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朝，中國歷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傳九帝，享國二百一十八年。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自漢武帝創立年號制度以後，年號成爲王朝的象徵，因此不論所謂的正統王朝，抑或是僭號王朝，還是起義叛亂，常常都會頒佈自己的年號，遼朝也不例外。
阿保機從唐天覆元年擔任夷離堇至神冊元年稱帝建元的這一過程是極其複雜且引人深思的。同時，在契丹與唐朝長期的互相交流中，對唐代典章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也多有吸收，因此唐朝對遼代年號創立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
一、唐朝的影響
唐朝對契丹的統治政策與管理制度推動着契丹民族與漢族的交流與交往。唐朝在其統治地區廣泛設置羈縻府州，契丹則處於其羈縻管理之下，“突厥之別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隸河北者，爲府十四，州四十六。”。
唐開元年間“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仍其府置靜析軍，以失活爲經略大使，所統八部皆擢其酋爲刺史。……帝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爲永樂公主，妻失活。”由李失活所授官職冊封可以發現，唐王朝十分重視契丹，而羈縻政策是對契丹管理的最有效方法。同時，唐王朝還通過和親的手段，拉攏安撫李失活，雖然沒有達到孤立突厥的預期效果，但是通過和親使契丹民族得以接觸先進的中原文明。
和親提高了契丹在周邊民族中的地位，而唐朝的冊封使契丹首領成爲了中原王朝的地方官員，通過和親契丹民族獲得了部分生活必需品，同時加深了契丹民族對於唐朝制度與文化的吸收融合。和親政策推動了中原文化在契丹的傳播。
和親公主不僅承擔着兩國關係交好任務，還起着對少數民族文化教導的作用。漢地公主出嫁常常會帶有豐富的物資及儒家經典、佛經、史籍、詩文、曆法、醫書等書籍，她們將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工具、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習俗帶入草原民族中去，是對北方少數民族最直接最深刻的影響之一，推動了契丹社會的封建化進程。
在唐與契丹民族的交流與交往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所謂的“華夏邊緣”正在被打破，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在不斷擴大。契丹民族在唐朝的扶植之下迅速發展，成爲北方草原地區的強大政權。契丹立國之初的各種制度建設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遼代年號也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因此我們要站在中華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待遼代年號，而不僅僅是注意到其少數民族的特殊性。遼代仿唐制定年號，不單是一個獨立政權的立國宣言，更表明其上緒唐統，是貫徹中華文化正統觀的表現。
二、阿保機的統一
從公元907年阿保機取代遙輦氏成爲新的部落首領至916年建國的這段時間，契丹社會正處於轉型階段。在該時期契丹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契丹上層貴族內部發生了分化，形成了代表革新與守舊的兩個貴族集團。
一個是以阿保機爲首的改革派，另一個是以阿保機諸弟爲首的守舊派。阿保機用了九年的時間南征北戰，平定內亂，爲建國做了充分的準備，加速了契丹社會前進的步伐。阿保機立國前皇族間爆發了三次叛亂，叛者均是阿保機迭剌部親屬。
第一次叛亂，太祖五年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謀反”;第二次叛亂，太祖六年“冬十月戊寅，剌葛破平州，還，復與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第三次叛亂最爲嚴重，太祖七年剌葛率衆反叛者直至阿保機行宮大肆屠殺，情勢危急，“皇后急遣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阿保機憑藉自身的謀略與手中強大的軍事力量，很快平定了叛亂，爲遼朝的建立和後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耶律曷魯曾對阿保機講：“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剌葛等往往覬非望。”登基後的阿保機已經與世選制時期的可汗有了本質的區別，而阿保機諸弟的思維仍然停留在世選制時期，沒有意識到皇帝是具有與衆不同意義的存在，因而頻繁發動叛亂陰謀奪取最高權力。此時的契丹社會已經突破原始遊牧時期開始向封建化階段過渡，但是對於中原漢地文化的吸收與理解仍存在很大的侷限，更遑論對中原文化深層次正統觀的理解了。
