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數千年的帝王史，貴爲九五之尊的皇帝們無不是從小就開始學習文化知識，學習前朝皇帝治理天下的帝王之道。但是，明朝中葉之前歷朝歷代卻沒有一部供小皇帝學習的專用教科書。直到明朝萬曆年間，纔有一部供小皇帝學習的專用教科書問世，這就是《帝鑑圖說》。
那麼，《帝鑑圖說》是誰編撰的？又是如何問世的？究竟是一部什麼樣內容的專用教科書？這部教科書對於小皇帝的學習文化和治理天下有什麼作用呢？
這部名叫《帝鑑圖說》的書是明代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親自編撰，供當時年僅10歲的小皇帝明神宗朱翊鈞，也就是萬曆皇帝閱讀的教材。此書成於明朝隆慶六年，取唐太宗“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鑑，可以知興替”之語名之曰《帝鑑圖說》。其內容取材自歷代帝王足以借鏡或警惕的事蹟，並有插圖作爲說明。圖在前、文在後，每則故事先錄上一段簡短的史傳記載，再譯爲當時通行的白話文，於文末提醒爲政之方，淺顯易懂，可謂是專門爲年幼登基的小皇帝精心設計的啓蒙教科書。
這部小皇帝專用教科書由一個個小的故事構成，每個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圖。全書分爲上、下兩篇，上篇“聖哲芳規”講述了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之舉，下篇“狂愚覆轍”剖析了歷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禍。兩者對比鮮明，張居正更配以獨特精到的評論，清晰透徹地詮釋出帝王之道。而書中的插圖採用明代的木刻版畫技術，線條簡單，輪廓清晰，圖文並茂，樸拙中帶有幾分稚趣，可愛又不失傳神，兼具欣賞性和收藏性。
明朝中葉，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因嗜好神仙老道之術，齋醮不斷，致使朝政荒廢，百病叢生，危機四伏。夢想長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將朝政託付給奸相嚴嵩，致使權奸嚴嵩專政擅權、爲禍朝野達17年之久。一時弄得兵備廢弛，帑藏耗竭，民不聊生，國勢日衰。公元 1566年，嘉靖皇帝崩駕，其子裕王朱載垕即位，是爲明穆宗，因年號隆慶，也稱隆慶皇帝。朱載垕登基後，革除弊政，躬行節儉，任用大臣徐階、張居正等，刷新朝政，可惜在位僅6年，便一病不起。朱載垕去世時，其三子朱翊鈞即位，是爲明神宗，年號萬曆。此時朱翊鈞年僅10歲，還是個不通世事的小孩子。這時候，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在大太監馮保的協助下，將內閣首輔、中極殿大學士高拱逐出朝廷，從而掌握了執掌中樞的大權。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 16歲中了舉人，23歲高中進士及第，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即1567年出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與高拱併爲宰輔，加封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進入仕途後，曾親眼目睹朝廷腐敗的種種黑暗，因而一旦身爲內閣首輔大臣時，便一面主持朝廷各項政務，一面擔負起了教導小皇帝朱翊鈞的重任。
·張居正爲萬曆皇帝所編的專用教科書《帝鑑圖說》中的插圖。
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不乏有起自平民而榮登寶座的皇帝，但是卻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瀾的一代名相，而張居正正是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他從秀才，舉人，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從平民中崛起，榮登首輔之位後，理政10年，教育和幫助10歲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整飭史治，刷新頹風；他整肅教育，延攬濟世之才；他革新稅賦，梳理財政，拯救朱明王朝將傾大廈，使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重獲生機。
朱翊鈞6歲時學習的是《三字經》，10歲時行冠禮，出閣學習的是《四書》，不久，成爲皇帝了，便在文華殿由講官講授讀書。不僅要學習《四書》，而且還要學習《通鑑節要》，即《資治通鑑》中的重要段落。《四書》、《通鑑》雖經講官講解，但對一個10歲的孩子來說，只能按照傳統的方式記憶背誦，不一定能完全瞭解其意義，而且讓朱翊鈞感到讀書學習的生活十分枯燥乏味。
