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去表面荒唐無稽的浮沫，從各種戲劇作品講述的“狸貓換太子”傳說背後，洞察到的將是一個時代歷史的大真實。北宋與南宋，在非常時期，又有過幾次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臨朝，真宗劉太后臨朝時期，在士大夫規制下的種種言行，都成爲了祖宗法，成爲效法和遵守的規範。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劉太后臨朝十二年，初期的士大夫政治經歷了正常時期，也經歷了非正常時期。其間還伴隨着黨爭的風起雲涌，驚濤駭浪。這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全經歷，短短几十年的初期士大夫政治便把此後幾百年的政治梗概全面演習了一遍。於是，宋代的真宗時代與後真宗時代，便成爲此後歷史的故事與先例。而那一時代僅僅一兩代士大夫的短期作爲，卻引導了此後的長時段的歷史走向。這一切，都是“狸貓換太子”傳說背後所潛藏的真實。對此,本文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一些不爲人知的重大隱密亦得以揭示。
引言：“狸貓換太子”傳說由來
與宋真宗與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1.“狸貓換太子”傳說
“狸貓換太子”的傳說盡管在元雜劇中已略見雛形，但最終形成則很晚。孫楷第先生的《包公案與包公案故事》考證說：“宋真宗後劉氏謀害太子事發起於元曲(指元雜劇《抱妝盒》) ，更張於《桑林鎮》(見於明人《包公案》)，集成於《萬花樓》(指清人所作《萬花樓楊包狄演義》)。但自《桑林鎮》以下，都是粗疏脫略的民間傳說。到了《忠烈俠義傳》才爲之補充繕完，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換太子’話本。”由於富有戲劇性，後來便被演繹成爲京劇、越劇等多種藝術形式，遂爲衆所周知。近年，又有了長達30集的電視連續劇的《大宋奇案狸貓換太子傳奇》，便更爲家喻戶曉。
儘管耳熟能詳。在這裏我還是想先簡單敘述一下原始的傳說。傳說在宋真宗的皇后去世後，劉妃和李妃都懷上身孕，爲了爭奪皇后之位，劉妃串通太監和產婆，在李妃分娩昏迷之際，用一隻剝掉皮毛的狸貓換走剛出生的太子。真宗看到血淋淋的狸貓，以爲李妃產下妖孽，怒將李妃打入冷宮。因此劉妃所生之子被立爲太子，劉妃也被冊立爲皇后。後來劉妃之子夭折，被換掉的李妃之子又被劉妃找到，養爲己子。劉妃又讒害李妃，李妃逃往民間。真宗死去，李妃之子即位。包公包拯遇到流落民間的李妃，得知真相，將李妃帶回京城，設法讓仁宗皇帝與生母李妃相認。真相大白後，已成爲太后的劉氏驚厥而死，悲劇以皆大歡喜收場，包公也被任命爲宰相。
不僅古史有顧頡剛先生所說的“層累地造成”過程，許多距離並不太遠的事件，也存在這樣的現象。歷史上，劉皇后、李宸妃真實存在，並且仁宗確曾被劉皇后養爲己子。從這樣些許的歷史事實而生髮出來的“狸貓換太子”事件，從原始傳說到電視劇本，人物形象愈發鮮明，故事情節愈發曲折，事件構架愈加張大。層累地造成的虛構，早已將那一丁點的真實淹沒。不過，從小說到戲曲，再到電視劇，如同相信其他諸多的歷史戲說一樣，人們也相信“狸貓換太子”事件的真實性。
世上似是而非的東西，最足以迷惑人。少許的錯誤對接，短時期的時間錯位，很少有人去認真追究。比如“狸貓換太子”事件的主人公包拯，在仁宗出生之時纔是十一歲的兒童。包拯儘管在天聖五年(1027)進士及第，但爲了贍養年邁的父母，十年沒有出來做官。在父母去世後，包拯纔開始政治活動，出任知縣。此時已是景祐四年(1037)，“狸貓換太子”的主角李宸妃、劉太后早在四、五年前已經相繼死去。但由於包拯的確主要活躍於仁宗時期，又曾做過諫官、御史，清要職名也帶過龍圖閣直學士，擔任過相當於北京市長的權知開封府，最終儘管沒有做到宰相，但也在去世前一年做到了主管全國軍政的副長官樞密副使。包拯的這些經歷與“狸貓換太子”傳說在時期和史實上並沒有太大的錯位。這種似是而非，便讓一般人相信“狸貓換太子”確有其事。
“狸貓換太子”事件，從原始傳說到電視劇本，出場人物多是實有其人，仁宗被劉皇后養爲己子又實有其事，因此可以說，整個故事是在真實基礎上的虛構。擔任知諫院的包拯在皇祐二年(1050)曾參與處理過詐稱皇子事件。有人考證，說“狸貓換太子”事件是說書藝人對此事的焊接。其實，依照說書藝人的文化水準，不見得會知道這一不大引人注目的事件。根據前面孫楷第先生所述，“狸貓換太子”傳說，於元雜劇初見形跡，在明代又有更張，至清代方完全形成。從這一過程看，明代實爲重要的一環。從《水滸傳》到“三言二拍”，明人寫小說多託宋人而言時事，“狸貓換太子”情節想像的產生，大概不能說與明憲宗時萬貴妃謀害太子之事完全無關。還有學者認爲，“狸貓換太子”傳說的形成，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借用了《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中太子轉生成銀蹄金角牛犢以及《大阿育王經》中的豬崽換太子的故事。
儘管如此，透過“狸貓換太子”傳說，實在可以洞察宋代政治不大爲人所道的真相，而這纔是“狸貓換太子”傳說所體現出的另一層深刻意義。
