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本名叫做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外文名Richard Milhous Nixon，美國第37任總統，生卒時間1913年1月9日—1994年4月22日。
內容提要：
經過精心的準備和艱苦的努力，尼克松政府終於實現了對華關係的突破，中美之間達成了許多開創性的、有深遠指導意義的原則性共識。然而，尼克松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冷戰及反對蘇聯擴張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帶有深深的時代烙印;這一政策體現了美國安排越南戰爭後亞洲格局的心態，因此有不少一廂情願的色彩。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進行了全球戰略的大調整，實現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使國際關係出現重大變化，成爲二戰後世界由兩極走向多極化的分水嶺。美國這次外交政策調整的重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是以結束越南戰爭爲核心，制衡蘇聯爲重點，和解中國爲突破，希望以最小代價的讓步，取最大限度的收穫。
結果，尼克松以外交成就卓著而載入史冊。其中，他的對華政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與中國領導人一起，打破了彼此長達二十多年的敵對與隔閡，共同寫下兩國關係輝煌的新篇章，成爲中美關係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尼克松的對華政策以其開創性的業績，爲後來中美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達成了許多原則性的共識。
然而，尼克松的對華政策也非完美無缺，深入探討其中的矛盾、侷限，以及潛在的問題，對於更好地理解20世紀最後30年的中美關係有着重要的意義。
一、尼克松政府面臨的難題與抉擇
尼克松
當尼克松入主白宮時，他所面對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有人甚至認爲它幾乎不亞於美國內戰造成的分裂和20世
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
在國際上，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難以自拔，國際威望降到最低點。在國內，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學生運動等交織在一起，人們對戰爭的厭倦與對政府的失望，瀰漫於整個社會，衝擊着已受到削弱的美國政治與經濟。理查德·桑頓準確地將尼克松政府所面對的形勢分爲四個方面:
第一是在財力方面，美國的國際經濟地位一落千丈。
第二是在國力方面，美國喪失了戰略武器的優勢地位。
第三是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的遏制政策已面目全非。
第四是在國民意志方面，美國的民意已分崩離析。
1968年11月，當尼克松以微弱優勢贏得大選而進入白宮之時，大多數美國人對他的當政沒有寄予很大希望，不指望他在穩定政局、恢復秩序方面有什麼大的作爲。然而，臥薪嚐膽、蟄伏待出8年以後，尼克松已經修正了一些頑固、死板的觀念，有了審時度勢的自信。
從決定角逐總統職位之日起，尼克松就開始密切留意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他認識到美國所面臨的問題，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被越南戰爭所拖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無法發展自己的經濟;具有偉大法制傳統的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狀態;以機會均等而聞名的國家被種族間的暴力搞得支離破碎;甚至，美國的總統因害怕遭遇敵視的抗議行動，而不敢到國外或在國內的主要城市旅行”。當選總統以後，他自然需要立即着手解決以上問題。
在對外政策方面，尼克松政府的處境十分困難，最緊迫的問題是結束越南戰爭。尼克松深深知道，如果他在這方面沒有進展，他將不會有第二期的連任，而他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是對付蘇聯的挑戰。自冷戰以來，蘇聯就是美國最主要的敵人，在60年代後期，趁美國陷於越南戰爭之機，蘇聯在戰略武器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改變了60年代初美國在軍事上佔絕對優勢的局面，形成兩國均衡的形勢，到1970年，蘇聯在陸基導彈方面，甚至已佔了數量上的優勢。
對此，尼克松政府希望在收縮美國外交的同時，與蘇聯緩和，通過談判，維持美、蘇之間的均勢。尼克松曾希望能在上任後一年內結束越南戰爭。起初，他希望藉助蘇聯的影響，向越南施加壓力。在一次與國防部長梅爾文·R.萊爾德的私人談話中，尼克松曾說道:如果蘇聯能夠減少他們向越南的武器供應，越戰可能會很快結束。
他甚至說，如果在越南實現和平的代價是允許蘇聯攻擊中國的核設施，“那也是一筆值得考慮的交易”。但是，正在加緊與越南發展關係的蘇聯沒有給予尼克松政府任何迴應，於是，尼克松把目標轉向了中國，因爲中國向越南戰爭提供了重要的道義、經濟和軍事援助，因此，如果美國能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就有可能使中國減少對越南的支持和支援，爭取早日結束越南戰爭。