於是，張居正便指導講官馬自強等人，“採摭前代君人治跡”，編撰了一部書，用作指導朱翊鈞學習的專用教材。這部書的編撰者馬自強也是嘉靖進士，隆慶年間，常侍於穆宗朱載垕左右，值講經筵，是當時朝廷內一位滿腹經史、爲人耿直的大臣。參與這部專門教材編撰工作的，還有當時的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呂調陽也曾侍穆宗經筵，據史書記載，每當他入宮侍讀，必戒齋沐浴，“期以精誠悟主，往往援引經傳，列古義以規時政。”由於參與編撰人員都是飽學之士，因而這部供萬曆皇帝學習的專用教材很快便問世了。
張居正主持編撰這部書的指導思想十分明確。即爲“視其善者，取以爲師”；“視其惡者，用以爲戒”。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溯唐虞以迄漢、唐、宋理亂興衰、得失可爲勸戒者，條其事百餘，各因事繪圖，系之說”，故題名爲《帝鑑圖說》。由於它圖文並茂，便於激發少年皇帝閱讀的興趣。因而朱翊鈞一經觀賞，便愛不釋手，當時還吩咐史官，要把這件事載入史冊，“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據有關史料記載，《帝鑑圖說》分爲上下兩部，上部題名爲《聖哲芳規》，編錄上自堯舜；下止唐宋共23個古代帝王的“其善爲可法者”事蹟共81則；下部題名爲《狂愚覆轍》，共錄三代以下共20個帝王的“惡可爲戒者”劣行共36則。《周易》稱九爲陽爻、六爲陰爻，這上下兩部書在選取事例時分別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爲數，用以區分善惡，暗合《易經》，可謂用心良苦。
對於所取事例，每一則還有一個標題，標題全部以四個字爲限。如對漢高祖劉邦，就有“入關約法”、“任用三傑”等；對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撤殿營居”、敬賢懷鷂”、“弘文開館”、“面斥佞臣”等；對秦始皇贏政，即爲“遣使求仙”、“坑儒焚書”、“大營宮室”；對宋徽宗趙佶，即爲“應奉花石”、“任用六賊” 等。每一則事例都有情節、有人物，內容皆出自史籍，“記載未詳者，不敢採錄”，除引錄史籍之外，各篇還附有用當時的白話文寫的講釋，有的篇目後面還間或有一些簡短的評論文字。比如。在《聖哲芳規》第17則《卻千里馬》中，編撰者就在講釋漢文帝爲什麼拒絕臣僚獻千里馬的動機時評論道：“夫千里馬是良馬也，文帝以爲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況其他珠玉寶貝、珍禽奇獸?不切於人主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謂也。”其評論文字之深入淺出，言簡意深，由此可略見一斑。令人痛惜的是，朱翊鈞對張居正的這些諄諄教誨根本沒聽進耳，而是當這位“少師兼太子太師”病逝後，他便全面推翻張居正倡行的新政，從此晏處深宮，荒疏朝政，並公然傳索帑藏，成爲明朝又一個昏庸透頂的荒唐帝王。
在《帝鑑圖說》中，圖畫部分佔有相當的份量，書中每一則事例都配着一幅畫，每幅畫都佔一整幅頁碼。有明一朝，繪畫藝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除了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之外，還出現了仇英、陳洪綬等著名人物畫家。《帝鑑圖說》的繪畫者雖未署名，但以其爲御用圖書配畫的資格論，想必爲一時之選。畫面上，以二維空間表現透視關係，線條流暢，造型生動，人物的表情、動態、服飾無不精心繪製，充分展示了當時繪畫藝術的超卓技藝。
這部書問世後，由於圖文並茂、通俗易懂而深得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喜愛。他不用別人講解，根據圖文就能瞭解其內容十之三四。從此他便把此書置之座右，隨時翻閱，經常於日講之畢，命張居正爲其解說，對於有些感興趣的問題，通過一問一答的形式進行討論，提高了思想認識。
譬如，萬曆元年，即公元1573年3月4日，張居正對朱翊鈞講《帝鑑圖說》中漢文帝於細柳“屈尊勞將”的故事，針對當時重文輕武、武備廢弛的弊端奏說：“古人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隸，夫平日既不能養其鋒銳之氣，臨敵何以責其折衝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備，武將忠勇可用者，稍假權柄，使得以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上然之。”朱翊鈞聽後深表同意。
