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以前，齊魯大地上的農民們推着小車，挑着擔子，用兩條腿開拓出一條充滿血淚的“闖關東”之路。一個“闖”字，沸騰了他們的生活，也造就了他們的性格。
300多年以前，一股“闖關東”的浪潮席捲山東。齊魯大地上的農民們推着小車，挑着擔子，用兩條腿開拓出一條充滿血淚的“闖關東”之路。一個“闖”字，沸騰了他們的生活，也造就了他們的性格。當時光漸漸沖淡這段歷史時，一部電視劇《闖關東》，將人們塵封的記憶重新喚醒。主人公朱開山，似乎就是他們的時代背影。
“闖關東”人羣的後代如今生活怎樣?是否真的如朱開山般智、勇、忠、義?……記者沿着當年“闖關東”的線路，走進了這個羣體。
無論是200多年前的周氏兄弟，還是近50年前的殷敬海、寇前塘，他們像一羣馳騁在東北三省茫茫雪原上的“西部牛仔”，挎槍、騎馬、闖天下;他們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豪氣沖天，又充滿民族正義感;他們那段辛酸而又激揚的歷史，正是一代代山東人的英雄本色。
電視連續劇《闖關東》再現了當年的移民浪潮。
從兩兄弟到千人村
當年，相當一部分人闖關東選擇了水路，從山東出海，漂到大連，再從現在的旅順、金州海岸上岸，然後北上尋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闖關東”過程中，大連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
在大連市旅順口區，有一個叫周家崴子的村莊。村裏人絕大多數都姓周，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老祖宗——周成文。經過幾代繁衍，周成文的後人們，把這個原本只有兩戶人家的村子，變成了一個有兩千多人的大村。如今，村民們已脫離了祖宗們的農耕生活。在這裏，記者找到了該村的族譜修訂負責人周純官。
周純官住在一棟三層小樓裏，小樓的建築風格類似歐式別墅。周純官笑稱：“村裏現在以加工業爲主，開了不少工廠，村民們的腰包都鼓鼓的。跟老祖宗那時候比，俺們現在都是有錢人。”
周純官點燃了一根香菸，陽光透過玻璃，照射在他滿是皺紋的臉上。他沉思着，打開了一段塵封兩百多年的記憶——
公元1715年，也就是大清王朝的康熙五十四年，登州府(今山東蓬萊及其周邊地區)門樓村的周德新、周德純兄弟，由於生活貧困潦倒，無奈之下，決定離家“闖關東”。
“關外有黃金、有沃土、有人蔘、有貂皮。”這話讓周氏兄弟聽着，實在誘惑。於是，兩人湊了一筆路費，找到了一條小漁船，準備從海路前往關外。
那個時候，沒有任何機械化船隻，沒有衛星定位導航系統，沒有雷達，沒有探照燈，甚至沒有可以休息的船艙，有的只是小舢板，還有船老大多年的航海經驗。
出海前，周家兄弟並不知道面臨的將是一場生死冒險——根據有關資料顯示，自清朝入關起，有不少乘船“闖關東”的人，由於海風的變化，漂流到了朝鮮、日本等地;至於覆舟於海上者，更是難以計數。
大海是無情的，海浪隨時可以把船掀翻在海里，甚至只是一次普通的季風變換，也可能讓周氏兄弟永遠無法回到老家。但他們已經抱定了必去的信念，幾次乞求船老大，“即便死也值了，只要把我們送到關外。”船老大被感動了，在一個夜深風高的黑夜，他們悄悄地駛離了登州府碼頭。
命大的周氏兄弟，平安抵達了大海的北面——旅順口。當週家兄弟飢寒交迫地踏上旅順口的沙灘時，他們有了一個新的稱謂——“海南丟”(在山東省的膠東一帶，人們把坐船去關外謀生的叫做“上海北”;而在大連，人們把通過海路“闖關東”的人稱爲“海南丟”)。
周氏兄弟隨後就落戶在了旅順口的夏家村，娶妻生子，男耕女織，到老含飴弄孫。如果按照這樣的生活軌跡來看，也許周家兄弟的“闖關東”之路過於平淡。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周氏兄弟的冒險天性，在他們的孫子周成文身上，得到了繼承和發揚。
公元1776年，周成文帶着妻子曲氏，來到了周家崴子。那時的周家崴子，甚至算不上一個村落，只有一家蔡姓居民住在那裏。於是，周成文就與妻子在這裏定居下來，開荒、種地、生孩子。一直到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周成文有了5個兒子和10多個孫子，一個大戶人家就這樣形成了。
周純官保存了一份當年的分家書，上面寫道：“周成文，因家口甚多，居住不便，情願各人分居，周光中分到二間草房……嘉慶十四年十月廿二日”。當年周成文僅用短短兩百多字，就把一個大家族分開了。然而，他沒有想到，就是這次分家，居然造就了周家崴子村的百年輝煌。
周成文的孩子們分別開始創建自己的家族。於是，這裏漸漸繁榮起來，不斷有新的生命誕生，不斷有新的土地被開墾，同時也不斷有人再次加入其中。
從周家兄弟“闖關東”到旅順，到周純官這一代，周家已經繁衍了12代人。1971年，村裏拆除墳地，把周家的墳塋全部拆掉了，年輕的周純官忽然有了一種擔憂：“把我們老周家的墳塋拆了，子孫們今後到哪裏找祖宗呢?”