基辛格後來也承認，尋求打開中國的大門是爲了“向河內施加壓力，迫使北越達成對印度支那衝突的合理解決”。與此同時，如果美國能夠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便可以震撼和制約蘇聯，在中蘇關係中打入一個永久的“楔子”，從而使美國在與蘇聯的緩和中保持有利地位。
可以說，解決越戰問題和對付蘇聯，是尼克松政府尋求與中國和解的現實需要。除了迫切的現實需要以外，尼克松還有一個不爲人知的隱憂，那就是要在中國不受外界控制而真正崛起之前，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系統”，因爲他相信中國的孤立與衰弱只是暫時的。
他在1969年的《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呼籲讓中國“作爲一個前進中的大國，而不是作爲世界革命的中心”，重新進入國際社會。他把中國看成是世界五極之一，但同時也是“20世紀最後1/3歲月裏對世界和平潛在的威脅”。
他反覆強調，使中國繼續處於孤立狀態是危險的，因爲10年之內，中國將發展成爲一個核大國，到那個時候，美國將別無選擇，所以，他認爲，美國必須與中國交往，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在其當政期間，尼克松也說過:如果一個像中國這樣的世界大國被排斥在國際秩序之外並與之敵對的話，就不會有安全穩固的國際秩序。正是出於以上現實和長遠的考慮，尼克松政府決心在美中關係上有所突破。
在就職一個月之後，尼克松出訪歐洲，一方面，他要向世人顯示，並“沒有完全被越南戰爭困住”;另一方面，他要做出“在與我們的敵人開始談判之前，與我們的盟友協商”的姿態。在這次歐洲之行中，他就有關越南、蘇聯及中國的問題諮詢了戴高樂的意見，戴高樂支持他從越南脫身，與蘇聯緩和，以及與中國和解。
1969年6月，尼克松在關島發表了一篇非正式的、後來被稱爲“尼克松主義”的外交政策演說，其核心就是美國將來應當避免再陷入像越南戰爭那樣的麻煩，但要繼續“在亞洲發揮重要作用”。用尼克松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美國只“支持他們打仗，而不是幫他們打仗”。
尼克松主義表明，在新的國際、國內政治形勢下，尼克松政府將採取較爲靈活的對外政策。尼克松早在1969年1月宣誓就職前，就告訴他的老朋友弗農·沃爾特斯，他作爲總統想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恢復與中國的關係。在就職之後不久，他又告訴馬里蘭州參議員查爾斯·馬賽厄斯，“我們將花大力氣發展對華關係”。
儘管尼克松已經有與中國和解的願望，但是，要打破兩國之間長期的隔絕與敵對卻非易事，尼克松政府爲此做出了開創性的努力。
二、打開中國大門的創舉
尼克松與毛主席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兩國一直是冷戰世界格局中的一對冤家。美國視中國爲共產主義陣營的中堅，中國把美國看作資本主義陣營的龍頭，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雙方都是尖銳對立的。
到60年代，儘管美國國內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要求改善中美關係的呼聲，公衆輿論對美國的外交決策產生了一定影響，但在政府層面，似乎還看不到改觀的希望。
可以說，僅從兩國關係來看，中美之間的長期對立還沒有到非結束不可的時候，如果不是兩國領導人抓住機遇，排除困難，共同做出積極努力，中美關係的改善很可能還會再拖上數年。
爲了發展對華關係，尼克松政府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其一，以祕密外交渠道替代公開政策聲明爲主導的做法，保障了尼克松總統成功訪華，實現了首腦會談，打破了堅冰。這一做法卓有成效，但也備受爭議。尼克松對外交事務有濃厚興趣，而且，他相信外交政策是總統惟一可以施展抱負的領域。
因此，他希望使白宮而不是國務院成爲外交決策的中心，亨利·基辛格幫他實現了這個願望，併成爲尼克松在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在1969年1月當尼克松剛剛入主白宮後不久，他就指示進行有關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8月，基辛格邀請前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艾倫·S.懷廷，到白宮介紹有關中蘇邊界衝突的情況，基辛格的研究小組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在沒有建立起與中國的直接接觸與對話的情況下，很難有實際的政策進展，於是，開闢溝通渠道的工作就成爲尼克松政府緊迫的任務。最初，尼克松政府也希望利用華沙會談的公開途徑尋找機會。
1955年8月，中美兩國政府在日內瓦開始了大使級的會談，後來會談地址移到了華沙，併成爲此後十多年裏兩國惟一的官方溝通渠道。雙方談談停停，除了少數問題外，幾乎毫無進展，這種情況直到尼克松時期也沒有改變。但尼克松政府還是希望在華沙與中方建立直接聯繫，但是，華沙會談由美國國務院直接領導，這就意味着所有談判都是公開的、規範的和不靈活的。
