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賦稅問題是怎麼解決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隨着賑災過程的進行，各級政府的腐敗問題日益顯露出來，政府的公信力進一步喪失，一些鄉紳及百姓只得另謀出路了。傾家蕩產者鋌而走險，揭竿而起，釀成了明末日益嚴重的農民起義問題。稍有餘貲的依靠家產，聯絡地方鄉紳以自保，形成了明末典型的“地方精英”社會，左右着地方事務甚至國家大事。明末的社會轉型及社會變遷。
社會改革思潮的盛行在被文人士大夫視爲天崩地解的明代中晚期社會中孕育出新的社會因素似乎在明代社會的研宄中己經不是什麼新鮮論點了。但許多學者只看到江南這些小格局的奢靡逸樂的一面，其實他們還帶有一定的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特點，這種特點也一直影響着明末社會，甚至到清初也還有重要的影響力。他們洞察社會的變化，並積極用這些理論尋找救世的辦法，只不過大多數人的辦法還只是停留在表面，卻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明代中後期以來，由於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競奢之風開始盛行，雖然有種未富先奢的心態，但是也不能全歸罪於社會的經濟，懷璧其罪。
反而應該說，商品經濟的發展本身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前文所說的一些競奢的習氣，換個角度說，也可以認爲是，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社會轉向多元化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表現。比如明末社會伴工的人增多，再如區域間貿易的規模的擴大。尤爲值得注意的是，隨着以裏甲製爲核心的基層行政組織的沒落以及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之間的流動性更爲頻繁，地方的傳統行政組織逐漸讓位於以宗族或者鄉紳爲核心的地方精英，並且有與政府爭奪基層社會控制權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下，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在一定程度上會依賴於鄉約、族規或者社會慈善福利組織的教化作用。
在這些具有地方法律作用的思想影響下，尤其是這些組織或團體的領導者大多受過儒家思想的教育，整個社會思想具有着向人文與理性主義偏向的趨勢。在地方建設上，他們極力倡導實用主義，倡導經世致用，明道救世，做具有實幹精神的“真儒”，而不是虛僞的道學家。在中央，提出針對性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或復古、或革新。當時他們與保守勢力爭論的核心就是關於國家的財政問題，而國家財政收入多來自江南重賦地，於是圍繞江南繁重的賦役問題，朝臣們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希望適應時代的變化去變革舊有的、弊病百出的賦稅制度，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賦稅改革法律。
以繁重的江南五府的白糧賦役爲例，白糧賦役自明初開始不但賦稅沉重，而且一直堅持民收民解，中間雖然時有恩免，但這不過是因爲繁重的賦役太重，百姓逋賦太多，國家順勢做個人情罷了。白糧徭役本身就名目繁多，明初許多百姓己經不堪重役，再加之永樂遷都之後，由於路途遙遠，沿途盤剝、勒索増加了何止一倍，百姓負擔更加沉重。因此白糧官運之議一直不絕於耳，直到崇禎十五年才由應天巡撫黃希憲及常熟邑紳等江南官民奏請落實爲官解。本來，江南重賦自張居正推廣一條鞭法改革以來，編民運爲官收官解，並將一部分徭役合併到田賦中折銀徵收，大大簡化了程序，使百姓得以喘息，可以說是十分便官利民。
但是由於改革的方案不成熟，而且因爲各地的情況不同，造成改革的落實不一，弊端也很多：“運役之載，自崇禎十四年始，然改北運爲官運，而以收催充之，雖無北運之名，仍有北運之實，民困猶未息也。”這種役法改革的確減少了官府對於民戶的苛擾，民戶可以稍有喘息之機，是一條鞭法的重要落實，也爲清朝的賦稅改革奠定了基礎。總的來說，這種改革有利於減輕民衆的民戶的負擔，減輕了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是符合多元化社會的發展需要的。朝廷另一個爭論的內容是關於“均田均役”的改革。
由於江南地方賦役沉重，而且隨着社會兼併的加劇，負擔嚴重不均，因此這種提倡“均田均役”的呼聲早在明初就出現了，但是由於裏甲制的支撐以及社會矛盾還未大量激化;大規模的改革還是從明代中後期，特別是嘉、萬時期纔開始付諸實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