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徹(漢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西漢第七位皇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在位)。
漢武帝7歲被冊立爲儲君，16歲登基，在位達54年。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功績顯赫，和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爲“秦皇漢武”，被歷代史學界和政治家們評價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漢武帝的思想積極進取，具爲有前瞻性，爲朝廷以至社會帶了新思維，實得權力後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深遠地影響着後世。
對內政策上，漢武帝用人唯才，開創了察舉制並興太學;他又頒佈《推恩令》，削減了諸侯的權力及勢力，並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另外採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爲中國社會主流思想。
對外政策上，漢武帝以強勢態度積極地對付匈奴，發動第二階段漢匈戰爭，先後收復了西漢初年的多處領土，不過終其一世未能解除秦朝以來匈奴於中國西北部的威脅[1][2]。
漢武帝又大幅度地開疆拓土，先後在秦朝故土吞滅了東甌國、南越國、閩越國，及衛滿朝鮮及夜郎國等等，繼秦朝後再次拓展了中國疆域;同時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將帝國不論在民生、經濟、文化或者軍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峯，其在位期間被稱爲漢武盛世，爲縱貫漢朝的極盛時期。
而漢武帝晚年窮兵黷武，性情反覆無常，而且迷信多疑，致使了巫蠱之禍。駕崩前兩年，漢武帝在輪臺下道《罪己詔》，重拾文景之治時期的與民生息的政策，爲後來的昭宣中興奠定基礎。
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作爲的君主之一，漢武帝新政對於漢代政治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不僅如此，漢武帝新政讓漢代的藝術設計有了長足的發展，“改正朔”，“定節氣”“易服飾”等讓漢代藝術設計有了全新的發展空問，此外“節氣”，“陰陽”，“五行”等新的思想觀念，爲漢代藝術設計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元素，讓漢代藝術設計呈現出一種嶄新的面貌，開創了一個新的藝術設計時代。
漢武帝
律歷制度改革對漢代藝術設計的影響
改正朔影響漢代設計藝術
漢武帝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君主，即位之初便升始尋求建立集權政治的理論基礎，董仲舒因此採取因勢利導的方式，針對漢武帝所關心的“法古”、“受命”、“天人之際”等問題進行了解答。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一統於天下。”的觀點。“改制說”的出現，對於一心想要實現中央集權的漢武帝而言，董仲舒的“改制說”真可謂是雪中送炭一般。因此，漢武帝不僅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且由此實施了一系列改制活動。
董仲舒
爲了穩固政權，漢武帝開始積極效法古代帝王舉行封禪儀式，以便於能夠接受上天所賜予的“符瑞”，以表明自己是上天所認可的天子。但是，“符瑞”只是一種迷信，甚至是一種人爲的假託。因此，所謂的“符瑞”都是漢代的官方的造型師、設計師所創造出來，用以滿足皇帝的政治需要。據史書記載，元狩元年漢武帝郊祀於雍，祭祀過程中意外獲得一隻類似於鹿的角獸，百官將其附和爲“白麟”，並且製作了《白麟之歌》。所謂的“白麟”就是一隻典型的人造神獸。此外，元鼎元年，漢代的官方設計師又根據要求，製作了“寶鼎”，將其作爲“受命之符”。漢武帝的改制直接催生了一批前所未有的設計，不僅爲漢武帝的執政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同時也推動了漢代的藝術設計發展。
定節氣影響漢代藝術設計
先秦時期的藝術設計基本上逆循的是“天有時、地有氣、工有巧、材有美”的原則，這種設計思想是一種動態的設計思想，因而所有的設計都必須根據時間和空問的變化選擇最爲適合的材料，從而達到完美的藝術效果。漢代的設計思想基本上沿用秦代設計的基本原則，設計必須從整體出發，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隨着漢武帝新政的深入推行，天時、節氣、陰陽、五行、天干地支、星宿等元素成爲了漢代藝術設計中的新元素，不僅豐富了藝術設計的形式、內容，並且產生了新的設計原則。
“節氣”是在漢武帝時期形成的一種時同觀念，根據“節氣說”，一年被分爲四個季節，四季又被分爲二十四個節氣，不同的節氣有相應的顏色和用數，並以此確定祭祀建築的樣式以及服飾的樣式。根據氣節，設計師在設計的過程中必須遵守一定的設計標準，以及一定的計量單位，並且將“節氣”與陰陽五行、天干地支、星宿等元素作爲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產生一個系統性的設計。漢代設計師十分注重節氣與材料之間的關係，在漢代人的觀念中材料是有陰陽之別的，根據《淮南子·天文訓》記載：“丙子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因此，在冬季時，漢代的設計師會採用羽毛作爲主要的設計材料。而在夏季，設計師則會選擇動物的甲殼作爲設計材料。“陰陽”觀念是漢代設計的主要觀念，並且與所謂的“氣”有着密切的聯繫。根據《淮南子·天文訓》記載：“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陽氣極，以夷丘上屋。”由此可知，在漢代建築設計理念中，太過於偏向北方的地理位置是不適宜建造房屋的。在漢代設計師看來不同的時令，其清燥與溼濁都是有區別的。一般而言，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因此只有在對不同時令充分把握的基礎上才能夠開展設計活動，設計師必須預知在相應的時同內應該採用哪些材料，因爲濁氣、溼氣、寒氣等因素都會對最後的器物產生影響。