再譬如，同年10月8日，張居正講宋仁宗“不喜珠飾”的故事，朱翊鈞聽後說：“國家之所寶，在於賢臣，珠玉之類，寶之何益？”張居正隨及申說“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五穀養人，故聖王貴之，金玉雖貴，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銖兩之間，爲價不貲，徒費民財，不適於用，故書言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法，良以此耳。”使朱翊鈞明白了珠玉奢侈品之無用與五穀之可貴的道理。
還譬如，萬曆三年，即公元1575年3月4日，朱翊鈞在讀《帝鑑圖說》中關於漢光武帝劉秀因陽湖公主事“賞強項令”董宣時，很感慨地對張居正說：“彼公主也，尚不能私一奴，如此外戚家，何可不守法令。”
這說明《帝鑑圖說》一書，由於編纂得當，可讀性強，對年幼的朱翊鈞的教育工作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是由於張居正輔導的認真，他很想通過讀書教育，使朱翊鈞成長爲自己所期望的一個皇帝；一方面還是得益於朱翊鈞的生母也就是後來的慈聖皇太后李氏對兒子的嚴格要求。其實，早在隆慶二年，年方6歲的朱翊鈞被立爲太子時，所受的教育就非常嚴格。這也正是他繼位之初能夠勤於朝政的主要原因。
當時，朱翊鈞被立爲太子，隆慶皇帝便任命張居正爲太子太傅，教導朱翊鈞讀書學習。每當太子讀書學習，張居正必盡心輔導。然而，正當朱翊鈞一心一意用功學習的時候，他的父親隆慶皇帝卻因地位和環境的變化，開始不思圖治，追求享樂生活了。他把國家大事全部推給張居正，自己卻沉湎於酒色之中，整日深居後宮，任情縱慾，尋歡作樂。由於縱慾過渡，身體越來越不好，即使在他病情最嚴重的時候，他仍然縱情色慾，不聽臣下勸諫。致使他在位僅6年，便駕崩歸天了。於是，朱翊鈞登基成爲萬曆皇帝。
朱翊鈞當上皇帝后後，他的生母李氏這位中國封建社會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十分希望自己的兒子成爲一個勤政爲民大有作爲的一代聖主明君。爲此，她搬到乾清宮與兒子同吃同住，關照他的起居生活。每逢上朝之日，她不到五更便親自起身叫醒兒子起來，命左右取水洗漱完畢，使之登輦出朝。每次兒子讀書學習回宮之後，便命仿效講官所講重複一遍。若兒子貪玩或不讀書，即罰長跪。所以朱翊鈞在內外兩方面的監督和輔導下，學習很是認真，一應大事都聽從母后和張居正的安排，這也就促成了萬曆初年張居正新政改革的實現。
萬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朝廷上下面貌煥然一新，對於改善明王朝的經濟狀況，有非常大的成效。10年間，除了國家財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也成長爲近20歲的青年。萬曆十年，即1582年，當初的萬曆小皇帝，已經成爲大婚4年的青年帝王，從此開始親政。
誰知就在此時，才走過57個春秋的張居正，終於因國事勞累心力交瘁而一病不起。不久，便拋下了他16年始終不放的朝政大權權力和10年來竭誠扶持擁戴的萬曆皇帝，撤手人寰，駕鶴西去。張居正病世後，萬曆皇帝爲之輟朝一天，贈上柱國，諡“文忠”，蔭一子爲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然而，兩年之後的萬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8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這時候的張居正一門，已經被抄家。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教導和扶持的萬曆皇帝如此無情的清算和懲處！
朱翊鈞這種180度的態度轉變，顯然是他長久地處於張居正的約束之下的心理變態後的大發泄。而張居正的政治悲劇，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張居正過度自信，沒有給朱翊鈞足夠的自信，威權震主，最後才引來了報復；其次，張居正執政的時期過於專權，得罪的官員太多；其三，張居正的改革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並且生活糜爛，一方面住着豪宅，又佔據着嚴嵩留下來的香廬，一方面享用着戚繼光奉送的波斯美女姐妹，而手下人又大都有經濟問題。這些都成爲許多大臣攻擊他的把柄。因此，在他病逝之後，朱翊鈞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他的這位教育了他16年的恩師。
其實，朱翊鈞早已耿耿於張居正的震主之威。張居正當國10年，所攬之權，是朱翊鈞的大權，這雖然是張居正處理國事的需要，但是，他的當權便是朱翊鈞的失位。在權力上，張居正和朱翊鈞成爲了對立面。張居正的處理國事，獨握大權，在朱翊鈞的心裏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這是歷朝歷代帝王的邏輯，朱翊鈞自然也不例外。張居正既然已經去世，朱翊鈞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爲天性的年輕皇帝，開始尋找一種復仇的快慰。