對此，尼克松和基辛格擔心這樣的做法會將他們的意圖斷送在萌芽之中，於是，決定開闢其他的途徑，從而建立了法國渠道、羅馬尼亞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傳達了雙方和解的意願，最終實現了尼克松總統的成功訪華，實現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首次直接會談，成爲中美關係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尼克松政府的祕密外交，避免了政策出臺之前在政府內外引起大爭論，影響談判的進程，也避免了因國會與政府間的相互制約，使這個過程緩慢複雜，還給尼克松政府帶來了極大的轟動效應。
可以說，如果不是採取祕密外交的手段，而是常規性的談判，實現這一歷史性突破的難度會更大，耗時會更久，其結果則難以預料。尼克松的這一做法也引起了國會和一些人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爲尼克松的祕密外交，行使了帝王般的特權，有違美國政治的民主傳統和公開原則，而予以抨擊，這使得尼克松與國會的關係變得緊張，並在後來的水門事件中吃了苦頭。
另外，《上海公報》以非正式表述雙方立場和基本觀點的形式，樹立了中美關係發展中的“公報模式”。《上海公報》是尼克松訪華的實際成果，它雖然沒有解決中美關係的所有問題，卻爲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構築了基本框架，成爲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起到了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作用。
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國家利益、道德觀念上有着巨大的差異，彼此之間因長期的隔絕和對立而形成的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內彌合，因此，求同存異是最好的選擇。
對美國來說，“公報模式”的好處在於既能夠表述自己的觀點和雙方原則上的共識，又不需要經過煩瑣冗長的國內討論，得到立法機構的審批;既能達到外交政策階段性的目的，又因其沒有法律約束而十分靈活。
這種做法爲後來的各屆政府所沿用，作爲《上海公報》的延續和補充，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報》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與《上海公報》一樣，都是在申明雙方達成一致同意的方面的同時，保留闡述各自立場和觀點的空間，成爲既有妥協，又有原則;既有分歧，又不妨礙兩國全面關係發展的外交模式，三大公報也成爲中美關係最基本的原則性文件和中美關係前進的階段性標誌。
此外，在臺灣問題上，尼克松一方面表示，爲了保證他訪華的成功，使中美關係有一個良好的起點，他不能做出重大讓步，但另一方面也明確了幾點原則:一是將逐步並最終撤走美國在臺武裝;二是不支持臺灣獨立;三是不允許日本軍事勢力於美軍在臺期間進入臺灣，同時，他也表示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尼克松最大的貢獻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明確了實行一箇中國的政策，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尼克松之後的歷任美國總統，無論是來自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沒有能夠脫離這個基本框架。儘管後來的中美關係經歷了風風雨雨，尼克松政府在臺灣問題上與中國政府達成的這些原則，始終是中美關係向前發展的基石。
尼克松時期中美關係的發展，揭開了中美關係新的篇章，是劃時代的成就。當然，尼克松的對華政策並非是他呼風喚雨的傑作，而是他審時度勢的明智之舉，也是中國政府響應和協作的結果。
如美國學者沃爾特·艾薩克森所說，在70年代，鑑於中蘇關係的繼續惡化，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困境，中美之間實現和解是毫無疑問的，無論是誰當選美國總統，都會考慮這個問題，不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貢獻在於，他們與中國領導人共同努力，加快了這一進程。
三、尼克松對華政策的侷限性
1972年尼克松訪華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南希·B.塔克在她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認爲，長期以來，中美之間的關係是不正常的，對於美國來說，中國的重要性“總是與美國同其他國家的危機相關聯”，換句話說，美國從未“從兩國之間的關係的角度”看待中美關係，直到1989年冷戰結束之後。
這就意味着這之前的中美關係的發展是附帶着許多條件的，而這種局面也是從尼克松政府開始的。尼克松時期的中美關係是處於美、越、蘇、中四國彼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中的，而美國周旋其中，獲取了最大利益，但有些事情也並非完全如其所願，甚至是適得其反的。尼克松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就雙邊關係達成的一些共識，確定了中美關係發展中彼此遵循的某些原則，但他的政策也給後來的中美關係留下了一些遺憾和隱患。
第一：
尼克松政府的對華政策，實際上是肯尼迪—約翰遜政府以來，美國利用中蘇分歧努力的繼續，他們的目的都是分化共產主義陣營，瓦解社會主義政權，但他們的側重點不同。