2.傳說背後的真實：宋真宗與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狸貓換太子”的原始傳說，訴說的基本上是一個反映個人恩怨的悲劇，劉皇后雖然兇狠惡毒，但與政治關涉不多。而到了根據一定史實大加鋪衍的最新版本的電視劇那裏，便在歷史的政治時空中展開了這一傳說。我們的考察將兼顧原始傳說與最新版本，嚴格依據史實，無一事無來處。我想，這樣的考察將有助於人們認識“狸貓換太子”傳說所投射的時代。
宋太祖憑藉實力奪得政權，宋太宗則是在“燭影斧聲”的疑惑之中登上的皇位，宋真宗纔是宋朝第一個正常繼統的皇帝。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在嫡長爲繼的傳統下，本來輪不到真宗來承繼大統，可陰錯陽差居然就落在了他的頭上。
從成爲繼承人的時代開始，長期嚴酷的客觀現實與巨大的心理壓力，終於鑄成了真宗庸懦的性格。
真宗的庸懦卻給士大夫們重塑皇權帶來了契機，給中國歷史後來的政治走向帶來了契機。在“燭影斧聲”之下不清不楚登上皇位的太宗，最初想收復被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燕雲十六州，以不世之功樹立威望，沖淡人們對他即位的疑惑。連連敗北後，將精力轉向內政建設。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充斥的，多是後周入宋和降服後諸國的官員，並且隨着時光的流逝，這批官員也在逐漸老去。維持王朝運營的官員急待補充。有鑑於此，太宗毅然擴大科舉取士的規模，由原來一榜取士十幾、幾十人驟然擴大到幾百人、上千人。十幾年下來，宋王朝的統治機器，從中央到地方，終於由自己培養的士大夫全面接手。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大批讀書人通過科舉及第走上仕途。其中的出類拔萃之輩迅速脫穎而出，十幾年不到，便登上了政界的制高點，或是成爲代掌王言的翰林學士之類，或是成爲宰相、執政。貫穿了整個真宗朝的幾個主要宰相，都是在太宗朝進士及第的士大夫，如李沆、王旦、寇準都是太平興國五年(980)的進士，而王欽若、丁謂則是淳化三年(992)的進士。太宗朝的進士到了真宗朝，蔚成氣候，開始了全方位的掌控，士大夫階層全面崛起，士大夫政治從此形成。
在士大夫政治形成初期，以這幾個宰相爲主的士大夫精英的活動，無論忠奸美醜，都給士大夫政治打下了鮮明的印記，爲後來明確的理論建設提供了最近的審視與解剖的活體。降至仁宗朝，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發軔的政治文化重建，最主要的參照系就是剛剛過去的真宗朝。從仁宗朝開始的政治文化建設與理學創生，其主要資源就是來自真宗朝的政治實踐。因此說，研究宋代以及宋代以後的歷史，真宗朝實在可以說是一個極爲重要的起點。真宗朝君臣的共同行爲所形成的祖宗法，又對後世的君主形成規範。從真宗朝開始，士大夫政治走上君主合作下的宰輔專政軌道，而皇權的實際政治空間則日漸狹小，逐漸走向權威化、象徵化。
傳說背後的真實：皇帝參與的政變
1.劉皇后的出場。
“狸貓換太子”事件的主角劉皇后，其活動不僅貫穿整個真宗朝，與真宗淵源深厚，還在真宗後期和仁宗前期對宋代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實在是不亞於其他宋代皇帝的一個重要存在。
劉氏身世不明，《宋史·后妃傳》的記載屬於顯赫後的僞造，不足爲信。從少年時代起，四川出身的劉氏便走上街頭，成爲撥鼓賣藝的藝人，後來嫁給銀匠龔美。由龔美攜至京城，轉讓給還是皇子的真宗。堂堂皇子跟一個來歷不明的賣藝女子交往，很快爲奶媽告發，劉氏被太宗下令趕走。
至道三年(997)，真宗即位，終於如願以償，將劉氏迎入宮中。此時的劉氏已經接近三十歲。時光飛快，又過了十多年，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在前幾年成爲修儀的劉氏升爲僅位於貴妃、淑妃之後的一品德妃。是年十二月接近月末的一天，真宗在皇后去世的第七年終於立劉氏爲皇后。劉氏成爲皇宮中的女性之首、母儀天下的皇后，若從她結識真宗時算起，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即使從進宮算起，亦已走過了十五年。這一年，劉氏已經四十三歲。劉氏以這個年齡成爲皇后，比三十二歲成爲皇后的武則天還要讓人吃驚。
宋章獻明肅皇后劉氏
劉氏最終能夠在反對呼聲強烈的情況下成爲皇后，當然主要還是取決於真宗的態度堅決。不過，這並不代表皇權的力量。在士大夫看來，皇帝的皇后是誰，無關乎政局變化，所以沒有徹底干預皇帝的個人私事。此外，這也與首相王旦在最後一刻妥協有關。王旦長年爲相，史載“事無大小，非旦不決”，擁有很大的權威。甚至真宗要舉行封禪大典都要事先賄賂王旦，以取得同意。不過，王旦處理君臣關係的方式非常溫和，跟李沆和寇準都不同，從不勉強真宗。而劉氏當時也很在意王旦的態度。王旦因病沒有上朝，劉氏便勸真宗推遲討論立後之事，後來王旦上疏表示同意，此事方得以決定。
這裏，還需要提及一下“狸貓換太子”傳說的另一個主角李妃。李妃初入宮就被指派給劉氏做侍兒，從此便與劉氏開始了不解的關係。這個比劉氏小十八歲的宮女，在真宗到劉氏那裏去時，被指定爲司寢，因而有孕。大中祥符三年(1010)，生下一子，後爲仁宗。在喪失唯一的九歲兒子之後，真宗復得此子，欣喜逾常。李氏因此被封爲縣君，但還沒有進入嬪妃之列。後來又生下一女，雖然夭折，但此後李氏卻得以進入嬪妃的最低一級五品才人。到了真宗快去世時方升爲二品婉儀。
由於李氏是當時尚爲修儀的劉氏房裏的侍兒，因而所生之子爲無子的劉氏養爲己子，並無不自然之處，而猶如劉氏奴隸一般的李氏也不敢作聲。由於地位的懸殊，李氏根本沒有可能同劉氏爭奪皇后之位，連想都不敢去想。劉氏無須搶奪，更無須以什麼狸貓來偷換。劉氏房裏有了真宗的唯一子嗣，自然也是劉氏兩年後成爲皇后的一個很重的砝碼。
