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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從元朝中後期起，中日雙方“你搶我抓”三個多世紀的“倭患”，特別是比起明朝嘉靖年間持續四十年，戰火波及整個東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亂”，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倭患”這事兒卻是很消停。雖說上世紀九十年代，那幾位港臺“不老男神”“不老女神”主演的“戲說”題材清宮劇裏，也充斥着大清皇帝手撕日本倭寇的熱血劇情，但放在真實歷史裏，這事兒真沒機會——海那邊的日本，“老實”了二百多年。
當然，這“老實”也不是無緣無故，首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國情的變化。
清代年間的日本，既不是元明年間那個羣雄紛爭的“戰國時代”，也不是豐臣秀吉時代的那隻夢想“遷都寧波”的猖狂野獸。德川幕府統治日本後，出於穩定自家權位的考慮，對外厲行“鎖國”政策：除了長崎之外，日本對外的港口全數關閉，日本船隻不許出海貿易，更不許擅自與海外往來，偷渡更是死刑大罪。只有中國荷蘭等少數國家的船隻，可以在長崎進行貿易，卻要遭到嚴密的監視。
出個國都要死刑?如此嚴密監控的鎖國體制，也恰恰剷掉了倭寇作亂的土壤。元明年間倭寇們肆意駕船“覓食”，想打劫就打劫的“好日子”，從根兒上就沒了。
但拼命鎖國的日本，與對岸大清王朝之間，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卻也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這就是當時“中日和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雙方無比重要的“洋銅貿易”。
清王朝一統天下後，國家進入了長久和平，但一件大事，卻關乎着國家穩定：銅錢。要發行銅錢，就需要大量的銅，清王朝的產銅地，卻集中在雲南貴州四川等省，產量有限不說，運輸更十分困難，運不出銅是常事。可這事兒每年稍耽誤一會兒，極有可能就是要命的“錢荒”。還好，日本有!
與地大物博卻缺銅的大清不同，日本島雖說窮得叮噹響，日用品要啥沒啥，可就是金銀銅等貴金屬產量豐富，可以說“窮得只剩下錢”。而且雖說鎖了國，但對中國的各種貨物，日本社會需求量也極大。那怎麼辦?拿銅換吧。
所以，自1683年，隨着清王朝平定臺灣南明政權，中日雙方也就心照不宣，開始了長達一半個世紀的“洋銅貿易”。每年大批中國船隻從寧波廣州等港口出海，滿載着生絲等貨物直奔日本，換取大量優質銅。值得一提的是，雖說“康乾盛世”時代，大清朝對海外貿易高度緊張，乾隆年間更只留了一個通商口岸。但對“換日本銅”的買賣，清王朝卻是政策寬鬆，只要是去日本換銅，中國商船甚至可以不管相關禁令，帶去大批重要寶貨。
對這項關乎國家財政穩定的買賣，清王朝的態度，比起其他外貿政策來，實在太開明。
這開明的態度，也造就了一段後世幾乎遺忘，當時卻紅紅火火的中日貿易盛況。康乾年間，清朝每年開赴日本的商船，常在百艘以上，每年登陸日本島的中國商民，一度多達近萬人。從1683年至1840年，中國商船累計從日本賺走了三點八億斤銅。對於雙方來說，這都是一筆持久雙贏的生意。
既然是雙贏，中日雙方當然也就盡力維持，和平，也就不難。
但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卻是，號稱“漠視海洋”“閉關鎖國”的清王朝，在“康乾盛世”年代裏，卻曾擁有一支威震東亞海洋的海上力量。
康熙年間時，出於與東南“南明小朝廷”作戰的需要，“弓馬騎射”起家的清王朝，也一度高度重視海軍建設。1683年中日開始“洋銅貿易”起，當時的清王朝，海軍正如日中天，主力戰艦“鳥船”長五十米以上，裝備大型火炮三十門以上，即使比起亞洲海面上赫赫有名的荷蘭戰艦，繼承明代造船技術的大清鳥船，當時也足能“單挑”。而這樣的兇悍的炮船，在當時的清軍水師裏，有六十艘之多。
如此兇悍的戰艦，不但在戰場上實打實打出威風，而且在康熙年間時，還曾作爲“封舟”，每隔幾年就去冊封琉球，等於是在日本海面上亮個相，威懾力十分強。這樣強大的海上力量，周邊哪家“鄰居”，又敢輕易造次?
可最讓人嘆息的，也正是這事兒。隨着清王朝統治的穩定，這曾經強大的“鳥船”，也大多被清王朝廢棄，幾乎是拆的拆扔的扔。到了乾隆年間時，清軍最“巨無霸”的戰艦，竟只有十一丈長。隨着一批手工業圖書在大清被禁燬，清軍水師的造船造炮技術，也是大踏步倒退。
也恰恰是在乾隆晚年時，別看大清沒有鬧“倭患”，越南海盜卻後來居上了。當時裝備有“大師船”的越南海盜團伙，其戰艦往往比清軍戰艦大三四倍，號稱“船大而高，炮多而壯”。憑着這強大實力，從乾隆晚年到嘉慶年間，每到春夏季節，來自越南的海盜船就會組團殺來，在廣東至浙江的海面上大肆燒殺搶掠，氣的乾隆嘉慶兩父子，多次拋下嚴旨，恨不得將這夥賊匪趕盡殺絕。
但到了戰場上呢?由於人家船大炮多，清軍的沿海水師，每次都是能躲就躲。以至於稍有點錢的沿海商民，都得自發配備船炮，靠自家力量和海盜死磕。每次海盜來了，清軍的“正規軍”水師，基本都是“登桅望”，能看熱鬧就看熱鬧。如果不是嘉慶五年，越南海盜船在海面上遭遇颶風打擊，外加越南國內形勢變化，其國王主動剷除海盜勢力，這曾叫清軍躲貓貓的海盜，不知還會折騰大清多久。
可是，自家海軍不給力，就算沒有倭寇，就算靠運氣熬走了越南海盜，待到鴉片戰爭打響，面對英軍的堅船利炮，那依然還是叫天天不靈。被轟開國門的清王朝，隨後陷入了落後捱打的深坑，更在十九世紀末的甲午戰爭裏，被昔日的“貿易伙伴”日本踩在腳下。
所以說，對方國情的變化，共同的貿易經濟利益，固然是和平的必要條件，但自強，纔是根本。沒有“倭寇”的大清朝，終爲漠視海權，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