漢代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會將節氣與五行一同加以考慮。例如銅鏡的製作，一般會在銅鏡上刻上“聖人之作鏡兮，取氣於五行“五行德令鏡之精”等字樣的銘文。由此可見“氣”和“五行”對於器物製作的重要性了。此外，還會將五行與十二甲子以及材料等結合起來，漢代就有：“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等說法。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節氣”在漢代設計中的重要性。
服飾制度改革對漢代藝術設計的影響
自古以來，服飾便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漢武帝新政時期，漢代的服飾設計發生了一次大刀闊斧式的改革。據《漢書》記載，漢武帝時期官吏改穿“五時服”，而不再穿原有的“四時服”。“五時服”是在四時服”基礎上所形成了新的官員制服，其基本的設計理念仍舊是四時變化”，但是加入了五行的元素。據《後漢書·禮僅志》中的記載，漢代官員在立夏至夏至期間，着紅色的官服。季夏至立秋前十八日，着黃色的官服。立秋之日着白色的官服。立冬之日着黑色的官服。立春之日着青色的官服。由此可知，漢代官員在正式場合下，應該根據不同的節氣穿着不同顔色的禮服，或是祭祀服飾。此外，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必須根據規定穿着特定設計的服飾。如每月朔旦“執事者衣阜單衣，絳領袖緣中衣”，也就是說冬至前後所有的官員必須穿着紫色的衣服，由於朔旦不是正月，因此不宜穿着正色。由此可見，漢代官員的服飾從裏到外都有着極爲特殊嚴格的規定。
漢朝服飾
服飾制度的改革是漢武帝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同時也是漢代服飾設計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漢代的服飾不僅具有裝飾功能，時還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服飾時常被皇帝作爲一種褒獎的工具用以表彰有功人員，或是親近人員的功德。《後漢書》中曾記載荊州刺史郭賀由於在政績上表現突出，因此當時的漢朝皇帝特賜予其三公的服飾，以表彰他的功績。“三公”在漢代時期是一種名譽上的官位最高的官職，實際上不掌握實權，“三公”的服飾賜予大臣，主要是一種榮。服飾自古以來是一種區別尊卑等級的重要標準，孔子曾說過，“惟名與器，不可與人。“服飾在封建社會中就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禮器”，服飾的差別標誌着秩序、等級、威僅以及人倫的差別。因此，服飾除了“蓋形暖身”的功能之外，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賈誼在《新書·服疑》中也談到“制服之道……貴賤有級，服位有等漢代服飾等級區別十分精細，從衣帶、冠履、佩飾、紋飾、器物、車馬宮室、喪葬等都有不同等級的區分，正所謂“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也正是因爲有了如此精細的劃分，才讓漢代設計師有了更爲廣闊的設計空間，設計的豐富多樣，也就不足爲奇了。
術數制度改革對漢代藝術設計的影響
陰陽思想
“陰陽”是中國古代最爲重要的思維範疇，是古人對世界本質以及其基本運作方式的一種描述。漢武帝新政時期，“陰陽”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且廣泛地被運用於造型裝飾藝術種。正所謂“陽必有陰，陰必有陽。”在器物的設計上，陰陽總是成對出現的。例如臨沂銀雀山壁畫頂部，壁畫的右邊部分畫了一隻金烏，象徵着太陽，太陽是陽性的。壁畫的左邊是畫了一隻蟾蜍，象徵着月亮，月亮是陰性的。壁畫上還畫有飛騰狀的玉兔。相類似的圖案還出現在從馬王堆漢基中所出土的絲帛上。由此可見陰陽思想在整個漢代藝術設計中的典型性與普遍性了。
此外，在漢代人的觀念中陰陽是生命力量的象徵，陰陽相順，陰陽和諧生命才能夠生生不息因此在磚石畫像、壁畫以及雕塑藝術中都存在着陰陽雙居的形態漢代人一般會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作爲兩兩相對的陰陽象徵物。青龍主水，固屬於陰，白虎主火，固屬於陽。朱雀主南，固屬陽，玄武主北，固屬陰。因此，在一些怕水的器物上，往往可以看到虎的形象，而在一些怕火的器物上，則會有龍的圖案。漢代有一種十分特別的銅鏡，名爲“四神規矩鏡”，銅鏡爲四方形，四周刻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這些都是陰陽思想在漢代設計中的體現。
太極陰陽圖
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是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物質思想，古代人將構成世界的元素劃分成五種，也就是衆所周知的金、木、水、火、土。漢武帝時期，在董仲舒等人的宣傳下，“五行”思想又開始流行起來，漢武帝據此實施“易服色”的政策。漢武帝將元豐七年改爲太初元年，每年的正月爲開始，百官一律穿着黃色的服飾。因爲根據“五德終始說”，秦滅周，周爲火德，水能滅火，因而秦爲水德，尚黑。滅秦，土能克水，因而漢爲土德，因而尚黃。此外，在裝飾用色上也遵循了董仲舒所倡導的“五行之中莫貴於土，五色之中莫貴於黃”的理論觀點。因此漢代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充分運用了這種“五行配五色”的理論。漢代設計師將“青、赤、白、黑、黃”作爲正色，其他顏色作爲間色，根據“五行配五色”理論，金對應的是白色，木對應的是青色，水對應的是黑色，火對應的是赤色，土對應的是黃色。一般而言，設計中的顏色以正色爲主，如果選用間色的話，紫色會被優先選用，也就是說選擇顔色不是從審美角度出發的，而是從等級出發。漢代的“五時服”根據的正是這種“五行配五色”思想。
漢武帝新政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策，完備的各項制度，保證了漢代以一種強勢姿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模式。經漢代儒家改造的倫理觀念、天人思想、陰陽五行學說成爲這一文化模式的核心，各種文化因素在這一模式中重新釐定、整合，從而形成了漢代特有的藝術設計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