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明朝“大禮議”事件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大禮議，是明朝嘉靖年間因嘉靖皇帝即明世宗朱厚熜的生父稱號問題而引起的一場禮法鬥爭(實際上是政治鬥爭)，事件發生在嘉靖皇帝即明世宗登基不久的時候。
在當時，嘉靖皇帝與楊廷和、毛澄爲首的明武宗時期的舊臣們之間展開了激烈討論，羣臣認爲嘉靖皇帝在明武宗手上接過明武宗的帝位，就應該將明武宗的父親明孝宗當作自己的父親，所以要求嘉靖皇帝承認自己是已經過繼給明孝宗做兒子了，要求他認孝宗爲過繼後自己的父親。
但是嘉靖皇帝卻只將孝宗認作自己的伯父，於是便造成了以誰爲世宗皇考，也就是在宗法意義上的父親，以及對世宗生父尊號的皇統問題發生了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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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禮議中所產生的帝系傳承問題，本質上是反映着在明朝中期的時候，皇帝的權力(皇權)與大臣權力(閣權)的暗自較量。整個大禮議事件從開始到結束經歷了三年的時間(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最終以嘉靖皇帝用施加強權壓迫的方式取得勝利而結束。
大禮議從表面上看是一場政治鬥爭，或禮儀之爭，實際上是對武宗遺詔的法律詮釋過程。世宗和張璁贏得大禮議的勝利是明代法律的勝利，並因此捍衛了明朝法律的尊嚴並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秩序。本文將從幾個角度來說明爲什麼嘉靖皇帝爲何能通過大禮議奪取權力。一、大禮議事件的實質
大禮議事件並不是一場普通的禮法衝突，它實際上是一場皇權與閣權之間明爭暗鬥的政治之爭，也就是以楊廷和爲首的舊政治勢力與新登基的嘉靖皇帝之間的較量。
明武宗突然去世後，明朝的各方勢力都開始有所動作，穩定的政治環境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大禮議事件的發生和持續時間之久，原因就是因爲登上皇位的嘉靖皇帝並沒有擁有全部的皇權，很多權力仍然掌握在權臣手中。
也就是說，大禮議事件是明朝中央政權由明武宗過渡給嘉靖皇帝的必要道路，同時也是明代恢復良好政治環境的必要途徑。
在大禮議事件中嘉靖皇帝獲得了接二連三的勝利，而以楊廷和爲首的老勢力則一步步的失敗，本質上這就是嘉靖皇帝的皇權在慢慢地掌握，同時在大禮議事件中明代的政治秩序在慢慢地恢復，政治環境也在逐步迴歸正常。
大禮議這個爭論跟明代其他時候發生的廷臣集議實際上是不同的。如果只從禮法上找文章作爲論證的依據，然後對大禮議進行簡單的禮法說明，是不能夠真的看到大禮議事件後的本質特徵以及包括它在明代政治歷途中所產生的特有作用與影響。二、嘉靖皇帝在大禮議事件中爲奪取權力所使用的手段
重用張璁等一系列大臣，培養自己的政治力量
嘉靖初年，在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剛剛登上皇位後。
內閣的首輔大臣楊廷和便夥同朝廷上一些位高權重的大臣上奏想讓嘉靖皇帝改口稱他的伯父(也就是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做父親，以及改口稱他的伯母(也就是明武宗的母親慈壽皇太后)做母親，同時要求嘉靖皇帝將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改口叫做叔父，親生母親改口叫做叔母。
對於這個有些不合乎禮孝之法並且有點難爲人情的提議，嘉靖皇帝認爲如果這麼做的話是對親情的背叛，是對自古以來孝文化的偏離，並且他覺得這個提議也非常違背常理，於是便斷然拒絕，同時以自己退皇帝位來表達自己對這個提議的極其不滿，同時表達自己拒絕意思的堅定。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當時已被錄爲進士但是沒有直接當官的張璁寫了一篇奏文給嘉靖皇帝表示自己不同的看法：
我知道了現在朝廷上議論說皇上入嗣接替武宗做了皇上，應該把孝宗皇帝當作自己的父親，改口稱興獻王做自己的叔父，稱興獻王妃做自己的叔母的事情，這未免和漢定陶王、宋濮王的事一樣過於拘泥固執，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
十一月二十五日，張璁以大禮議未定，覆上疏進《大禮或問》。
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看後說：“張璁的說法，如同聖人，不會改變。”
張璁在自己的文章和行爲中展現了自己以人爲本的政治抱負，這對當時深受楊廷和逼迫的嘉靖皇帝來說可謂是雪中送炭，提供了很好的反駁，從而張璁也受得嘉靖皇帝的信服和重用。
