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多爾袞和鰲拜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多爾袞和鰲拜，誰纔是皇權的真正威脅者?
順治朝初期的“親政攝政”、康熙朝初期的“大臣輔政”、乾隆朝初期的“總理事務王大臣”、咸豐皇帝寄予厚望的“贊襄政務八大臣”和同治朝、光緒朝的“太后訓政”等等，清代的皇位更迭過程中，“託孤”行爲以極高的頻率，貫穿其中。
除了晚清時期，慈禧太后對大清皇權的直接掌握，並不存在對皇權的“威脅”一說外，順治朝初期的“親王攝政”和康熙朝初期的“大臣輔政”，對皇權都形成了幾乎可以顛覆政權、改朝換代的實際威脅和挑戰。從實際效果來看，順治、康熙朝皇權的實際威脅又集中在愛新覺羅·多爾袞和瓜爾佳·鰲拜這兩位權臣身上。
愛新覺羅·多爾袞，後金政權創立者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第十四子，清代開國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駕崩以後，多爾袞在理性分析了大清政權當時的政局環境和對明局勢後，大度讓賢，擁立了皇太極第九子愛新覺羅·福臨，是爲順治皇帝。
順治皇帝時年6歲，君主年幼，多爾袞便和努爾哈赤之侄——愛新覺羅·濟爾哈朗共同擔任攝政王，輔助處理國政。
順治元年四月，順治帝在篤恭殿拜多爾袞爲大將軍，親賜大將軍敕印，令他統大軍南下，入關與李自成和南明王朝開始了爭奪天下的宏偉事業。手握大清大軍的多爾袞，迅速成爲大清王朝實際上最高統治者，把持朝政、權傾中外，權勢凌駕於順治皇帝之上，並獲封“皇父攝政王”，形成了對順治皇權的實質性威脅和挑戰。
瓜爾佳·鰲拜，出身滿洲八旗之首的滿洲鑲黃旗，清代三代元勳、權臣，清代開國皇帝皇太極手下最爲信任的武將，被譽爲“滿洲第一勇士”，功勳卓著，爲大清王朝的建立和發展壯大、爲清代入關併成爲一統中原地區的大一統王朝，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順治十八年，年僅24歲的順治皇帝身染天花，駕崩於養心殿，臨終任命赫舍裏·索尼、葉赫納喇·蘇克薩哈、鈕祜祿·遏必隆、瓜爾佳·鰲拜爲“輔政四大臣”，輔助年僅8歲的順治帝皇三子——康熙皇帝處理朝政。
成爲輔政大臣以後，鰲拜迅速操握權柄、結黨營私。康熙六年，首輔索尼病逝、次輔蘇克薩哈被處死、遏必隆又依附於鰲拜，鰲拜成爲實際上的朝政大權掌握者，正式走上了專權之路。
就上述兩位權臣的權勢形成歷程來看，愛新覺羅·多爾袞之於“親王攝政”;瓜爾佳·鰲拜之於“大臣輔政”，都對大清皇權形成過實際上的挑戰和威脅。多爾袞和鰲拜兩人雖然從未明確表現過謀篡皇位的實際想法和行爲，但兩人對朝政大權的實際掌握、“爲人臣子”卻有着種種僭越逾制的行爲，這在順治、康熙兩位帝王看來，儼然是“肉中釘、眼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也就是說，“親王攝政”和“大臣輔政”這兩種“託孤”方式，就皇權角度來看，都未達到預設目的，都對皇權形成了不同程度上的絕對性威脅。
那麼，如果就上述兩種“託孤”方式，相比較而言，哪種方式纔是對皇權有利的所在?
換句話說，愛新覺羅·多爾袞這個親王，和瓜爾佳·鰲拜這個大臣，進行比照，誰纔是大清皇權的真正威脅呢?