隨着阿保機逐漸統一契丹諸部，採取適應契丹社會變化的政治理念迫在眉睫。907年至912年，阿保機徵室韋、討烏丸、平鋤勃德、破奚諸部，此時遼朝的疆域“東際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基本將周邊部族歸於其統治之下，擴大了契丹的統治版圖。同時，阿保機爲安置漢人、鞏固政權，仿照中原制度建立了城郭、寺廟等。如神冊二年“冬十月己亥朔，建明王樓，築長城於鎮東海口”;六年“建天雄寺”。
阿保機本人除了努力壯大自己的力量外，還積極學習和接受中原文化，這一系列行爲推動了契丹社會封建化的進程，爲建國創立年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三、漢臣的輔佐
阿保機能夠並服諸國、統一諸部與漢人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如韓延徽、韓知古、康默記、趙思溫等漢臣，他們都曾爲阿保機的統一大業出謀劃策，並且參與建國的各項制度設計。
韓延徽，幽州次安人，作爲劉守光的使者入遼。入遼後爲阿保機所用，“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參與制定遼朝賦稅制度，推動了遼朝國家制度的完備。
《遼史》載“攻党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與此同時，他按照中原制度安置漢人，“以故逃亡者少”，在契丹傳統社會向中原封建化轉型的過程中貢獻巨大。韓知古，“薊州玉田人”，爲阿保機“佐命功臣之一”，官至中書令，深受阿保機信任。《遼史》載“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
韓知古引經據典結合契丹民俗制定禮法，推廣實行，後與康默記徵渤海立功，是阿保機建國過程中的得力助手，完善了契丹對於漢民族的管理機構及制度，對契丹民族接受漢文化做鋪墊。韓知古的活動貫穿着阿保機建遼的全過程，也可以稱其“功亦偉矣”。
康默記，本名照，阿保機侵薊州時俘獲，由於欣賞康默記的才能，將其收歸麾下。康默記處理番漢事宜深得阿保機心意，他在諸部新服、典制未被的情況下，推析律意，論決重輕，毫釐不差。“罹禁網者，人人自以爲不冤”，間接地完善了契丹的法律，使契丹社會法律制度愈加完備。趙思溫，字文美，盧龍人，原劉仁恭幕僚，阿保機遣大將經略燕地時前來投降。阿保機伐渤海時“以思溫爲漢軍都團練使，力戰，拔扶余城”，身受重創，爲滅渤海立下赫赫軍功，此後子孫在遼太宗時期，官至使相。
以上例子皆可以說明，阿保機之所以能夠完成統一建國的偉業，離不開衆多漢臣的鼎力輔佐。但此時遼王朝的統治仍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爲後盾，雖然從中原輸入了大量的物質文化，學習並使用中原的典章制度，但處於深層次思想結構的“中國”意識還未真正覺醒。阿保機征服諸小國後，多任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
公元916年阿保機在漢人的幫助下，仿照中原典章制度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自號天皇王，建元“神冊”。從阿保機與漢人集團的一系列互動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遼代建元與中原文化在遼地的輸入密切相關，同時也顯現出遼上緒唐統的中華文化延續性，但是也爲此後遼宋政權關於正統性的鬥爭埋下伏筆。
結語
中原王朝建立年號是自漢武帝以來的一種文化傳承，既是奉正朔的一種表達，也是紀年的一種方法。遼代年號的建立與發展，隨着其國家封建化進程的加深逐漸走向成熟，分析遼代年號有助於我們瞭解遼朝正統觀念的形成與發展，與此同時，遼朝對中原文化從吸收借鑑到融爲一體的過程也得以呈現。
自中唐以後，唐朝與契丹頻繁地交流，契丹遣使朝貢、受唐冊封，雙方互通婚姻，使得契丹長久地受到中原文化的薰染，其年號制度的建立就是吸收和借鑑中原文化的結果。
遼朝歷經九帝二十二個年號，這些年號中包含着濃郁的中原文化色彩，但由於遼統治者對中原文化的理解程度不同，加之契丹自身的民族信仰，故而遼代年號又有與衆不同的一面，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瞭解遼代年號背後所蘊藏的文化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