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歷史上最熱夏天”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在中國古代各類關於“酷暑”的記載裏，號稱“中國歷史上最熱夏天”的乾隆八年(1743)的夏天，着實叫後人“看着都熱”。
那年的中國，熱到什麼地步?就連身在北京的法國傳教士宋君榮(Gaubil，Antoine)，都在給朋友的書信裏連連叫苦：“北京的老人稱，從未見過這樣的高溫。”作爲一個天文學家，宋君榮還用當時的“拉謀氏溫度表”，對北京的天氣進行了測繪記錄。中國國家氣象局古氣候研究室更對這些“測繪數據”進行了換算——這年七月北京的平均氣溫，高達40度。其中最爲酷熱的7月25日，溫度也飆升到了44.4度。
這個高溫記錄，是近三百年裏中國夏季北方高溫的“最高紀錄”，至少沒有“後來者”打破。
與這恐怖記錄對應的，是更爲恐怖的“熱災”景象。以宋君榮的嘆息說，僅在北京城裏，從7月14日到25日的十一天裏，就熱死了一萬一千多人。雖然京城裏幾乎所有的街道，都在發放冰塊和解暑藥品，但“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依然成了常見景象。
而在中國同時期的史料裏，這場“熱災”可不止侷限在京城裏，其酷熱程度也是觸目驚心：同時期的山西“道路行人皆有斃者”。也就是人在街上走着，可能就會突然熱死。天津地區“土石皆焦……人皆熱死”。保定府“天氣亢旱”。青城縣“大旱千里……樹木向西南輒多死”。也就是連樹都給活活烤死。石家莊一帶更是“日中鉛錫銷化”。可以說，當時的山東、河北、山西、天津、京畿各地，都幾乎要被“熱瘋了”。
可以說，這是自清朝建國後，從未遇到過的“極端天氣”。亦堪稱兩千年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極少見的“極端天氣”。
雖然沒有空調風扇，但清代的納涼技術，已經很發達。京城裏的冰塊常年儲備充足，各式“風扇”也技術成熟。對於達官顯貴們來說，天氣再極端，也不過是“熱一點”的事兒。但對於乾隆皇帝就不同了，他當時的心情，簡直和天氣一樣燥熱——這是一場關乎大清江山穩定的大災。
首先就是個“人心”問題，在古人意識裏，但凡出現天災，就意味着上天在“示警”。乾隆皇帝也在詔書裏坦言“想因朕躬之缺失與用人行政之失宜”。謠言也隨之氾濫，好些大臣還見縫插針，把責任甩給自雍正年間起的各類“新政”，甚至建議乾隆“恢復陋規銀兩”。如此火上澆油，自然把乾隆氣的不輕，大罵這幫人“悖理上道”。
但對於此時乾隆來說，比這些“謠言”威脅更大的，卻是與“酷熱”一同襲來的恐怖旱災。
這場“極端高溫”帶來的破壞，不止是各地“熱死”的民衆，更是襲擊京畿的罕見大旱：酷熱僅僅持續了一個夏天，但旱災卻從乾隆八年夏天折騰到次年五月，範圍波及京畿以及直隸各縣，幾乎就是大清朝的“心臟”地帶。大批災民流離失所，蜂擁進入北京。稍微有個閃失，特別是一旦激出民變和瘟疫，這“康乾盛世”時代的大清朝，就將遭受重重一擊。
幸運的是，此時的清王朝，剛剛經過雍正帝十三年鐵腕改革，不但吏治正空前廉潔高效，國庫儲備也十分充足。之前應對“熱災”時，就是有條不紊：清王朝不但拿出了大量冰塊藥品，還拿出了一萬兩白銀髮給九門，專用對抗酷暑。這才叫一度人心惶惶的京城，迅速穩定下來。而面對接下來的旱災，此時的乾隆皇帝，也並非多年後的“十全老人”模樣，還是個十分務實的青年帝王，迅速未雨綢繆。
於是，在旱災剛剛爆發時，乾隆帝就已經調撥了四十萬石米糧，用於京城接下來的救災。各地的受災州縣，也迅速進行“勘災”，所有受災州縣的人口，要按照“極貧”“次貧”造冊登記，然後進行“普賑”。京城以及直隸、通州等地，也廣設粥廠，用以安置各地流民。爲了防止爆發瘟疫，是年十一月，還對各地的“粥廠”“飯廠”進行疏散隔離。
但即使這樣，到了高溫過去的乾隆八年秋天，京畿地區的流民也是人滿爲患。於是清王朝也啓動了景州土城工程，招募流民前往做工，以這種“以工代賑”的模式，儘可能減輕京城流民壓力。值得一提的是，爲了防止以往災害中出現的“冒領”“哄搶”等鬧劇，清王朝這次還“憑票管理”：官府頒佈《散賑條規》，所有的災民按照年齡性別籍貫領取票證，然後去飯廠“憑票支領”。所以哪怕災民爆棚，賑濟依然有條不紊。
到了次年，清王朝更以“地方官勸導”“官借牧費”“出借麥種”等方式，幫助這些災民重返家園。捎帶手還重拳狠砸，一面大量供應市場米糧，叫不少藉機哄擡米價的奸商破產，一面法辦了一批趁火打劫的牙商。對於各級官員也嚴厲督查。憑着這一番冷靜應對，到了次年，大部分的災民都平安回家，生產開始恢復，一場中國古代史上空前的“極端天氣災害”，大清就這樣有驚無險扛過去。
所以也就不奇怪，爲什麼如此酷熱的一年，在清代的歷史記錄裏，卻沒有太多“存在感”。因爲，由於清王朝的正確應對和當時尚且雄厚的國力，這場“酷熱”，並未給清王朝“傷筋動骨”。客觀來說，這一年的乾隆帝，乃至大清王朝，也確實爲後世留下了一場“抗災典範”——只要能夠以最冷靜的應對和最堅決的執行，消除一切天災裏的“人禍”。即使是極端災害造成的損失，也可以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