本文就從歷史文獻的相關記載出發，對多爾袞和鰲拜這兩位清初權臣予以詳細解析，對上述問題作出明確解答。
愛新覺羅·多爾袞之“親王攝政”
清崇德八年，大清王朝的開國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猝然駕崩於盛京後宮，其身後的皇位成爲清代皇室諸王貝勒、滿洲貴族乃至滿洲文武的頭等大事。
經過數次“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商議，乃至兩白旗和兩黃旗一度快要兵戎相見、手足相殘的關鍵時刻，多爾袞提出擁立皇太極皇九子愛新覺羅·福臨繼承大清皇位，得到了滿洲王公勳貴的一致認可。
對於此事，清代當時的附屬國——朝鮮的使臣所著《瀋陽狀啓》中，有過明確的記載：
九王應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讓退出，無繼統之意，當立帝之第三子，而年歲幼稚，八固山軍兵，吾與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爲歸政，誓天而罷”雲。
這裏的“九王”即爲“九貝勒”——多爾袞;“帝之第三子”，即爲皇太極除庶妃所生皇子之外，事實上的皇三子——愛新覺羅·福臨;而“右真王”指的則是鄭親王濟爾哈朗。
對於多爾袞提出的“吾與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輔政”的說法，這裏需要作出說明。
《清實錄·清世祖實錄》記載了多爾袞和濟爾哈朗在成爲“攝政王”之際的“效忠誓詞”：
今公議以濟爾哈朗、多爾衰輔理國政，我等如有應得罪過，不自承受，及從公審斷，又不折服者，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
濟爾哈朗劇照
這裏明確了多爾袞兩人的“輔政”之職，而並非“攝政”大權。
宣佈就職以後，多爾袞兩人隨即對其餘諸王貝勒也進行了相關約束要求：
茲以皇上幼衝，衆議以濟爾哈朗、多爾袞輔政。我等如不秉公輔理，妄自尊大，漠視兄弟，不從衆議，每事行私，以恩警爲輕重，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
這裏兩位“攝政王”也明確了其餘諸王貝勒的“衆議”之權，而且表明了對“衆議”結果的絕對服從和執行。
而且，順治皇帝在繼位之初，也明確了“朕年幼衝，尚賴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的朝政處理形式。
“攝政”，即爲代替君主處理國政;“輔政”，則是輔佐君主處理政事;兩者之前的權限，天差地別。
也就是說，在順治皇帝繼位的最初階段，多爾袞被委任爲大將軍，統軍南下之前，多爾袞和濟爾哈朗的職權只限定在“輔政”，而非“攝政”。大清王朝的最高決策機構還是諸王貝勒的共議制度。
換句話說，順治朝初期的“託孤”方式還是比較理想的，大清皇室的諸多王公貝勒共同輔政年幼的順治皇帝，展開對大明王朝、對大順政權的進攻，逐鹿中原，並逐步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但是，“經是好經，被和尚念壞了”，多爾袞成爲大將軍以後，尤其毅然處死了謀立自己的阿達禮和碩託兩位皇室宗親以後，其威望空前高漲。
崇德八年十二月，在多爾袞“大義滅親”，重罰了自己的親弟弟愛新覺羅·多鐸和當初競爭皇位的唯一勁敵——愛新覺羅·豪格以後，多爾袞發佈了一道對自己將來獨掌大權至關重要的一道命令。
《清實錄·清世祖實錄》記載了這道“削減諸王貝勒權限”的命令：
前者衆議公誓，凡國家大政，必衆議向同，然後結案。今思盈廷聚訟，紛紜不決，反誤國家政務。我二人當皇上幼衝時，身任國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責重，不得不言。方先帝置我等於六部時，曾諭國家開創之初，故令爾子弟輩，暫理部務，埃大勳既集，既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攝政，不便兼理部務。我等罷部事，而諸王仍留，亦屬未便。今欲概行停止，止令貝子公等代理部務。
也就是說，在順治皇帝繼位剛滿四個月以後，多爾袞就剝奪了諸王貝勒“衆議”國政的權力，將朝政大權集中在他和濟爾哈朗兩人手中。
在最初的親王輔政順序中，多爾袞爲避嫌疑，將濟爾哈朗放在了第一輔政親王的位置上，自己則屈居第二。順治元年正月，多爾袞更換了兩者之間的次序。
《清實錄·清世祖實錄》有載：
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諭：嗣後凡衙門辦理事務。或有應白於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啓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禮儀注，俱照前例行。
濟爾哈朗，乃系努爾哈赤的弟弟舒爾哈齊之子，相較於多爾袞而言，乃系順治皇帝遠一層的叔叔，再加上多爾袞對大清大軍的絕對掌握，對兩白旗、兩黃旗的逐漸掌握，多爾袞一人獨大的局面，迅速形成。
順治二年五月，多爾袞又以“造第逾制，擅用銅獅、銅龜、銅鶴”等根本稱不上罪名的“罪名”，將濟爾哈朗“罰俸、罷輔政”;七月，又將自己的弟弟——愛新覺羅·多鐸，晉封輔政叔德豫親王，基本取代了濟爾哈朗的位置。
自此，多爾袞獨掌大權的局面正式形成，清代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成爲了多爾袞。
獨掌大權以後，多爾袞對於順治皇權的絕大威脅和挑戰，主要體現在那些方面?