嘉靖皇帝在大禮議之初便積極任用新的大臣，在以楊廷和爲首的舊勢力橫行中，培養出了一股屬於自己的政治力量，在朝堂上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使自己在大禮議事件之初沒有太過被動，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同時以張璁爲首的屬於嘉靖皇帝的新勢力也積極進行土地改革，反腐倡廉，整頓吏治，從某種程度上也幫助嘉靖皇帝提高了其政治地位，收回了一部分政治權力。
2. 重組內閣，削弱內閣的權力，將政治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明代內閣最初是皇帝的祕書顧問機構，在“大禮議”之前，其權力呈現逐步增長的趨勢。至正嘉之際，皇權虛空，事實上形成了以內閣爲核心的、強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統。內閣權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此基礎上，楊廷和內閣帶領官僚行政系統在“大禮議”中與世宗皇帝爭禮。然而，伴隨着議禮的過程，內閣權力以嘉靖三年楊廷和的離任爲轉折點，相對於皇權由強變弱，而皇權卻由弱到強。
由此，正嘉之際形成的中樞權力結構體勢由於楊廷和一派在“大禮議”事件中的失敗而未制度化，從而使議禮後，內閣權力相對於不同的權力階層有了不同的發展趨勢。閣臣之間爭權奪利，不能和衷共濟。
內閣權力相對於皇權，權力削弱，此種體勢一直延續到明亡。 在另一方面，內閣相對於行政系統，權力則保持着以前的發展態勢繼續增大。但由於內閣始終不是制度上的最高行政長官，其對部權之侵引起部院的不滿。
3. 恢復廷筵制度，積極與大臣交流，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世宗早年在興獻王府時，就受過良好的教育，其儒學功底十分深厚，楊一清曾言:
“臣竊聞陛下在藩邸時，恭穆獻皇帝專教之讀書，令紀善、伴讀等誦說經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愉人俱不得在側。”
因受到大禮議的影響，世宗在議禮前期對經筵日講活動態度消極，而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禮議以來，勝利的世宗也開始改變他的經筵態度。
嘉靖四年十月，給事中鄭一鵬上疏論經筵三事，於疏中言：“功貴有恆，昔敬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乃智輟，今率十月而輟，時未甚寒，願少留聖心。"
鄭一鵬的建言得到了世宗皇帝的肯定，並開始漸漸恢復正常的講筵活動，正因爲之前世宗太長時間不御經筵。出現嘉靖五年十月的一次經筵中八百 多名官員失朝的現象。“王申，上御經筵，展書官翰林院編修孫承恩以疾不至。具疏引罪，命宥之，停俸一月。是日失朝者八百餘人，命俱宥之。”
今後的一- 段時間裏，世宗對經筵表現出了莫大的興趣，也逐漸開始加強自身的學習，陸深擔任講官時曾親眼目睹世宗此時勤御經筵的狀況，他說：“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本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學也。”
世宗的勤學還表現在他對經典孜孜不倦的閱讀上，不僅積極出席講筵，對經史學習執着而熱忱，經常閱讀經典的著作，有疑則問，向資深的閣臣、講官進行諮詢。
此時閣臣、講官們便根據自已對經史文義的熟練程度來解答世宗的問題，閣臣楊一清就曾作爲世宗信任的老臣，回答了諸多世宗在經史學習方面提出的疑間。
比如世宗閱讀《說苑》至《晉襄公薨篇)時，懷疑“長君立”以下二句是穆贏對宜子的言語，於是詢問楊一清文中是不是缺了“贏曰”二字。
再如世宗閱讀到歐陽修對《尚書·武城篇》的註釋時，認爲歐陽修對《六經》有羽翼之功，於是提及之前費宏不贊同歐陽修從祀孔廟一事，並就此諮詢楊一清的看法。
大禮議前期的經筵，很多時候都與世宗追尊生父名號的論爭相關聯，君臣之間的關係因此變得緊張，但隨着楊廷和等閣臣的離職及楊延和的相護者遭到打壓之後，大禮議後期友好的君臣關係逐步建立起來。費宏、楊一清等武宗舊臣受到世宗的重用、優待
而大禮議後期得到世宗重用和賞識的自然還有張璁、桂尊、席書、方獻夫、霍留、黃綰等議禮新貴，這些嘉靖皇帝重用的大臣同時也是大禮議事件中嘉靖皇帝可以快速收回中央權力的有力推動者。
在對大禮議事件的評價中，學界大多對明代的嘉靖政治持否定和消極態度。
傳統觀點認爲，以非常方式即位的明世宗因大禮議而排斥楊廷和等老臣，是嘉靖政治的不幸。
實際上，正德十六年的特殊性在於：
皇位空虛37天，在閣臣和後宮等勢力的相互配合下，完成選定皇帝、皇帝繼位及大禮議等事件。在這一特殊節點，皇族、閣臣和中下級官員等勢力的命運與大禮議息息相關。
公元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在嘉靖皇帝的鬥爭下，以楊廷和爲首的舊集團勢力開始走向覆滅，張璁等新興勢力迅速崛起，明朝統治階級內部藉助大禮議平臺開始有序而及時的吐故納新,成功實現新舊勢力的更替。嘉靖皇帝成功將明朝的中央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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