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是每一個人的第二故鄉——托馬斯·傑斐遜
1940年的春夏之交,美麗的巴黎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之下,街頭人羣熙熙攘攘,一片太平安詳的景象。此時波蘭、丹麥、挪威均已淪於德軍鐵蹄之下,但法國人民卻依仗着馬其諾防線,自覺防禦固若金湯,不必擔憂任何敵人來犯。
然而大禍突然臨頭,1940年5月10日,德軍在西線發動閃電戰,揭開了長達五年之久的法蘭西悲劇的序幕。
關於這段歷史,後世留有不少著作。我想在這裏推薦威廉·夏伊勒在1969年所著的《第三共和國的崩潰》。夏伊勒是一位著名的美國作家,早在1960年就以《第三帝國的興亡》爲國人所熟知。不過這兩本名著有很大的不同,《第三帝國的興亡》充滿了對希特勒暴政的痛恨和鞭撻,而《第三共和國的崩潰》雖也有對當時法國的嚴厲批評,但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完全是另一種筆調,讀後令人爲之動容。
《第三共和國的崩潰》的中譯本有上下兩卷,厚達一千三百零四頁,內容極爲豐富,在此重敘一遍,實無必要。作爲專事法國史研究的學人,我只想結合本書所觸及的幾個重要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這樣做或許更合適一些。
社會的分裂
在普法戰爭的炮火中猛然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並未給法國帶來安寧和穩定,在七十多年的時間裏,伴隨着這個共和國的是可怕的社會分裂和動盪。
自1886年至1889年,時任陸軍部長的布朗熱掀起一場對德復仇運動。初看起來,這似乎是常見的沙文主義的表現,但實際卻是法國固有的君主主義反對共和主義鬥爭的延續。
時隔不久,1894年法國又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事件。當年法國參謀部的一位猶太籍上尉軍官德雷福斯突然被指控爲通敵分子,迅速被革職,並處以終身流放,國內立即掀起一股反猶浪潮。不久,真相即告大白,原來德雷福斯完全是無辜的。而政府仍知錯不改,國內各階層爲此展開激烈爭論:支持德雷福斯的有進步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者、激進黨人和部分共和黨人,他們組成“人權聯盟”,強烈要求重審德雷福斯案;教權主義者、反猶主義者和部分民族主義分子則組成“法蘭西祖國聯盟”反對重審,成爲反德雷福斯派。著名作家左拉爲此發表的“我控訴……”宣言成爲德雷福斯派的一面旗幟,而反德雷福斯派也搖旗反撲,全國頓時分成水火不相容的兩個陣營。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告德雷福斯無罪,長達十二年之久的德雷福斯案遂告終結。這表面上看起來僅是種族之間的矛盾,但實質上卻是左右兩派的又一場博弈。
1934年,法西斯分子在巴黎舉行暴動,試圖奪權,遭到進步力量的反擊,未能得手。此後法國左右兩種力量較量得非常激烈。1935年,法國共產黨、社會黨、激進社會黨組成人民陣線,並在次年的大選中取勝,獲得組閣權。隨後社會黨的勃魯姆和激進社會黨的達拉第先後領導政府,因內外政策與右翼發生嚴重分歧,進一步激化了法國內部的矛盾。正是在社會四分五裂的情況下,法國迎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又遇上了德國這個強手,豈有不敗之理?
作者在本書中花了不少筆墨來敘述第三共和國內部發展的歷史,其用意即在告知讀者,這個國家在二戰中的潰敗並非偶然。
虛設的國防
法國以極爲慘重的代價贏得了一戰的勝利。戰後法國擁有大軍百萬,稱霸歐陸,氣勢不可一世。雖然戰後軍事技術迅猛發展,坦克和飛機均已日益顯示其威力,但經過一戰的一批老將,如貝當、魏剛、甘末林等,均自恃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對此不屑一顧。直到1937年底,法軍中仍然有些高級將領出來大聲疾呼,要求重用騎兵,使他們擔當起繁重的偵察任務。
掘壕固守、消極防禦長期被法軍奉爲圭臬。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國防部長馬其諾將軍的主持下,耗費六十億法郎的巨資,沿着法德邊境修築了長約四百公里的堡壘羣,共有五千八百個永久性工事,這就是聞名於世的馬其諾防線。
法國政府以爲有此防線即可高枕無憂。然而在戰爭中,當德軍穿過法比邊境直趨巴黎時,這在紙上被描繪成“堅不可摧”的偉大工事,立即化爲一堆廢銅爛鐵,起不到任何作用。
戰後馬其諾防線依然健在,不過它已不再用來打仗,而是作爲戰爭史上的一大笑話,變成了一個供遊人欣賞的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