宋章懿皇后李氏
在“狸貓換太子”傳說中有一個情節，說真宗看到李妃產下剝了皮的狸貓，大爲驚恐震怒，指爲妖孽。這很具有邏輯真實。真宗篤信天命鬼神。《宋史·真宗紀》說真宗出生時左腳趾有文成“天”字。其實這不過是新生兒的皮膚皺褶，但真宗相信這是天命的暗示。他長在宮中，幼年時跳上太祖的龍椅玩耍，太祖問他：“天子好作否?”他回答說：“由天命耳。”後來真宗僞造天書，大搞封禪，固然有平衡心理的外交意義，因爲澶淵之盟後宋遼天子互相承認，在出現天有二日的狀況下，要以此來昭示宋朝奉天承命。還有真宗緩解自身精神焦慮的因素，以天書的“付於恆”來強調自身的正統地位。與李妃有關，《宋史·后妃傳》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李妃)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見釵不壞而喜，見狸貓而惡，都反映的是同樣的真實，真宗篤信天命鬼神的真實。
2.走向前臺的劉皇后。
在大中祥符末(1016)，真宗中風病倒。此後幾年，身體有所康復。不過，天禧四年(1020)春，病情再次加重，這便將劉皇后推到了處理政務的前臺。史籍記載：“時上不豫，艱於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不過，劉皇后並不是突然走向前臺的，這之中有一個很自然的過渡。《宋史·后妃傳》記載說：“後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後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引故實以對。”從這段記載可知，劉皇后與唐朝的武則天一樣，不僅通曉文辭，還有見識，成爲皇后之後，在內廷充當了真宗的祕書與助手的角色。從這一角色轉身，直接處理政務，對劉皇后來說，不過是從幕後走向前臺，駕輕就熟。不待真宗去世，劉皇后走向前臺，就意味着後真宗時代已經開始。
3.真宗末年的政局。
天禧三年(1019)，曾擔任過宰相、樞密使的判永興軍寇準，急於重返政治中樞，以犧牲道德原則爲代價，奏上了他素所不信的天書。之後成功地取代政敵王欽若，再度執掌相印。
在寇準拜相的同一天，真宗朝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丁謂也再次進入中書，成爲副宰相參知政事。似乎是上天有意給寇準樹立了一個對立面。
在共事之初，丁謂倒是對寇準恭敬有加，但這樣做有時反而更增加了寇準的鄙視。史載:
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須。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甚愧之。由是，傾誣始萌矣。
這就是漢語中“溜鬚”一詞的來源。寇準如此羞辱丁謂，在丁謂的心裏埋下仇恨的種子。
丁謂報復寇準的機會是伴隨着一場宮廷政變來臨的。在真宗不能處理日常政務的情況下，“政事多中宮所決”，即多由真宗劉皇后代爲處理。這就使頗喜歡干預政事的劉皇后權力驟然增大，並且也給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與組合提供了新的機會與可能。
寇準不是看不出劉皇后權力增大的政治形勢，但寇準似乎有些瞧不起這個出身寒微的女人。當年，真宗準備立劉氏爲皇后時，寇準就提出過反對意見。這件事肯定已使成爲皇后的劉氏懷恨在心。偏偏就在劉氏權勢日增之時，寇準又做了件蠢事。“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這時寇準則堅持要求法辦。結果，深深地得罪了劉氏，徹底把劉氏推到了寇準敵對勢力的一方。
當時朝廷的政治形勢，儘管劉氏權勢增大，但畢竟處於宮內，在發號施令上，則不如宰相有力。因爲從業已形成的政治傳統上，宰相主政，皇帝則基本上是實施名義上的裁決權來支持宰相主政。在皇帝與宰相之間，很少有尖銳對立。因此，當時中書內寇準與向敏中兩個宰相，在權力上足以敵過劉氏，至少可相抗衡。
寇準畫像
不過，暫時的平衡很快被打破了。寇準重要的同盟向敏中於天禧四年三月薨於相位。失去了與皇權的平衡，這就給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機。而朝廷中一些見風使舵之人，也紛紛投靠向丁謂陣營。史載：“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爲馬軍都虞候劉美。時上不豫，艱於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祕，其黨日固。”這就是當時的政治形勢。
4.太子監國之爭。
面對嚴峻的政治形勢，寇準感到已不能再指望病入膏肓的真宗了，決計尋找新的支持力量。劉皇后他無法也不屑於爭取，於是就把眼睛盯在了年僅十歲的皇太子身上，希望利用皇太子的名義來壓倒畢竟不是真正皇權代表者的劉皇后，建立起新的皇權與相權的聯盟。
爲了能利用皇太子，寇準考慮了兩個方案：一是讓皇太子監國，二是讓真宗退位做太上皇，皇太子即位。
然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宰輔專政。宰輔是指宰相和輔弼大臣的參知政事、樞密使等人構成的執政集團。就是說，在正常狀態下的政治運作，是執政集團的集體領導，並不是宰相獨裁。寇準要想實現他的方案，首先要在執政集團內獲得通過。
