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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在《閹宦》中對宦官之禍進行的深刻的剖析，提出相應的改革方案。宦官，原屬內廷待從、用奴，不能也無法參與政治活動，但宦官是封建君主的忠實的貼身奴才，他們可以憑藉此特殊關係來攫取權力，進而爲禍江山社稷。
黃宗羲把宦官問題作爲重要的歷史教訓列入“大法”，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背景。中國的宦官史長達兩千年之久。在封建專制日益強化的過程中，君主住往利用宦官中的上層分子去監視和鉗制羣臣，而宦官則孤假虎威，利用君主的私心，謀權篡位，以至逐步演化成實質上是宦官專政的惡劣政治局面。君主和宦官猶如狼和狽，相輔相成，誰也離不開誰。這種狀況，歷代皆然。宦官爲禍是自東漢始，隨着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不斷演進，宦官之弊愈加明顯。周代，宦者已列入官列;至周代後期，宦官干預政務日多，權勢日大;自秦漢以後，宦官制進一步成爲封建政權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唐以來雖號爲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大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可見，中國歷史上宦官爲禍最爲厲害的是東漢、唐代和明代。第一次是在東漢時期，這時的宦官因阿諛奉承而受到信任，因趨炎附勢而觸及政事，逐漸掌握了朝政實權，甚至軍國大權。第二次是在唐代，在君主與官僚集團的矛盾鬥爭中，這時的宦官往往因爲君主寵信而掌握了軍政大權，逐漸成爲生殺予奪，立由己的專權者。第三次是在明代，此階段的宦官多被君主重用，而他們也甚器塵上，公然侵奪國家正規行政系統的權力，使得羣臣屏息，朝野怨憤，其惡跡昭彰，屢次引發駭人聽聞的動亂。
明朝政治的典型特徵就是宦官專權，黃宗羲在本篇中首先歷數了明朝宦官的各種所作所爲，其胡作非爲涉及到政治、經濟、司法等各個方面。接下來，他又具體闡述了宦官是如何禍害朝廷天下的。本來，宦官與朝臣是各司其職的，宦官的職責在於伺候君主的喜怒哀樂，而朝臣的職責在於要做君主的良師益友。但是，由於宦官的奴顏婢膝以及他們對君主的蠱感，使得君主以爲朝臣的處事之道也應當和宦官一樣。於是，士大夫也逐漸變得與宦官一樣諂媚無骨，終究使得“一世之人心學術爲奴婢之歸者”，而忠肝義膽，剛直不阿之人也隨之絕跡了。
宦官之禍不可不謂之慘烈。黃宗羲也認爲，明朝的官之禍爲歷代之最，他對明朝的宦官之禍痛心疾首，反覆用了三句話表明其傑度之甚：“然未有若有明之爲烈也。”“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明朝開國之君的朱元璋對宦官問題的認識是比較清醒的。在統攬軍政大權於一身之後，他注意到了前朝宦官簋權、尾大不掉的歷史教訓。同時，朱元璋不能容忍宦官阻礙獨裁，於是他嚴禁宦官“預政典兵"，“預者斬”!明令宦官“止可使之供酒掃，給使令而已”。
但是，宦官已和封建君主結下不解之緣，已成爲封建專制的痼疾，絕不是靠一代帝王就能根除的。在明成祖朱棣時期，宦官日益受到重用，權勢越來越大，官位越來越高，逐步走上專權的道路。這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明成祖奪取帝位時得益於許多宦官爲他通風報信，刺探密情。所以，朱棣即位後，對宦官比較信任，授予他們出使、鎮守、監專征等職權。自永樂朝始，宦官權勢大增，人事大權在握，其勢力很快由中央伸向地方，遍佈朝野，人數大增，終自成體系。十二監中的“司禮監”聲勢尤爲顯，超然於王法之外，成爲朝廷之外的一個特殊朝廷。
竊得權力的宦官事實上已經不再是唯命是從的奴僕，他們和惡勢力內外勻，呼此彼應，根株大窟，形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權力網。到英宗時，皇帝無事不從宦官，“權重震主”;司武宗時，“可禮監”頭目劉瑾竟公然炫履：“滿朝公卿，皆出我門”。天啓年間，宦官魏忠賢終於把宦官專權的局面推向極政，其黨羽竟將魏閹與聖人比列，爲他建生多處。又呼之爲“九千歲”，權傾帝王之意，已經昭然若揭。朱由檢繼位後，曾力圖救皇權於傾危，嚴厲打擊魏忠賢，但這導致宦官魚死網破，從而加快明王朝走向滅亡的步伐。
可見，明中葉以後的皇帝更加縱容和重用它們專權誤國，肆無忌憚，宦官之禍也愈演愈烈，最終吞噬了整個國家的政權體系。當然，與閹宦作鬥爭的人，朝野上下，代有人在。明代以東林黨人爲最力，但最終都被閹黨血洗而告終。
黃宗羲在《宦官下》指出，宦官的生存與發展依附和藉助於君權，宦官受制於君主，他們的命運被操縱於君主的股掌。隨着封建君主專制政體的不斷加強，宦官政治勢力對君權的依附程度也逐漸加深。所以說，宦官專權的禍首就是皇權。
黃宗羲指出，宦官之禍蔓延千年，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人主之多欲”，尤其指女色方面。因爲帝王后宮佳麗衆多，導致服侍的來守衛、宦官的人也隨之增多，這就爲宦官亂政提供了保證。他還特別指出宦官是“不知曉禮義”的兇暴之徒，而歷代又沒有行之有效的管理人的措施，使得宦官禍亂愈演愈烈。
於是，黃宗羲提出了新的解決方案:“自三官以外，一切當罷”。如此就可以把閱人的數量控制在數十人以內，從而避免較少宦官人數。同時，有異議者提出：僅保留三宮會帶導致王室生育不足的後果。黃宗羲痛斥持有此觀點的人見識淺陋，並舉出堯、舜與宋徽宗的例子，說明”天下何常之有”的道理。
實際上，黃宗羲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只是理論層面上的，他把宦官存在的原因看得過於簡單理想化。他提出的僅保留三宮，罷除三宮以外的一切女性，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宦官爲禍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無法根治的頑疾，不可能依靠封建集團內部的力量來剷除宦官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