肯尼迪—約翰遜政府是在與蘇聯的對抗中，又希望與蘇聯合作，圍堵中國，如力圖達成核武器禁試條約，以阻止中國發展自己的核力量，甚至企圖拉攏蘇聯，打擊中國的核設施，扼殺中國萌芽狀態的核能力。而尼克松政府則一方面利用中國對蘇聯大兵壓境威脅的憂慮，希望藉助與中國和解，重新打開中國的大門。另一方面，又利用蘇聯對美、中聯合的擔心，對蘇聯施加壓力，促使美國在與蘇聯的緩和中，取得有利地位。
因此，在尼克松時期的美、中、蘇的三角關係中，美國總是試圖盡力拉攏一方，向另一方施壓，從雙方都得到好處。但與此同時，美國始終視美蘇關係高於美中關係，因而每當美蘇關係有所改善或進展時，美中關係就出現停滯或倒退，這種情況不僅在尼克松時期比比皆是，而且在後來的中美關係中也是如此。
第二：
尼克松的對華政策以實現零的突破爲要務，但其根本動機並非出於兩國關係的迫切性，而是美蘇關係和美越關係的推動。美國在60年代陷入越南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阻止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蔓延，阻止中國影響的擴展。
可是，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發現，蘇聯的擴張性和野心遠比中國要大得多，當美國不得不撤出亞洲時，蘇聯必定會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而且已經在做着努力，這對美國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當美國面臨外交上的兩大難題:日益增長的蘇聯戰略優勢和日益艱難的越南戰爭時，尼克松政府必須迅速、果斷地採取可行的應對措施，實現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而建立與中國的正常關係就是最有效的武器。
一方面，美國可以用中國作爲對抗蘇聯的砝碼，逼蘇聯在某些問題上做出讓步;另一方面，美國希望藉助中國，在它撤出越南之後，保留一定影響，而不至於將它拱手讓給蘇聯。
第三：
中美和解對於70年代的中越關係產生影響。中國和越南一直是脣齒相依的鄰邦，中國對越南的抗法、抗美戰爭給予了無私的大力支持。可是，自60年代末起，隨着蘇聯向越南提供更多的援助，蘇、越關係日益升溫，中越之間的矛盾突顯出來，但這時中越之間仍然保持着友好關係。
在與美國和解的過程中，中國的立場是鮮明的，即支持美國撤出越南，鼓勵越南與美國談判，但聲明恪守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承諾。
然而，尼克松訪華以後，越南對中國的誤解加深，對蘇聯的依賴加重，中越關係無可挽回地下滑。對於印度支那的前途和地區安全的問題，美國的本意是希望中國作爲越南長期友好的夥伴、堅定的大後方和堅強的支持者，能對越戰後的地區形勢施加影響，而中美和解的實現，使美國有可能間接地保有一定影響，以抵消蘇聯在該地區的擴張。
然而，事實上，由於中美關係的改善，加深了中越之間的矛盾，兩國關係日益走下坡路，反而使蘇、越關係進一步密切，美、中的影響減少，甚至導致中越在70年代末反目成仇，干戈相見。
第四：
尼克松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矛盾，留下尾巴和麻煩。在承認一箇中國的原則基礎上，尼克松政府總是設法在謀求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和竭力保持臺灣現狀之間保持平衡。事實上，尼克松政府也“成功”地做到了既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又保持了臺灣的既成狀態。
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尼克松政府“創立”了一個行爲模式，就是每當向中國做出任何“妥協”或“讓步”時，就會向臺灣當局進行“補償”，以保持所謂的平衡。他的這些做法一方面是他本人長期以來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積澱，另一方面，也是迎合美國政治現實的需要。
美國的全球戰略、國家利益和國內政治的需要，始終是尼克松政府謀求與中國和解的基本動因，但迎接時代挑戰，建立名垂青史的業績，也是尼克松的動機之一。他相信在中美之間敵對22年之後，沒有什麼比得上使中國重新建立與世界體系的關係更具有挑戰性的事情了。
實現和解，體現出尼克松現實主義的外交思想和對世界格局的深刻認識，對華政策也成爲他最大的政治資本，爲他在水門事件而下臺後，在晚年重返美國政治生活圈子，埋下了伏筆。從尼克松政府的對華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出，由於中美兩國在各方面存在着較大差異，兩國關係的發展一直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艱難行進。
70年代中美關係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中美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共同願望，因而雙方能夠擱置分歧，着眼大局，使中美關係不斷前進。冷戰結束以後，中美之間曾經存在的某些共同點消失了，居於次要地位的一些問題上升爲主要問題，兩國關係的發展面臨新的挑戰。但是，發展中美之間的友好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有利於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歷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