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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八年鎮物案與九年空印案有什麼關係?朱元璋的真實目的是什麼?

來源:歷史趣聞網    閱讀: 1.52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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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洪武八年鎮物案與九年空印案有什麼關係?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洪武八年爆發“鎮物案”,造成修建中都鳳陽的數千工匠被殺;洪武九年就爆發了“空印案”(當然,空印案爆發還有洪武八年和洪武十七年兩者說法)。那麼,這兩種案件爆發有沒有關係呢?

再加上,“鎮物案”爆發是由李善長告發,薛祥又指責李善長:太師這樣做,有損陽壽和子孫後代呀。因此,我認爲兩案之間有一定聯繫。

洪武八年鎮物案與九年空印案有什麼關係?朱元璋的真實目的是什麼?

“鎮物案”和“空印案”之間的聯繫猜想

鳳陽確實不適合建都,當時天下文臣幾乎都反對,其中劉伯溫反對最爲激烈。這件案子中,最爲值得懷疑的是“鎮物”是工匠們的單純所爲嗎?他們有那麼大的膽子嗎?即使對朱元璋痛恨之極,工匠們有必要以身犯險嗎?

我想無論如何,這裏面不是工匠們所爲,帶頭人必然是某些官員甚至高級官員,工匠們只不過是執行者,而這些官員是誰呢?

其一:元朝降臣,這些人對於朱元璋的出身一直不滿意。元順帝北逃之時,身邊跟許多儒家子弟、漢族官員,這些人都是心恨“農民起義”的人。而留在“中原”的人難道就沒有了嗎?

其二:反元起義中各種反對朱元璋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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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廟遺址

其三:在鳳陽建都的官員傷害鳳陽籍官員的利益。鳳陽地區的官員是朱元璋建國基礎,他們的“土地兼併”對象必然也是鳳陽!如果鳳陽建都,對於他們自身的物質利益傷害特別大。

對元朝降臣及其他們的影響是朱元璋一直不放心的地方

朱元璋在立國後所採用的治國政策。一方面是沿襲了元朝的一些政策例如戶籍制度照搬元朝,民戶、軍戶、竈戶等等,世襲制;一方面又對元朝的重商政策、海外貿易等改爲重農政策和“官方海外貿易的朝貢體系、民間禁止海外貿易”。

再加上其“嚴刑峻法”政策,使得元朝的既得利益者非常不滿。這其中,“元朝降臣”就是重要一點,因此,朱元璋對於他們早有不滿。

明朝建國初年,因爲治國經驗原因又不得不接着用這批人。因此,朱元璋的心中是懷着嚴重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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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這條上諭:1369年4月6日(洪武二年二月甲午、廿九),朱元璋上諭羣臣曰:

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輙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

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善,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二月廿九

在朱元璋心中,在元朝做官的的這些人很多甚至大部分都是天生的“貪腐官員”“懶政官員”,再加上對他們的恨。

從朱元璋命人修的《元史》我們可以看出,自從元朝後期,元朝的大部分官員都已經是漢人,畢竟蒙古人人少而且文化素質不高,在這種情況下,治理元朝必須要依靠漢人。

所以,元朝中後期進行了13次科舉考試,重用了大批漢族官員。而這些人少部分跟隨元順帝北逃,大部分留在了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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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印案主要是朱元璋“剷除”元朝降臣的手段

在“空印案”中省部級高官當中,至少有兩人沒有受到牽連。一個是“中都罷建”當中保護了許多石匠、鐵匠、部分木匠的潘祥,他是反元鬥爭當中“海盜”或者是“海外貿易”的代表;

一個就是元朝降臣中的代表安然。雖然,安然並沒有被消滅,但不代表千千萬萬元朝降臣、受元朝影響的沒有辦法被歷史記載的官員的命運。

要知道朱元璋治理國家不會是兒戲,他能夠選擇作爲自己政權的知縣、知府、布政使等人,除了從自己的“反元隊伍”中挑選外,其主力只能是那些反元降臣以及在元朝科舉中獲得官吏身份的人中進行選擇。

然而,到了洪武九年,經過九年的發展,朱元璋認爲自己培養出來的官員已經可以替代這些人了。因此,才以“空印”爲藉口,想將元朝降臣、元朝成爲官吏的基層、受元朝降臣影響的自己培養的部分官員進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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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空印案”是朱元璋以此爲藉口對官場的一種整頓,主要整頓對象就是原元朝降臣在地方上思想勢力。其次是消滅在反元起義中他的競爭對手的手下。

我們上面提到的兩位省長級官員即布政使,安然是元朝降臣,薛祥是反叛元朝的義軍,其實說白了也就是海盜,可巧也屬於朱元璋的敵人。

爲什麼說朱元璋的“空印案”是針對元朝降臣呢?

道理就在於,通過朱元璋經過十年的治理(包括吳時期),朱元璋認爲(我的揣測):在自身統治下的官員已經能夠基本熟悉政務,同時,近幾年的科舉出來的官員也可以被己身帶動。

所以,以“空印案”這個並不太嚴重的問題(空印案你如果認爲有腐敗問題就應該查腐敗,而不是查“空印”本身),是對元朝降臣、己方受元朝降臣影響的官員的一次治理。

正是朱元璋認爲:在自身統治下的官員已經能夠基本熟悉政務,同時,近幾年科舉出來的官員也因被己身帶動而脫去了故元的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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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地說,除去胡惟庸案、藍玉案兩大文武案件有着強大的“政治”因素外,郭恆案的爆發,顯示出朱元璋的這一想法完全錯誤的。

他自身培育出來的官員、科舉官員,同樣不符合他的吏治思想。

因此,他的“反腐思想”行不通。

他對自身過於高看,一個人永遠無法與階層對抗。

即使他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