從那天起，看着祖上留下的“分家書”，周純官尋根的念頭一天比一天強烈，“我要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誰、來自哪裏，更重要的是我要了解和繼承老祖宗的性格、精神。”
周純官開始了尋根之旅。在日記裏，他詳細記錄了當年走過的尋根路線：曲阜、蓬萊、青島……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詢問當地的人們——“這裏是否有登州府門樓村?”結果令他失望，沒有任何線索。
1984年，已經是萬元戶的周純官，依然沒有放棄尋根，“那時，叫我‘燒包’的，說我傻的，什麼都有”，但周純官不在乎。1989年，他終於找到了一位叫周可玉的山東人，看到了一份保存多年的族譜。他激動地翻開那本發黃的冊子，在上面找到了一行讓他激動萬分的字跡——“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純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順雙島夏家村。”
血性漢子客死他鄉
1940年春，山東濱縣。由於大部分土地都是鹽鹼地，每年開春，這裏總是赤地千里。這一年尤爲嚴重，農民幾乎是顆粒無收。當時，日本侵略者正在我國大部分地區掃蕩，很多農民也不敢出門種地，怕被日本人抓走當勞工。
濱縣農民殷殿起坐在家裏發愁，種不上莊稼，呆在家裏又無事可做，長此以往，日子恐怕是過不下去了。他和妻子俄秀蘭一商量，“反正橫豎都是死，不如去闖一闖關東，看能否找到條活路。”
抱着這樣的想法，殷殿起挑着扁擔，挑着自己三歲的兒子殷敬海，和妻子一起走上了“闖關東”的大路。
當年扁擔筐裏三歲的娃，現在已是七旬老者。殷敬海不願回憶歷史，他說哈爾濱的生活是他“一生的恐怖事件”。
“母親曾告訴我，當時‘闖關東’的時候，基本上每天都能遇到十多戶和我們一樣的難民。”殷敬海記憶最深刻的是，他的父親幾乎是光着腳丫走到東北的。“由於長時間的跋涉，父親的鞋很快就破了，當時也沒有條件補鞋修鞋，只好赤腳前進。餓了，就在附近的地裏找點生玉米啃幾口充飢;渴了，隨便找個水窪喝水。”顛沛流離的“闖關東”之路，殷敬海一家整整走了一年。
“出了山海關，父親堅持繼續向前走，一直走進了哈爾濱。我們定居的地方，是在一片貧民窟中。”當初殷殿起“闖關東”，爲的是圖一口飯吃，可到了關外才知道，這裏雖然有着肥沃的土壤，卻每天都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鐵蹄下。“當時的東三省，已經成爲日本人在中國的重工業生產基地，除了要防着被抓去當勞工，還要小心翼翼地遵守日本鬼子訂下的各種苛刻的‘規則’。”
那時，殷敬海才四歲，但所見所聞成了他終生抹不掉的記憶。“太殘忍了!日本人拿着棍子往鄰居頭上打，鄰居滿臉是血，我印象深極了。”說到這裏，殷敬海痛苦地閉上眼睛，久久沒有說話。
殷敬海記得，他們家的鄰居街坊都是山東人，生活也不順利;尤其是1940年後闖來的移民，大部分都靠打工謀生。“父親就是這些‘打工族’中的一個。他當過貨郎，每天都要走街串巷，賣些針頭線腦，以維持生計。冬天就去江邊給人拉犁耙”。
所謂的拉犁耙，是東北一種特殊的雪橇，人坐在上面，由拉犁耙的人把雪橇從河邊的這一頭拉到對岸。“這是一種特別消耗體力的工作，父親基本天不亮就走了，每天要幹十多個小時纔回家，卻掙不了多少錢。”
爲了維持生活，殷殿起甚至還打過有錢人的“主意”。“每逢初一、十五，有錢人就會在河裏放一些荷燈，燈上有不少吃的。父親就趁着天黑，悄悄下河撈荷燈，把荷燈裏的食物拿回家。有幾次，父親深夜還遇到了日本人，每次都被打得遍體鱗傷。”說到這裏，殷敬海的眼圈紅了起來。
轉眼間，生活在哈爾濱的殷敬海8歲了，看着兒子一天一天長大，殷殿起的心頭卻喜憂參半，他希望能夠讓兒子去讀書，可是自己每天拼死拼活，也只能讓一家三口勉強填飽肚子。
就在這時，一個翻譯官和幾個日本鬼子來到了殷殿起家，主動提出要送殷敬海去讀書。“父親半信半疑，後來才知道，這個所謂的讀書，就是讀日本人的書，學日本人的話。‘那不是讓兒子當日本人嗎?’父親心底升起了一股無名的怒火。”