於是，16年的師生情誼至此恩斷義絕。朱翊鈞下令對張居正進行抄家，並削盡其宮秩，奪去生前所賜璽書，以及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戮屍。他的家人餓死的餓死，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名相之家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令人嘆息。人亡而政息，張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萬曆一朝，沒有人敢爲張居正呼冤。然而國難思良將，國衰思良臣，直到40年之後，天啓二年，即公元1622年，明熹宗朱由校爲激勵臣下，鼓舞士氣，纔想起昔日的一代名相張居正，於是，下旨予以復官復蔭。然而，這一切俱已晚矣，因爲，世間早已沒有了張居正！此時，距明朝滅亡的甲申之變僅有22年。
清朝入關進駐北京之後，對《帝鑑圖說》一書十分重視。在清朝的皇室教育中，這部在明朝問世的小皇帝教科書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成爲清朝帝王必讀的教科書之一，爲他們掌握爲政之道、樹立正確的帝德大有裨益。尤其是清朝末年，《帝鑑圖說》更是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睞。
當時，慈禧垂簾聽政，自知文化水平不高，便注意加強學習。正當此時，給事中孫楫向兩宮太后奉上《帝鑑圖說》作爲小皇帝載淳的啓蒙教材。由於這部書通俗易懂，圖文並茂，不僅適合小皇帝閱讀，也很適合慈禧的胃口。於是，她將這部書留下，作爲自己每天的閱讀功課。她還告誡臣下說“《帝鑑圖說》於指陳規戒，繪圖輯說，切實顯豁，不無裨益。”並指示同治皇帝的師傅翁同龢，將《帝鑑圖說》作爲同治皇帝的啓蒙讀物。
翁同龢，身爲清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兩入軍機，又身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是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公元1865年11月，經主持朝政的恭親王奕和負責嵇查書房事務的醇親王奕譞的聯名保舉，翁同龢被命在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皇帝。翁同龢入值書房後，首先給同治皇帝講解的就是《帝鑑圖說》一書。翁同龢講解得既淺顯，又明白，同治皇帝讀得津津有味，時常手不釋卷。
光緒元年，即公元1875年12月1日，兩宮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擔任毓慶宮行走，擔任剛剛即位的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接旨後，喜憂交加。喜的是兩宮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爲帝師；憂的是要將一個年僅僅4歲的孩童塑造成一代聖主明君，責任重大。他考慮再三，一再推辭，但終未獲準，而且慈禧太后溫諭再三，要他“盡心竭力，濟此艱難”，翁同龢只好勉力從之。
光緒二年，即公元1876年3月21日，是翁同龢向光緒帝講課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緒帝寫了“天下太平”和“光明正大”八個字。接着，又教光緒帝朗誦了“帝”、“德”二字。接着，他便講解了《帝鑑圖說》的首篇《三皇五帝》。對於《帝鑑圖說》，光緒皇帝也十分喜愛。有一次，他還根據《帝鑑圖說》中的圖畫，在書房內畫了一幅《天人交戰圖》，畫中人團頭虎腦、橫眉豎眼，看了令人捧腹生笑。翁同龢看了十分高興，就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殿中日來陽氣四溢，亦不復舊景矣！”。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至光緒二十三年，即公元1897年毓慶宮書房被撤，翁同龢擔任光緒帝師傅達20多年之久。在這20多年中，翁同龢盡心盡力，循循善誘光緒皇帝，彼此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七年後，光緒皇帝已長成11歲的英俊少年，開始明事知禮。此時，西方列強的侵略已開始從沿海地區向中國內地深入，中國面臨着危機。因此，翁同龢決定加強對光緒皇帝的教育，在保留《帝鑑圖說》，以及《四書》、《五經》等傳統倫理道德課程的同時，又增設了有關中外史地、洋務運動和早期改良主義者著作方面的課程。光緒皇帝綜合這些課程一起學習，感到受益非淺。這對他在政治上成熟較早，特別是後來發動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