因爲讓真宗退位的事情過大，所以寇準先是把讓皇太子監國的方案提出，在執政集團中商議。在太子監國的問題上，寇準、李迪與丁謂的意見是對立的。爭論的結果，達成了一種妥協，即皇太子依舊在太子學習的地方聽取日常事務性的彙報，而重要事情還是要聽取真宗的意見。
5.政變：從密謀到未遂。
丁謂的阻撓，使寇準讓皇太子監國的方案未能全面實現。所以寇準便棋走險招，開始嘗試啓動第二方案，即讓皇太子即位，真宗退位做太上皇。歷史上在位的皇帝成爲太上皇的原因很複雜，固然有出於皇帝本人的意願，也有大臣做主的操作。比如南宋高宗、孝宗成爲太上皇是出於本人的意願，而光宗成爲太上皇則是出於大臣們的壓力。不過，無論如何，在程序上，在名義上，都必須要徵得在位皇帝本人的應諾。於是，乘真宗有時還清醒，寇準找機會與真宗單獨談話。史載:“準嘗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寇準在同真宗說了上述的一番話之後，接着又說:“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爲羽翼。”對寇準的話，真宗表了態，即“上然之”。
有了真宗的這一態度，寇準大受鼓舞，打算大幹一場。據記載，寇準的計劃是，“廢章獻(劉皇后)，立仁宗，尊真廟爲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這無疑是一次政變計劃。如果事情成功，不僅會打敗敵手，平彌朝廷政爭，而且寇準也會因此而成爲擁立兩朝君主的元勳。這對他權力的穩固具有重要意義。
儘管事情進行得十分隱密，最終政變還是功虧一匱。寇準在飲酒忘情之際，不慎失言，泄漏了機密，被丁謂的黨羽聽到，立即跑去報告丁謂。丁謂得到情報後，慌慌忙忙半夜乘牛車趕到其黨羽樞密使曹利用家商量對策。第二天，“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詔，是以皇帝的名義發出的命令，體現的是皇權。矯詔，則是僞造皇帝的命令，是對皇權的借用。成功的矯詔便也成爲了真正皇權的實施。對上述記載，值得注意的是，曹利用入宮，找的不是真宗而是劉皇后。是劉皇后矯詔罷免了寇準的宰相。
當計劃被泄漏之後，《長編》記載“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準政事”。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謂等”，即不是丁謂一個人。對寇準的計劃感到恐懼的，都是這一計劃威脅到其自身利益的人。除了丁謂和曹利用之外，還應當包括有劉皇后。於是這些人聯合起來，在真宗面前對寇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這種攻擊無非還是拿真宗作文章。私下勸真宗退位無妨，但一經別人披露出來，就是陰謀廢上的不赦之罪。所以，當初楊億要“夜屏左右爲之辭”，極爲隱密地操作。而計劃一旦曝光，寇準必然會被罷相，真宗也保不了他。
一場驚心動魄的政變，還在計劃之中，就這樣連點響動都沒發出，便流產了。
6.皇帝參與政變的祕密。
寇準的政變目標主要針對的是丁謂集團，但爲何要廢掉劉皇后呢?劉皇后是丁謂集團依靠的大樹不錯，但她畢竟是皇后，是真宗喜愛的妻子呀?同世間的一切事物一樣，人的感情世界其實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患病後的真宗，對劉皇后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真宗並不滿意劉氏過份干預朝政，《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載：“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沒有真宗的這種態度，儘管寇準等人對劉皇后再不滿，也不敢斗膽廢后。因此，上述寇準與真宗談話，“上然之”這樣的表態，實在有無限玄機，其中可能就有對劉皇后處理的計劃在。因此，我推測，實際上這次未遂政變的計劃是真宗與寇準共同策劃的。
宋真宗畫像
從打擊劉氏的目的出發，真宗想採取一些行動。而能幫助他實現這一目的者，只能是與劉氏對立的寇準和李迪等人。《龍川略志》別志捲上載:“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臥枕宦者周懷正股，與之謀，欲令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遂議立太子、廢劉氏、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躺在宦官周懷政大腿上，真宗下達了密令。
所以說，宦官周懷政告訴寇準真宗與他商量的事，決不是他自作主張的個人行爲，而是受真宗之託，傳達給寇準的，等於是給寇準下達的密詔。
在這個計劃中，“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爲太上皇”是真宗要達到的目的，而“誅丁謂、曹利用等”則是寇準要達到的目的。這個計劃體現了君臣二人的互相利用的一面。即真宗要借寇準之手來達到目的，寇準則是要藉助真宗尚能行使的皇權來打擊政敵。
當計劃失敗後，真宗無法面對攻擊寇準的人說出這是他的計劃。這就委屈了寇準，使寇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犧牲品和替罪羊。攻擊的結果使寇準的宰相被罷免。
寇準罷相，只是以太子太傅歸班，並且還封了萊國公，留在了朝廷，偶爾有重大活動還少不了出面。
7.宦官謀劃的武力政變。
