章程。但是，這些成果很快就被顛覆，由於後起義時期，民族聯盟失去了大多數進步成員，天主教會對這個自由國家的影響日益增加。婦女權益領域最突出的批評家是埃蒙·戴·瓦勒拉(Eamon de Valera)，他拒絕讓女性參與復活節起義。瓦勒拉當選首相後，在他的領導下，起草了1937修正憲法，嚴重剝奪了婦女的權利，制定離婚禁令並提出了女性照料家庭與家族的義務。
就在《復活節宣言》宣誓了所有公民平等權利的一個世紀之後，愛爾蘭和許多國家一樣，依然爲了履行這項承諾而苦苦掙扎着。歷史學家們努力恢復馬克維奇女伯爵和歐法洛等女性在歷史中應有的位置，一個關於愛爾蘭獨立與平等的更加豐滿的故事，似乎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