1、凡行禮處、跪拜永行停止：多爾袞丟掉了一個臣子應有的禮制，對順治皇帝不再行跪拜之禮。
2、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將一個君主的權限發揮到了極致狀態，順治皇帝被完全架空。
3、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規制依仗上，多爾袞已經有了“皇帝”之實。
4、凡一切政務，未奉皇帝旨意，卻一律稱詔下旨：除了沒有皇帝之名，多爾袞已經成爲了大清事實上的皇帝。
多爾袞所頒諭旨
就此來看，多爾袞對於順治皇權的威脅和挑戰，是絕對的，是實在的，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
但是，多爾袞在擁有“皇帝”之實的前提下，到底有沒有“謀位篡逆”的想法呢?
關於這一點，筆者認爲順治皇帝的重孫子，清代最樂意爲前朝功臣翻案的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三年，爲多爾袞“洗脫冤屈”的時候，給出的理由頗爲中肯。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有載：
四十三年正月，又詔曰：“睿親王多爾袞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奉世祖車駕入都，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歿後爲蘇克薩哈所構，首告誣以謀逆。其時世祖尚在沖齡，未嘗親政，經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異志，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爲?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始以斂服僣用龍袞，證爲覬覦，有是理乎?
乾隆皇帝認爲，當時的多爾袞手握天下兵馬，想要造反，奪取順治皇位易如反掌。但多爾袞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數次給出“自今後有忠於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忠於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的至誠至忠之言，多爾袞實際上是“篤忠藎，感厚恩，英主臣大義”的忠臣、功臣，並非宵小奸謀的奸臣、亂臣。
瓜爾佳·鰲拜之“大臣輔政”
有了多爾袞攝政的教訓，順治皇帝在臨終之際，不得不再次面對“託孤”安排的時候，刻意摒棄了皇室宗親，選擇了滿洲貴族大臣。
《清史稿·本紀五·世祖本紀二》有載：
朕子玄燁，佟氏妃所生，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爲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勉矢忠藎，保翊衝主，佐理政務。佈告中外，鹹使聞知。
順治十八年，年僅24歲的順治皇帝身染天花，於臨終之際將大清皇位傳給了染過天花而倖存的皇三子——愛新覺羅·玄燁，是爲康熙皇帝。同時，任命四位滿洲貴族出身的信任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擔任“輔政大臣”，輔助年僅8歲的康熙皇帝“佐理政務”。
從順治皇帝對四位輔政大臣的安排來看，最起碼有三個方面的“先進性”：
1、順治皇帝選擇了滿洲貴族出身的大臣，而非皇室宗親，從源頭上避免了類似多爾袞擅權專政的局面出現。
2、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乃系久經考驗的“勳舊重臣”，索尼、鰲拜更是在皇太極駕崩以後，堅定擁護皇太極一脈正統皇位傳承而遭到多爾袞瘋狂打擊報復，忠於皇權的“功臣”。而蘇克薩哈則以“告發多爾袞”而獲得順治皇帝信任和委以重任的“忠臣”;遏必隆則是屢立戰功、份屬禮親王代善麾下的滿洲勳貴，對於順治皇權也是絕對的忠誠。
3、順治皇帝在遺詔中明確了索尼四人的“輔政”之權，而非“攝政”大權。這就給四位威望極高、權勢極大的輔政大臣，制定了權限範圍和制約框架。再加上四人都出身滿洲貴族家族，都各有擁有一定的擁護勢力，能夠形成良好的相互制約、監督、平衡的良好政治生態。
不可否認，經過了多爾袞攝政的教訓以後，順治皇帝對於“託孤”方式的選擇，還是比較理性和正確的!