寇準留在朝廷，不僅是對丁謂集團的威脅，也給寇準集團的人留下了一線希望。本來事情至此，還可能有迴轉的餘地。因爲這段時間真宗的神志還算清醒，並且在內心是支持寇黨的。然而，寇黨操之過急了。就在寇準與真宗進行上述談話的時候，他們打算進行一次反撲，一舉打垮丁謂集團。史載:
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疏斥(周)懷政，使不得親近。然以上及太子故，未即顯加黜責。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與其弟禮賓副使懷信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製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是一夕，崇勳、懷吉夕詣謂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於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即令衛士執之。
這是一次真正的有計劃的未遂的武力政變。政變的主謀竟是以宋朝防範甚嚴的宦官爲主，這在宋代歷史上是罕見的。這說明連宦官也捲入到了朝廷的黨爭之中。在這次未遂政變中出面的宦官，既有寇黨，又有丁黨。最終是由於丁黨勢大，也是由於丁黨的出色的情報系統，使寇準集團的最後一次掙扎歸於失敗。這次未遂政變，真宗及寇準都未必知情，但卻給丁謂集團徹底清除寇黨找到了藉口，並且使真宗即使是有心袒護也無能爲力了，只能在極爲有限的範圍內，使寇準等人不致被迫害得太過分而已。
從前引史料中“使不得親近”這句話中，已反映出當寇準的第一次未遂政變之後，在丁謂集團的嚴密監視下，包括真宗的親信在內，一般人已不能隨便接觸真宗。這反過來也表明，真宗已處於半軟禁的行動不自由狀態之中了。這次未遂政變促使皇權加速了向劉皇后轉移，並且與朝廷中大權在握的丁謂走向合流，形成了丁謂左右一切的局面。
寇準被視爲這次事件的罪魁禍首，在事發的第二天殺死周懷政之後，又過了兩天，首先整肅了寇準。以與周懷政勾結的罪名，把寇準降知相州。與此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對寇黨開始了大規模的清洗。
乾興元年(1022)二月，一切都被人架空了的真宗駕崩，從此他不再有作爲皇帝的一切煩惱了，然而真宗時代還尚未結束，朝廷的一切都沒有變化，只是皇權以“權處分軍國事”的形式真正轉移到垂簾聽政的劉太后手中。十年後仁宗親政，纔給真宗時代打上了終止符。
傳說背後的真實：後真宗時代的權力博弈
1.與皇太后聯手，丁謂專權
就在真宗駕崩的當月，寇準被丁謂再貶爲當時的煙瘴之地雷州司戶參軍。而李迪則被貶爲衡州團練副使。丁謂又剝奪了在外地領兵的曹瑋的兵權。
在當時的執政集團中，有這樣一個人物值得注意，即前面曾出場的王曾。王曾在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就已經成爲參知政事，後來被時任樞密使的王欽若陷害而罷政。王曾在丁謂專權的時期，審時度勢，相當注意策略，儘可能不同丁謂發生正面衝突。如前面提到的李迪與丁謂爭吵之時，他看出李迪敗局已定，就站在了丁謂一邊。而在貶黜寇準時，他提出的不同意見被丁謂頂回後，也就沒有再堅持。
然而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在不致同丁謂發生衝突的前提下，王曾還是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的。如真宗駕崩之際，遵遺詔“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但丁謂爲了討好劉太后，想去掉“權”字。權是權宜臨時之意，意即在仁宗年幼尚未親征之時暫時由劉太后代理。如果去掉了“權”字，就意味着劉太后的權力被無限擴大。這件事如果成爲現實，不僅仁宗的親政會遙遙無期，而且劉太后也有可能成爲宋代的武則天。所以在這樣的原則大事面前，作爲士大夫的王曾對丁謂說:“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丁謂認真考慮了王曾的這種並不算是冒犯他個人的意見，未再堅持去掉“權”字。
王曾當時的表現，正如《長編》卷九十八所言：“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爲重。”
這件事還透露了一個祕密，即皇帝擬定的遺詔，在公佈之前往往經過了大臣們的改動。這種改動無疑是從一定的利益原則出發的。
2.與皇權分離，丁謂政治結束
真宗駕崩後，“得志便猖狂”的丁謂，在朝廷政敵一掃，兼權軍國事的劉太后又深居內宮，朝廷的一切他幾乎是說一不二。這就更助長了他的專橫跋扈，有時甚至就連劉太后也不大放在眼裏。比如，本來平時是仁宗和劉太后一起接受羣臣例行朝拜，但因爲仁宗年幼，早晨起不來，劉太后就同中書的大臣商量，想獨自一個人接受羣臣朝拜。劉太后提出這一要求時，恰好丁謂告假不在，馮拯等大臣不敢做主，就把事情拖到丁謂來時才商量。丁謂斷然拒絕了劉太后的要求，並且責怪馮拯等人沒有立即向他報告。
丁謂畫像
在劉太后看來，這似乎不是什麼大事。但在大臣以及官僚們看來，皇帝受朝，這是極具象徵性的一件事。如果沒有即使是小孩子的仁宗同在，劉太后單獨是沒有資格受朝的。一旦受朝，就改變了性質。劉太后可以在實際上執掌皇權，但在名分上卻不能代替皇帝。正因爲如此，馮拯等大臣對劉太后的要求明知不妥，不敢答應，推到了喜歡專權的首相丁謂那裏。
