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要遷都長安，被趙光義一頓噴回去，原來這裏面隱藏了這麼深的政治陰謀!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作爲一個開國之君，趙匡胤對燕雲十六州的重要性是有清醒認識的。他說，“天下視幽薊爲北門，無幽薊則天下時常不安”。
而早在平定南唐時，他還說過一句更加著名的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如果說，南唐、後蜀、吳越這些小國是睡在臥榻之側的“他人”，那麼，遼國這個龐然大物，簡直就是睡在臥榻之側的一頭狼。
怎麼看待這頭狼，對這頭狼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趙匡胤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
首先，中原大地飽經五代亂世，處處瘡痍，國內急需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
在沒有必勝把握的前提下，趙匡胤的打算是存活北漢，以充當遼宋之間的緩衝。
而爲收復十六州，他廣積錢糧，設立“封樁庫”，打算積蓄好三五十萬兩白銀，如果能向遼人贖買就贖買，如果不能贖買，就“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將這筆錢充當軍費，強行收取幽雲十六州。他說，遼兵多次侵擾我邊境，若我用二十匹絹的價格收購一名遼兵的腦袋，遼國精兵也就十萬人，只要花費我二百萬匹絹，就可以將他們悉數消滅。
汴梁所處，自古爲四戰之地，一代縱橫家張儀就說:“魏之地勢，固戰場也。”周圍沒有山嶺險阻，建都於此，即置身於遼國的兵鋒之下。爲了解決遼國騎兵對北宋都城汴梁的威脅，他毅然決然地提出:“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打算先遷都洛陽，可能的話，再遷都長安。洛陽位居“天下之中”“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北通幽燕，南系荊襄”，四面羣山環繞、雄關林立，臨洛水，負邙山，望伊闕，據成皋，控崤函，有“八關都邑”“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之稱。秦以後宋以前有東漢、曹魏、西晉等王朝建都於此，爲“九朝古都”。可是，這一提議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
起居郎李符給出的理由是，洛陽窮，太窮了，經濟凋敝。而且，飽經戰火，建築遭到嚴重破壞，不適合皇家居住。
所謂窮、破爛，都是偷懶鬼的藉口，不能成爲理由。
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的另一番話，卻不能不引起趙匡胤的沉思。
李懷忠說:“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又說:“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他認爲汴梁已得運河漕運之利，京師地位根基已固，不能動搖，如執意要遷都，百害無一利。
的確，自後樑建都汴梁以降，幾代統治者都不斷開挖運河，以通漕運。趙匡胤本人建立大宋王朝後，從建隆二年(961年)開始，就着手在汴梁周圍開展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挖蔡河以達許鎮，又從新鄭引閔水與蔡河匯合而經陳州、潁州直達壽春，更在汴梁城北開挖五丈河和金水河。時至開寶年間，以汴梁爲中心的運河體系已經構建完善，江南的米粟由長江入淮河，經汴水入京師;陝西的米粟從三門峽轉入黃河，入汴水達京師;陝蔡的米粟則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師;京東的米粟由齊魯地區入五丈河達京師。
一句話，交通發達，糧運便利，建都在汴梁，可取天下米粟以養京師。這是建都洛陽或長安所不可比擬的。
但，這既是汴梁作爲京師的優點，同時也是它的缺點。
趙匡胤覺得，既然汴梁城中所需物資全仰給於水路，一旦水路被截，京師被圍，後果將不堪設想。
此外，趙匡胤的弟晉王趙光義也表示了對遷都的明確反對。
他引用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一句話加以反駁，他說:“在德不在險。”
當年，吳起與魏武侯討論，對國家安全而言，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到底哪一方面更重要，吳起就認爲，決定國家興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上古時代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所以說安邦治國“在德不在險”。
應該說，吳起的看法是正確的。
因爲，再堅固的堡壘，也會有被攻破的缺口;而這缺口，往往出現在內部。
然須先有了險固的河山，再加以不斷提升國家的政治修爲，以德治國，才能長治久安，國運興隆。
去掉地理因素上的影響，只一味強調政治修爲，就好像銀行不設防護措施，只寄希望於以自己的品德去征服別人，用嘴巴去說服劫匪放棄偷盜和搶劫一樣，國家和人民的安全是根本得不到保證的。要提高國家安全係數就要不斷投入雄厚的兵力。
爲此，都城汴梁一帶常駐軍有數十萬，城內外連營設衛，以代替山河之險。
在羣臣和晉王的反對下，遷都計劃由此擱淺。
趙匡胤不無沉痛地說:“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趙匡胤的預見是準確的。不遷都，京師的生存就全倚仗於運河漕運的供養，運河的開挖和維護就會成爲國家頭等大事，而無休止的開挖和章清淤就使百姓疲於奔命。
長江下游原本經濟發達，但因其水路與京師暢通，就自然而然地成爲京師糧食和物資的主要來源地，負擔日漸沉重，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這樣，當集天下之財於京師之時，京師雖然繁華，地方卻更加困厄。
以後的發展，正如趙匡胤所預言的一樣，百年未到，國力盡耗，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近乎停滯，龐大的軍費常常透支國家財政，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終於積重難返。
這裏，有一個問題，讓人困惑。
自古以來，統治者選擇都城的考慮因素無非是軍事、經濟、地理位置這三方面:軍事上，要求統治者位居都城而內製諸侯、外御強敵;經濟上，要求都城地處繁華，經濟發達，給養自足，不能全盤倚仗於遠處輸運;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有發達的水陸交通。
趙匡胤和李懷忠等人在論證遷都的可行性時，都緊緊圍繞這三方面因素展開。
可趙光義倒好，突如其來地拋了個書袋子，讓人覺得其既迂腐，又刻板，不懂得爲他們趙家天下分憂。
可偏他這個書袋子，趙匡胤還不好反駁，你要反駁，你就成了不肯“修德”的人，跟三苗氏、夏桀、殷紂這些人是同一類人物，應該遭受萬民的唾罵。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實際上，趙光義既不迂腐，又不刻板，相反，他的情商和智商都很高。
那麼，他爲什麼執意要反對遷都呢?兩個字:利益。這時的趙光義已在開封府擔任了十六年的府尹，培植了大量親信，在朝中的勢力正在不斷壯大。如若遷都成功，他的勢力不免會受到削弱，這當然是他所不願意看到的。
實際上，趙光義此人，野心極大，並不滿足於自己這“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他的志向是登上龍椅，俯視四海。
趙匡胤提出的“遷都之議”將他嚇得不輕，爲了實現自己的志願，他不得不加快行動的速度—六個月後，趙匡胤暴斃，趙光義華麗轉身，從一介親王蛻變成北宋第二位皇帝。
這一切，趙光義是怎麼做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