順治十八年正月，順治皇帝駕崩，索尼等四位輔政大臣，在順治皇帝的靈柩前宣誓，開始了輔政之路。
《清實錄·清聖祖實錄》記載了這份“就職誓詞”的內容：
茲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等、爲庸劣。遺詔寄託。保翊衝主。索尼等、誓協忠誠、共生死、輔佐政務。不私親戚。不計怨讎。不聽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無義之富貴。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府、受其饋遺。不結黨羽。不受賄賂。惟以忠心、仰報先皇帝大恩。若復各爲身謀、有違斯誓。上天殛罰、奪算兇誅。
在這份誓詞中，用“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語直接斬斷了皇室宗親參議國政、襄助政務的可能，爲康熙朝的朝政開闢了新的政治環境。
就康熙皇帝剛剛接過大清皇位之際而言，開國功高諸王貶死殆盡，餘下承襲各王政績平庸，已經無法形成類似多爾袞一般，對皇權的有效威脅，甚至在順治皇帝長達十年的嚴苛打壓下，皇室宗親對於皇權就只剩下“唯唯諾諾”、“言聽計從”的份了。
也就是說，在順治朝一度嚴重威脅皇權的“諸王貝勒”，業已消失殆盡;唯一有機會對皇權形成有效威脅的勢力，只能來自於大權在握的輔政大臣了。
在“輔政四大臣”之上，還有一個身歷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四代君主的孝莊太皇太后予以總控和制約。
《朝鮮實錄·李朝實錄》有載：
四輔臣擔當國事，裁決庶務，入白太后。
這裏的“太后”，指的就是尚未被尊爲“太皇太后”的博爾濟吉特·布木布泰。
由此來看，以孝莊太皇太后爲核心、輔政四大臣爲輔助的決策組織設定，似乎萬無一失，能夠從根本上保障大清皇權的穩定與持久。
但是!
順治皇帝和英明睿智的孝莊太后似乎都忽略了權臣之間必然會出現的政治現象——黨爭。
黨爭的結果有兩個：一是，予以有效控制和平衡後，能夠更加穩固皇權統治;二是，未進行即使控制，經過優勝劣汰以後，一黨獨大的一方，會形成對皇權的極大威脅。
很明顯，在“輔政四大臣”之間形成黨爭之勢的時候，孝莊太后並未進行有效的壓制和平衡，甚至還在蘇克薩哈找到鰲拜攻擊的時候，賦予了曖昧態度，間接導致了鰲拜獨掌朝政大權、權傾中外的負面結果。
對於康熙初年“輔政四大臣”之間的關係，《清史稿·列傳三十六》中有過明確的記載：
時索尼爲四朝舊臣，遏必隆、鰲拜皆以公爵先蘇克薩哈爲內大臣，鰲拜尤功多，意氣凌轢，人多憚之。蘇克薩哈以額駙子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亞索尼，與鰲拜有姻連，而論事輒齟齬，寖以成隙。
因爲“出賣”舊主子多爾袞而獲得順治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舒克薩哈，被朝臣所瞧不起，而最早成爲了鰲拜和遏必隆的攻擊對象。
在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之間產生巨大矛盾之際，作爲首輔大臣的索尼在幹什麼呢?