丁謂沒有答應劉太后。在這件事上，丁謂並沒有錯，但卻“由是稍失太后之意”。即與劉太后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這也意味着同皇權開始分離。後來，丁謂“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等於是在經濟上對宮廷開支加以限制。這讓劉太后非常不滿。對這件事，《長編》卷九十八記載說“太后滋不悅”。不管行爲正確與否，一旦與皇權發生分離，執政的政治家在派系鬥爭激烈的環境下，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在丁謂的地位發生動搖之時，“朝廷賴以爲重”的王曾開始了他的奪權行動。《東軒筆錄》卷三載: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札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臣、參政，密院須樞密使、副、籤書員同在，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諤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王曾的奏疏，無異是要用集體領導的方式取代在執政集團內丁謂一人的獨斷專行。而“兩宮可其奏”，即對王曾奏疏的認可，則等於是結束了丁謂的專權局面。無怪乎丁謂要“諤然自失”了。或許從這時起，丁謂才意識到他身邊的這個參知政事的厲害，而“由是深憚”。從邏輯上推理，王曾上奏一定是發生在丁謂與劉太后的關係發生裂痕之後。
或許是丁謂厄運的開始，就在這時，發生了負責建築真宗陵墓的內侍雷允恭擅自改變陵墓位置的事件。兼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謂，當時處於“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的狀態，因此要包庇雷允恭。但紙包不住火，“當時以爲移在絕地，於是朝論大喧”。在這種形勢下，權知開封府呂夷簡悄悄開始了調查。除了來自下面的調查，執政集團內部也有動作。《長編》卷九十八“乾興元年六月癸亥”條雖然有所記載，但過於簡略，我想引用基本事實相同而生動具體的《默記》捲上的記載: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爲參知政事，諂事謂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款，必涕泣作可憐之色。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閔然對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甥不肖，爲卒，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爲言。”言迄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爲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曾既污輔臣之列，而外甥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慚言於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爲愧，惟早言於上，庶脫其爲卒之苦耳。”
自後謂數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羞赧爾。”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緩?謂當奉候於閤門。”沂公不得已，遂留身。
既留身逾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盜權奸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齏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
晉公候於閤門，見其甚久，即頓足捩耳雲:“無及矣。”方悟知其令謂自爲己謀，不使之覺，欲適當山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遇謂於閤門，含怒不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賣，含毒而己不覺也。
是日，既至都堂，召兩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祈哀於馮拯、錢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盧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從之。責太子太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防閒沂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這段記載雖然在描寫王曾哀求丁謂方面有些誇張，但比較《長編》的記載，應當說是可信的。讀了這段記載，倒教人對丁謂生出一絲憐憫，而覺得王曾有些過分。
然而，在對付丁謂這樣曾把寇準、李迪、王欽若等所有政敵都打得落花流水的狡猾而兇狠的敵人，王曾不講究策略，不利用偶發事件，不借助皇權，是無法將其打倒的。