殷殿起這個血性的山東大漢，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最終決定讓妻子帶着孩子逃回山東。“快把兒子帶回去，讓他去姥姥家吧。”殷殿起對妻子說。
“可是你呢?”俄秀蘭放心不下丈夫，這些年在東北，雖然丈夫時刻壓抑着自己的火爆脾氣，可是總會有壓不住火的時候。
“放心吧，我不會做傻事的，我一個人在這裏多賺點錢，回去咱們蓋新房，讓兒子讀書。”最終，俄秀蘭拗不過丈夫，帶着兒子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誰知道這一別，殷敬海就再也沒有見到父親。
“在哈爾濱，如果一個外鄉人沒有家眷獨自一人謀生，就會被日本鬼子視作流民。”因此，就在俄秀蘭離開不久，幾個日本兵就將殷殿起當作流民，抓了起來，送到礦上做礦工。
“當時我舅舅和舅媽也‘闖關東’，也到了哈爾濱。這些事情是他們後來告訴母親的。父親在礦上幹活，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日本人讓礦工們聚在一起吃飯。父親在吃飯的時候，唱了首小曲，在正月十八那天，父親就……”殷敬海再也說不下去了，泣不成聲，“我舅舅估計，可能是父親當時唱歌諷刺日本兵，結果就被他們害死了……”
殷敬海拿出一張已發黃的相片，上面的他只有四五歲。“這是我們家唯一的合影。”他伸出乾瘦的手指，輕輕地撫摸着發黃的照片，感嘆不已：“‘闖關東’對於我們民族來說，是一段不能遺忘的歷史。而對我來講，我想忘，卻又難忘。”
從“闖關東”到闖山東
2008年2月20日18時12分，由牡丹江開往濟南的1452次列車，準點到達濟南火車站。雖是終點站，車上的旅客仍是滿滿的。他們大部分來自東北三省，還有一部分是來山東務工的。
“現在山東發展快，爺爺當年‘闖關東’，我們回來闖山東。”一位剛下火車的中年人告訴記者。雖然春運高峯早已過去，但是到山東的列車，還有如此大的客流，在以前是不多見的。這也預示着今年來“闖山東”的東北人更多了。
事實上，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東北三省的“闖關東”後裔們，早已有了迴流的趨勢。
家住山東省高密市的寇前塘，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攜全家從黑龍江伊春市，回到山東高密定居下來。此前，寇前塘在伊春的友誼林場工作了40年。改革開放前，寇前塘的老家由於地少人多，生活困難。在他9歲時，老家遭遇天災，父親無奈之下，一個人踏上了關東路。1956年，15歲的寇前塘坐着火車前往關外，投靠父親。
對於寇前塘來說，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場裏那些山東的老鄉們，“有70%左右的人，都是山東過去的，張口都是山東話，生活習慣也跟山東一樣。”寇前塘告訴記者，林場裏的山東人分兩種，一種是多年前隨着祖上定居於伊春的老山東人，一種是像自己這種剛剛去的新移民，但不管是哪種山東人，大家對於老家的思念都是一樣的。
改革開放後，山東經濟發展很快，寇前塘以及林場的其他山東老鄉們，紛紛帶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到了山東老家，形成了“返鄉潮”。
山東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一位學者認爲，“返鄉潮”現象早在1979年的時候就已形成。“1979年是山東人口遷移的一個拐點。1979年以前，山東的遷出人口大於遷入人口。但1979年之後，山東的遷入人口開始逐漸增多。每年少則數萬，多則十幾萬。尤其是在煙臺、威海等地區，近年來有不少樓盤被東北人成片買下。到了2000年前後，東北地區的不少打工者也開始涌入山東。”
山東省統計局有關人士分析認爲，20多年前，持續了300多年的山東人“闖關東”現象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返鄉潮”的興起;在這股“返鄉潮”中，伴隨着一股來勢更猛的“打工潮”。他們是真正來闖山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