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五軍都督府是個什麼樣的部門?五軍都督府對政權有什麼影響?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五軍都督府是明朝中軍都督府、左軍都督府、右軍都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的總稱，也是全國軍隊的最高軍事機構。五軍都督府的前身是大都督府，後來朱元璋將大都督府分爲五個機構，權不專於一司，兵權對於皇帝來說能分散就不要放在一人身上。五軍都督府和兵部之間也能起到相互牽制、監督的作用，那這兩個軍事機構究竟誰的權利更大呢?下面就一起來了解看看吧。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軍攻下集慶後，按照元朝的軍事領導體制設立行樞密院，統領麾下將士。隨着實力的增強，朱元璋又在集慶設立了統軍元帥府，在各重要地區設立了翼元帥府，分管各地將士。
太祖下集慶，即置行樞密院，自領之。又置諸翼統軍元帥府。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於龍灣之戰擊敗陳友諒後，廢除了行樞密院，設立大都督府，以親侄子朱文正爲大都督，統領麾下將士。
罷樞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設司馬、參軍、經歷、都事等官。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戰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滿朱元璋有功不賞而密謀發動叛亂，雖然朱元璋接到密報後及時處置了朱文正，但他還是決心消除大都督權勢過重的隱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設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後，軍權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數將領手中顯然與朱元璋加強皇權的想法背道而馳，所以對大都督府進行分權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爲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五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這樣，五軍都督府就繼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掌管着除親軍十二衛之外的所有衛所，但是卻失去了調兵的權力。
即便如此，從洪武十三年至正統十四年，五軍都督府的權力仍然很大，衛所將領的選拔和更替、衛所士卒的操練、管理軍戶屯田和軍事情報的獲取都由五軍都督府掌管。此外，事關帝國安危的重大軍事行動都需要皇帝和五軍都督府的都督們商議後才能決定。
五軍都督府權力很大就意味着兵部地位的低下，不僅重大軍事行動的商議兵部不得參與，就連五軍都督府的事務兵部都不得干預。這樣，兵部實際上就相當於是皇帝向五軍都督府發佈調兵命令的信息傳達機構。
祖制五軍都督府，外人不得與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鄺野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恐疏謝。
但是，隨着明宣宗於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駕崩，三楊內閣乘明英宗年幼之機將兵部尚書王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軍主帥的位置，兵部第一次觸碰到了軍事指揮權。
在王驥的率領下，明軍接連三次確定麓川之役的勝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駕馭戰爭的能力，只是有大量戰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將坐鎮五軍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這種情況下，土木堡之變的發生爲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被俘，參戰的二十萬明軍損失過半，武將勳貴集團的中堅力量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等人和經過他們悉心調教的新生力量盡數陣亡。而接下來的京師保衛戰中，兵部尚書于謙卻以一己之力挽狂瀾，這就給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種關鍵時刻還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後，以于謙提督京營，兵部地位開始崛起，五軍都督府的權力開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間，每遇重大軍事行動，朱祁鈺都會跟于謙商議，並且衛所將領的選拔和更替、衛所士卒的操練都被收歸兵部，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就只剩下了管理軍戶戶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明英宗復辟後，雖然通過廢除于謙所設團營、召回天下鎮守文官等辦法打壓兵部，但是隨着石亨以圖謀不軌被誅，大明徹底由文武並重轉向重文抑武。
成化、弘治年間，管理軍戶戶籍的權力也被收歸兵部，五軍都督府徹底淪爲一個有名無實的部門。
凡在京在外武職襲替優給，都司衛所呈送該府，奏過送兵部奏請定奪。後行奏俱改屬兵部。
正德年間，明武宗通過寵幸武將江彬、設立兩官廳的辦法打壓兵部的地位，但是隨着明武宗的駕崩，這一切努力都化爲泡影。
嘉靖年間，五軍都督府僅剩的管理軍戶屯田的權力被收歸戶部，五軍都督府成爲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部門，五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成爲了武將的榮譽職銜。此後，凡遇征戰，武將都由掛兵部職銜的巡撫或總督節制。
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
秦漢以後的歷朝歷代並沒有嚴格劃分過武將和文官，統治者對大臣最爲看中的其實是文武兼備，唐代甚至還有邊帥立功後要入朝爲相的慣例。這種情況下，明代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是不會出現任何問題的。
宋代以後，爲了防止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纔有了明確的文官和武將的劃分，但是，文官看待戰爭更多的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武將看待戰爭更多的是從軍事的角度出發，並且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將的培養單純強調武勇而輕視謀略。這種情況下，明代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會出現問題。
像宋代文官那樣從政治的角度看待戰爭的明代文官統領武將們作戰時，往往會出現一種尷尬的現象：武將領兵快速投入戰鬥會被文官指責爲輕敵冒進、好勇嗜殺;武將選擇等待有利時機再出戰會被文官指責爲畏敵避戰、養寇自保。
這種情況下，武將就成了朝廷的戰爭機器，完全失去了戰爭中的主動權，如果統領武將的文官具有良好的軍事素養還好說，一旦文官像楊鎬那樣，等待明軍的就是薩爾滸那樣的慘敗。
此外，爲了防止武將勢力擡頭，明代的文官們還拒絕一切有助於提高軍隊戰鬥力的建議，比如萬曆時期戚繼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過整訓明軍的計劃，結果被文官否決，大明從而錯失了最後一次提升軍隊戰鬥力的良機。
更加嚴重的是，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文官輕視武將、武將對文官陽奉陰違。這種情況下，文官和武將在戰爭中離心離德就成了一種必然，結果就是像鬆錦大戰那樣的慘敗在明軍中不斷上演。
正是由於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明末纔出現了軍事形勢由文官的軍事素養決定的局面，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等軍事素養較高的文官在時，明末的軍事形勢就很好，當他們先後陣亡或被俘後，明末的軍事形勢瞬間急轉直下，並在不久後滅亡，所以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成了壓垮大明的第二顆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