在打倒丁謂後，如同丁謂在打倒寇準之後一樣，一報還一報，王曾同樣是在朝野內外清洗丁謂黨羽。
歷來，人們往往僅注意到元祐黨爭的殘酷，而且人們還總是把范仲淹在慶曆新政前後的活動視爲開宋代黨爭之端緒，實際上，丁謂貶黜寇準黨，王曾貶黜丁謂黨，一點也不比元祐黨爭遜色。可以說開啓宋代大規模黨爭的正是真宗朝後期的政治鬥爭。從此，宋代政治史上，大小黨爭連綿不斷，怨怨相報，愈演愈烈。
3.宋世已無武則天
真宗駕崩，使“漸預朝政”的劉氏不再有真宗偶爾掣肘之憂。而專橫的丁謂垮臺，又使劉氏不再有權臣牽制之慮。這種政治形勢，或許讓劉氏輕鬆地舒了口氣，從此可以安心做她的皇太后，臨朝稱制了。
從史籍的記載看，劉太后的確在一些方面顯現出了專權。《宋史》卷三一○的卷末論贊就指出：“章獻(劉太后死後的諡號)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宋史·吳遵路傳》也指出：“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唐代武則天稱帝之前，就已經長期專權。不過，士大夫政治形成之後的宋代政治勢態，已同唐代大不相同。《宋史》論贊接下來敘述：“(李)迪、(王)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
除了對倚仗劉皇后的宦官外戚的專橫進行抵制，對劉皇后本人，士大夫也多不顧慮她不快，敢於犯顏上言。比如對她與丁謂一起迫害的寇準，在劉皇后臨朝之初，便有人要求予以平反。
這一切，形成一種合力，都對劉太后以及宦官外戚造成壓力與牽制，使他們不能過於氣焰囂張。不過，羣臣士大夫所抵制的，只是劉太后及其隨從者明顯的有違士大夫理念和損害王朝長遠利益的行爲，對於與這些關涉不大的人事任免以及正常政務，羣臣士大夫並不是一概加以抵制。
劉太后是宋代第一位臨朝稱制的皇太后。因此，於她於羣臣，相去不遠的唐代的武則天，便成爲一個最近的參照系。對於劉太后來說，最高權力的執掌，必然讓她野心膨脹，內心裏時時浮現出那曾經的唯一的女皇。而這也成爲士大夫的一塊心病，時時防微杜漸，防止武則天在宋朝重現。在《宋史·魯宗道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後默然。”劉太后試探地發問，顯得有幾分心虛。魯宗道果決地回答，痛貶武則天。魯宗道的回答，讓劉太后清楚地意識到，通向武則天的路途是何等的遙遠。
宋章獻明肅皇后劉氏
除了這樣明顯的事情，就是在其他一些具有象徵性的禮儀上，士大夫們也旗幟鮮明地防微杜漸。比如，天聖七年，已經臨朝了八年的劉太后，想在冬至那天讓仁宗率羣臣爲她上壽。《宋史·范仲淹傳》記載了范仲淹的激烈反對：“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意思是說，在宮中，你和仁宗怎麼行禮，那是你們家裏的事，但在朝堂之上，讓天子降等向你朝拜，那會有失體統，開了極壞的先例。
寇準寫過一句詩，叫“趨時事已非”。劉太后生不逢時，具有武則天的能力，擁有武則天的權勢，但生活在士大夫階層空前崛起，成爲政治舞臺主宰的時代，便註定她無法成爲武則天。
4.未可厚非呂夷簡。
呂夷簡其人，由於在仁宗朝與名臣范仲淹的恩怨糾葛，便很不幸地成爲了日後成爲士大夫精神楷模的范仲淹的對立面。儘管他還沒有被視爲奸臣佞臣，但至少被看作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權臣，並且還老奸巨滑。
這樣看呂夷簡，實在有些偏頗。長期以來，人們習慣用感情來體味歷史，而不是用理性來思考歷史。用感情來體味，便會阻斷對傳統評價的理性分析。而學者的人云亦云般地跟古人學舌，又會誤導今人和後人對歷史的準確認識。前面提到過，在真宗去世後擔任權知開封府的呂夷簡，在粉碎丁謂集團的戰役中擔任了側翼進攻。丁謂當時儘管已與臨朝的劉太后在結盟方面出現裂痕，相比較寇準、李迪，還處於同一戰壕。打垮丁謂集團，是以擅自移動真宗山陵這樣同樣是神道設教的迷信理由，作爲丈夫並且是權力根源的真宗，劉太后無法拒絕在羣情激憤的形勢下王曾和呂夷簡提出的這種理由，尚且當時她與丁謂的關係已有齟齬，也樂得藉此剪之。不過，除掉丁謂，從政治策略上看，劉太后勢力無異於斷掉一臂。從此，朝廷政治重歸正軌，劉太后儘管名義上掌控朝政，但已處於士大夫政治的全面制約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粉碎丁謂集團的戰役上，呂夷簡其功居偉。
我以爲除了粉碎丁謂集團，呂夷簡主要功績應當是在劉太后臨朝時期。誠如《宋史·呂夷簡傳》所評價的那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李燾的《長編》也載有這段話，想必是同出宋朝國史。不過，《長編》在“太后臨朝十餘年”與“天下晏然”兩句之間，有“內外無間”一句。《宋史》本傳脫落的這四個字十分重要。這主要是指仁宗與劉太后之間的關係。
《宋史》的《仁宗紀》記載仁宗出生後，“章獻皇后無子，取爲己子養之”。《后妃傳·李宸妃傳》也記載說：“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爲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狸貓換太子”傳說的影子。幼年的仁宗作爲真宗唯一存活的子嗣，儘管生而不知其母，但也一直生活在無憂無慮之中，《長編》記載他稱呼劉皇后爲“大娘娘”，楊淑妃爲“小娘娘”，教人感覺不到他的可憐。這種狀況一直到仁宗即位後還持續着。可憐的是仁宗的生母這一普通的宮女，在自己的親生兒子成爲皇帝后，依然如《李宸妃傳》所云“妃嘿處先朝嬪妃御中，未嘗自異”。“未嘗自異”，實際上是不敢聲張。而“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所以，“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
