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統治者爲蒙古孛兒只斤氏。傳五世十一帝，從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權始爲162年，從忽必烈定國號元開始歷時98年。元朝退出中原後的北元政權一直持續到1402年。元朝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較繁榮，與各國外交往來頻繁。在文化方面，出現了元曲等文化形式，更加世俗化。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是“禮”，禮儀制度是古代政治文化的外在表現，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禮儀制度。蒙古統治者也急於創建一個與大蒙古國習俗及漢地傳統都有繼承和聯繫的元帝國。
侍儀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設立的朝儀管理機構，元代侍儀司具有自身特色，促進了元代朝儀禮樂制度的發展。
一、機構設置與掌管禮儀門類齊全
元代侍儀司在承襲金代建置的基礎上，又擴充職官建置，並且設置法物庫掌收禮器法物。侍儀司的職責範圍十分廣泛，涉及各項宮廷儀式，可謂是機構設置與掌管禮儀門類齊全。首先是機構設置齊全。元代侍儀司的職官設置齊全，包括正官、首領官、屬官以及吏屬。
根據侍儀司最終定製來看，侍儀司中的正官應爲侍儀使和引進使知侍儀事，他們是機構的負責人，主持機構的工作，並且引導各項宮廷儀式的進行。“在官和吏之間的是首領官，他們的職責是統轄吏員，協助主管官員處理某一方面的政務”。
典簿是“元朝掌管衙門文牘簿書等事的首領官。多設於監、司級官署”。侍儀司設典簿一員，掌管侍儀司文書收發。侍儀司所設屬官爲承奉班都知、通事舍人和侍儀舍人，人員衆多，加起來共三十一人。他們的職責類似，大致爲掌管儀式唱引之事。
吏屬有令史二人，譯史一人，通事一人，知印一人。其中侍儀司令史掌本司事務，譯史掌翻譯，通事掌本司傳達通報等事，知印掌本司符印。由此可見，侍儀司職官設置齊全，從官到吏，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不僅侍儀司的職官設置齊全，其屬法物庫也是如此。
侍儀司同郊祀署、尚供總管府一樣，都設有下屬機構法物庫。對比其他法物庫僅設官二員，侍儀司法物庫設官相對較多，設有提點、大使、副使、直長四職，共五名官員，後來又增設法物庫子，掌公服法服之藏。侍儀司法物庫的首領官爲提點和大使，掌管各種器物的保管。
祕書監丞王射曾擔任法物庫大使，據史料記載，“王射，字有志，至正十七年(1357年)八月上。朝請大夫，前侍儀司法物庫大使”。佐貳官爲法物庫副使，佐貳的意思即副職之官吏。主事官爲法物庫直長。進士李之彥，至正年間登第，授侍儀司法物庫直長，曾作《達實帖睦爾請孟思言代祀亞聖公記》。
侍儀司法物庫的職能就在於保存禮器法物。劈正斧是儀式中最重要的禮器，由劈正斧官持之。“劈正斧官一人，由中道，近侍重臣攝之。侍儀使四人，分行左右”。
按照記載，劈正斧應該是位於皇帝隊列器物的中心位置，伴隨着皇帝出寢所一直移動，待皇帝和皇后坐於御塌，劈正斧向露臺的東端移動，司晨的雞鳴聲響起，儀式便開始了。
由此可見，劈正斧的地位十分重要。而如此重要的禮器正是保存在侍儀司法物庫內。除此之外，侍儀司還收掌衆多公服法服，“九年冬至祭享，用冠服，依宗廟見用者制。其後節次祭祀，或合祀天地，增配位從祀，獻攝執事，續置冠服，於法服庫收掌。法服二百九十九，公服二百八十，窄紫二百九十有五。”這裏的法服庫應該就是侍儀司法物庫。
其次是掌管禮儀門類齊全。侍儀司掌管的禮儀門類涉及元廷各個重大儀式，包括元正受朝儀、天壽聖節受朝儀、郊廟禮成受賀儀、皇帝即位受朝儀、冊立皇后儀、冊立皇太子儀、太皇太后上尊號進冊寶儀、皇太后上尊號進冊寶儀、太皇太后加上尊號進冊寶儀、攝行告廟儀以及國史院進先朝實錄儀等。
《元史·禮樂志》中雖未涉及外交禮儀，但是《元史·百官志》中明確提出侍儀司掌外國朝覲之禮。根據侍儀司在其他儀式活動中的職能，可大體判斷侍儀司負責導引各國使者覲見之事。在各項禮儀活動中，侍儀司貫穿整個儀式過程，起到佈置陳設、引導儀式的作用。
二、官員文化素養較高
