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超過3000年的歷史，有着極其重要的價值，《史記》從講述人物生平角度出發，通過人物的事蹟來描述歷史。
司馬遷是漢代著名歷史學家，他以一己之力撰寫了被稱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著作《史記》，其書受到歷代史家推崇，被列爲正史之首。《史記》中記載了大量人物，各有其精神特點與性格。而被司馬遷放在列傳之首的，卻是商周之際，商朝的貴族伯夷、叔齊，這是爲什麼呢?
伯夷、叔齊是商朝封國孤竹國國君的兒子，兩兄弟相互親愛和睦。伯夷是嫡長子，本應該繼承國君之位，而他們的父親想將自己的位置傳給小兒子叔齊，叔齊不願意接受這一位置，而伯夷也不願違背父命，相互推讓的結果是，兩個人選擇一起逃走。當時的姬昌，也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在當時廣行德政，有“善養老”之名，於是兩個人前去投靠。而周文王去世後，周武王即位，討伐商朝。兩個人雖然都知道商的無道，卻不願看到它滅亡。他們在周武王的馬前請願，說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然而歷史的潮流卻不會因爲他們的意見而停止向前，姜太公稱讚他們是“義人”，符合道義的標準，讓人將他們扶走。而周滅商後，兩個人堅守道義，“義不食周粟”，隱居到首陽山之下采薇而食，最終餓死，在死前悲唱：“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終死去。作爲當時有名的賢人，其最終的結局格外悽慘，讓人爲之動容。
司馬遷深刻的認識到了命運與道德之間的矛盾與悖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似乎很有道理，然而歷史上卻總會有這樣的例外。孔門的弟子中，顏回最爲好學，而一直過着貧困的生活，最終早喪。而惡人卻常常榮華富貴，一生坦途，著名的惡人盜跖，無惡不作，卻以壽終。這正生動體現出了這一矛盾。而在“義”與“利”兩者不能兼得的時候，有道德修養的人，尤其是有儒家信仰的士大夫們，卻常常選擇爲自己的志向殉道。這是伯夷叔齊的選擇，也是孔子以降千千萬萬士大夫的選擇，司馬遷本人亦不例外。他爲李陵上書求情，慘遭下獄，爲了父親的託付，忍受了腐刑，受盡人們的冷眼嘲笑。而讓他選擇堅持的，正是自己如同伯夷叔齊一樣的理想，而爲了自己志向甘於殉道的精神，正是司馬遷將《史記》寫成最優秀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
附《史記·伯夷列傳》原文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