就這樣，在明道元年(1032)，四十六歲的李氏默默地死去了。儘管在去世前李氏的地位略有提高，“進位宸妃”，但劉太后依然打算把李氏按宮人草草發送了。這時，知道內情的宰相呂夷簡出面了。他啓奏劉太后，希望厚葬李氏。呂夷簡說這番話的時候，劉太后和已經二十二歲的仁宗都在場。《李宸妃傳》載：
初，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是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後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
壓根沒想告訴仁宗李氏是其生母的劉太后，看到呂夷簡講這些話，嚇得要命，忙把仁宗引開，單獨同呂夷簡談話。開始她還想打馬虎眼，問道，一個宮女死了，值得你宰相這麼操心嗎?呂夷簡說，我是宰相，宮內宮外得事情我都要管。確認呂夷簡已知實情的劉太后發怒道，你是不是要離間我們母子? 呂夷簡說，你要是不考慮你自己，那我什麼話都不說，如果考慮，那就要厚葬。這句話等於是提醒了劉太后，讓她知道，紙保不住火，早晚仁宗會知道真相的，你不厚葬，到那時你就難辦了。
儘管劉太后領悟了呂夷簡的意思，但又出現了一個技術性的難題，就是李氏的地位很低，厚葬也不自然。後來還是呂夷簡出了主意，以一品的禮節，葬在洪福院。埋葬時，呂夷簡又個別囑託內侍羅崇勳以皇后服入殮，並且用水銀實棺。最後，呂夷簡還威脅羅崇勳，你若不照辦，將來你別說我沒告訴你。羅崇勳按呂夷簡所說的做了，由此，避免了朝廷的一次大的動盪。
呂夷簡畫像
第二年的明道二年，六十五歲的劉太后也離開了人世。在劉太后死後，仁宗的叔叔，“狸貓換太子”傳說中出現的“八大王”元儼纔將真相告訴仁宗說：“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宋史·后妃傳》記載，得知真相的仁宗，悲憤欲絕。仁宗“尊宸妃爲皇太后，諡莊懿”，還親赴洪福院祭奠。
但在更換棺木時，看到棺內的狀況，讓哭泣着的仁宗安靜了下來：“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見到生母的面容冠服，對劉太后的憤怒開始減弱。仁宗慨嘆道：“人言其可信哉!”從而“遇劉氏加厚”。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呂夷簡的勸說和佈置，當仁宗得知真相後，朝廷肯定會有一次極大的動盪。由此應當感謝呂夷簡的遠見。《宋史·呂夷簡傳》的最後，這樣評價呂夷簡：“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捲，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爲世名相。”這是宋朝國史的評價，與後來在政界和文壇掌握了主流話語權的政敵富弼、歐陽修的評價截然不同。我以爲這個評價，當得其實，夷簡無愧。如若不信，那麼《宋史·呂夷簡傳》記載的王旦對呂夷簡的印象應當可以信賴：“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真宗朝的宰相王旦，看不到也想不到後來仁宗朝的政爭，他的印象不會有偏見。
結 語：荒誕與真實之間
如果簡單地說“狸貓換太子”真實，會立刻遭到專家的非議。不過，我一向以爲，空穴來風必是因爲有穴，捕風捉影也是由於有影。學者應當比一般非專業的人更能夠洞察到荒唐無稽背後的真實。那麼，在“狸貓換太子”傳說的背後，反映的又是什麼樣的真實呢?
有人說，史書記載的事情是真的，但事實是假的，而小說訴說的事情是假的，但事實是真的。這句話頗有辯證意味。儘管不能一概而論，但出於載筆者的立場和考量，史書所記載的東西有些會與事實拉開差距。小說虛構的只是具體情節事件，而小說家心目中的時代則不是虛構的，至少反映的是小說家的歷史認識。這句話適用於對“狸貓換太子”傳說的分析。撇去表面荒唐無稽的浮沫，洞察到的將是一個時代歷史的大真實。
此後的北宋與南宋，在非常時期，又有過幾次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臨朝，劉太后臨朝時期，在士大夫規制下的種種言行，都成爲了祖宗法，成爲效法和遵守的規範。在那些時期的詔書中，我們常能看到“如章獻太后故事”、“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的字樣。
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劉太后臨朝十二年，初期的士大夫政治經歷了正常時期，經歷了非正常時期。其間還伴隨着黨爭的風起雲涌，驚濤駭浪。這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全經歷，短短几十年的初期士大夫政治便把此後幾百年的政治梗概全面演習了一遍。於是，宋代的真宗時代與後真宗時代，便成爲此後歷史的故事與先例。那一時代僅僅一兩代人士大夫的短期作爲，引導了此後的長時段的歷史走向。這一切，都是“狸貓換太子”傳說背後所潛藏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