忽必烈爲藩王之時便尊儒攬士，與漢人儒士的關係卓異於一般的蒙古貴族。儒士許國禎、趙璧、李微等人皆博通經史，向忽必烈講述儒道。忽必烈也正是在劉秉忠等人的影響下，下令制定朝儀禮樂制度，並且設立專掌朝儀的侍儀司。
劉秉忠引經據典建議設執禮官，忽必烈聽從了他的建議。由此可見，儒臣稽考傳統古典，制定元代朝儀制度，又由地位較高的蒙古宿衛士學習朝儀。因此，元代侍儀司在元廷制定朝儀禮樂制度的過程中設置而成，設置初期的官員也大多是參與制定朝儀的儒生及亡金故老。
此後的侍儀司官員也大多出自勳貴之後及國子學，“干戈既輯，治化斯興，而勳臣世族之裔，皆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修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
他們經過比較嚴格的訓練，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雖說“官吏文化素質下降，這是元朝自始至終存在的普遍問題”，但是由於侍儀司職能的特殊性和專業性，需要負責各項禮儀活動，侍儀司的官員文化素養相對較高。
忽必烈居潛藩之時，己酉年在和林西召見趙秉溫，因其“儀觀修整，應對詳明”便命侍奉左右，跟隨忽必烈徵大理、雲南，濟江伐宋。此外，趙秉溫還參與了營造兩都、作朝儀、制曆象等事。侍儀司設立之後，趙秉溫任禮部侍郎兼知侍儀事。
至元八年秋八月天壽節之時開始行新禮，“自是每元旦受朝賀，冬至進歷日，冊立皇后、皇太子，建國號，上徽號，宣大詔令，諸國來朝，合行典禮皆公所論著也”。由此可見趙秉溫在制定朝儀過程中的貢獻之大。
趙秉溫侍奉世祖左右四十餘年，深受讚賞。仁宗在位之時，追念至元舊臣，使圖厥像置於禁中，各詢其行事，至公則曰：“是非起朝儀趙某耶?”這也說明了趙秉溫地位之高。趙秉溫之孫趙時勉，曾任侍儀通事舍人。朝廷耆舊推薦時勉入朝爲官，起爲承事郎、侍儀通事舍人。
供職不久，遇到佞幸除爲侍儀官者，認爲不可與其共事，便稱病辭官。趙氏家族乃名門望族，建學家塾，禮師儒，精通禮儀典制，爲侍儀司培養了衆多不可或缺的人才。引進使知侍儀事史槓，太尉、中書左丞史天澤第四子。不僅有趙秉溫和史槓二人兼任祕書監官，還有許多侍儀司官遷轉調任爲祕書監官。
例如祕書監丞王射曾任侍儀司法物庫大使，祕書監管勾嚴毅曾任侍儀舍人，祕書監辨驗書畫直長李黑廝曾任侍儀司通事舍人。這些人都從事與文化相關的工作，自然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除了兼任祕書監官職的官員外，還有在元廷“起朝儀”過程中作出貢獻的人任職於侍儀司。
尚文，字周卿，任右直侍儀使。他幼時便十分聰穎有悟性，負有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時，參政王椅薦其才，遂闢掌書記。不久，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
至元六年“起朝儀”之時，禮儀等諸多事宜都由尚文參與掌管，可見其習熟禮儀，備受重用。劉執中，字仲和，任侍儀司引進使。劉侯少負志節，種學績文，並且精通醫術。
他的同僚，周之翰，字子宣，任侍儀舍人。之翰爲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的外孫，左侍儀使周鐸之子。元初的制誥典章皆由王鶚進行裁定，深受世祖重用。王鶚“無子，以婿周鐸子之綱承其祀。之綱，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君與侍講早歲皆以儒名，侍講以朝命出繼文康公後，君次當蔭父官，推讓從兄之幹。久之，擢侍儀舍人，滿考，再爲之”。周之翰曾任侍儀舍人、法物庫直長、侍儀通事舍人等官。之翰爲人溫厚和平，以禮義自守。“獨在侍儀明習禮文之事，嘗述《朝儀備錄》五卷、《朝儀紀原》三卷以進，蒙賜幣帛，命以其書藏史館”。
結語
綜上所述，侍儀司官員有的同時兼任祕書監官，有的曾爲朝廷制定朝儀，還有的曾經爲太子說書。他們都是博學多識、德深望重之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這也說明侍儀司是一個文化機構，由德望素著之人爲官，促進了侍儀司的完備以及元代文化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