《清史稿·列傳三十六》有載：
索尼故不慊蘇克薩哈，顧見鰲拜勢日張，與蘇克薩哈不相容，內怵;又念年已老，多病，康熙六年三月，遂與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共爲奏請上親政。
也就是說，對蘇克薩哈同樣不滿的索尼，在三人的黨爭中保持了中立態度，甚至想以“年老多病”爲由，請求皇帝親政，以躲避黨爭之害。
康熙六年六月，首輔大臣索尼病逝，讓三位輔政大臣之間的黨爭很快有了結果。
《清史稿·列傳三十六》有載：
鰲拜與其黨大學士班布爾善等遂誣以怨望，不欲歸政，構罪狀二十四款，以大逆論，蘇克薩哈與其長子內大臣查克旦皆磔死;餘子六人、孫一人、兄弟子二人皆處斬，籍沒。
“輔政四大臣”中，排名前兩位的索尼和蘇克薩哈都已經離世，遏必隆有黨附於鰲拜，鰲拜開始了“肆無忌憚，爲所欲爲”的專權時期。
《康熙王朝》遏必隆劇照
鼎盛時期的鰲拜，對於康熙皇權的具體威脅表現在什麼地方?
1、攘臂上前，強奏累日：在和康熙皇帝爭論對蘇克薩哈的處理辦法時，鰲拜幾乎強行“命令”，甚至以粗魯動作“脅迫”年僅14歲的康熙皇帝，下達處死蘇克薩哈的命令。
2、清初法國傳教士白晉在其所著的《康熙帝傳》中，有過這樣一句記載：
在康熙十五六歲時，四位攝政大臣中最有勢力的宰相，鰲拜把持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六部的實權，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權威。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勇氣對他提出異議。
就當時的行政機構設定而言，掌握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閣六部”，就等於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最高權力，直接對康熙皇權形成了絕對威脅。
3、《清實錄·清聖祖實錄》有載：
日與弟穆裏瑪、侄塞本特、訥莫及班布爾善、阿思哈、噶褚哈、瑪爾賽、泰必圖、濟世、吳格塞等黨比營私，凡事即家定議，然後施行。且將部院衙門各官、於啓奏後、常帶往商議。
鼎盛時期的鰲拜，已經成爲了第二個多爾袞，將國事、政務全部掌握於自己手中，在自己的政治勢力集團內部形成一統定論後，就予以施行。六部九卿對於鰲拜而言，只是下屬，只能聽從的份。
而且，根據康熙皇帝列舉鰲拜的三十款大罪來看，“通同結黨、以欺朕躬”、“文武各官、盡出伊門下”、“倚仗兇惡、棄毀國典”、“欺朕專權、恣意妄爲”等等罪行都是對康熙皇權的極大挑釁和踐踏，都是實實在在的威脅。
也就是說，鼎盛時期的鰲拜，雖然和多爾袞一樣，並沒有明顯的“謀位篡政”行爲，但其諸多罪行已經對康熙皇權形成巨大威脅的同時，還肆意踐踏和挑釁了皇權權威。鰲拜對康熙皇帝做出的“攘臂上前，強奏累日”行爲，猶如當時多爾袞手下強行“挾持”順治皇帝前往多爾袞府中“視疾”一樣。但多爾袞畢竟是“皇父攝政王”，拋去君臣之禮不言，還有着“長幼有序”的理由;而鰲拜作爲一介臣子，對康熙皇帝的“大不敬”行爲，就另當別論，就是對皇權的直接威脅了!
所以，筆者認爲，在“託孤”行爲中，“大臣輔政”的形式雖然有着諸多先進和合理之處，但因爲鰲拜的過分舉行和僭越行爲，讓這種理性的“託孤”方式成爲了較之“親王攝政”，對皇權更具挑戰和威脅的行爲。單就皇權威脅來看，“親王攝政”較之“大臣輔政”，更勝。
參考文獻：《清史稿·列傳三十六》、《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清實錄·清世祖實錄》、《清實錄·清聖祖實錄》、《多爾袞攝政日記》、《瀋陽狀啓》、《清史稿·本紀五·世祖本紀二》、《朝鮮實錄·李朝實錄》、《康熙帝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