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不修衙的風氣，也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是當時的制度和環境使然。首先，在那個時代，官衙的規格是一定的。中軸線包括辦公區，大門，大堂、二堂，簽押房。兩側是雜佐官和書吏的辦公室，再加上倉庫，監獄。後院則是官員的住宅，還有衙門專有的土地廟等。各級衙門，只有大門和房舍的高矮，幾個門，臺階的多寡上有區別，其他的都差不多。官衙建築，事關朝廷體制，不可能因人而異，隨意添加，隨意興建，只有極少數位於富庶地區的衙門，纔可能在後宅，添加一點花園什麼的。一般來說，凡是官衙，都一個樣子，舉國一致。既然舉國一致，不能隨意改動，那麼，即使修衙，也無非是將之修得新一點，無法展示地方官對於權力美學的認識。或者說，無法通過建大衙門，表現自己的與衆不同。自然，地方官修衙的衝動就不那麼大了。
其次，雖然維護官衙和城牆的完好，是地方官的職責。但是，在明清兩代，這種公共工程，所需費用，需要層層申報，向工部申請，然後再到戶部報銷。無疑，在那個時代，這個過程，無比繁難不說，而且還要經受各個衙門書吏的刁難，卡要。不打點好了，錢批不下來，即使批下來也報不了。修繕費用，按規矩是從官庫裏借支，如果報不了，那麼就得由官員自己承擔。一般來說，這種工程都不是很大，從上面要來錢，七折八扣，用到工程上，往往不夠，需要官員自籌。而在當年，官員的籌款能力並不是很強，所以，通過工程，剋扣或者拿回扣自己發財的可能性不大，但修建工程的風險卻不小。所以，地方官修衙的積極性，也就去了爪哇國了。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古代的政府，是一種低能量的有限政府。政府管的事有限，能力也有限。一般來說，除非大的涉及大面積水災的水利工程，比如黃河和淮河的治理，政府都是不管的。鄉間修橋補路，修河渠這樣的事，如果負責任的地方官，也許還會操心組織一下，不負責任的，根本連問都不問。大家奉行的原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事，多半都是地方鄉紳出面管的。嚴格來講，地方官只管兩件事，一是徵收錢糧，二是處理訴訟案件。除此之外，還有一件名義上特別要緊的事，就是推行教化，但是這種事屬於“思想政治工作”的虛活兒，沒有人真的當真。要做的話，也無非是宣講一下聖諭寶訓(皇帝關於教化的指示講話)，再就是把當地的孝子和節婦烈女的先進事蹟報上去，在當地修建牌坊加以表彰。這樣的地方政府，籌款的能力是有限的。
地方官若要撈錢，一般都在徵收和訴訟上打主意。在徵收之外的派捐和攤派，不是不可能，但一般由頭都要跟當地民間社會有點關係，若要因一項政府工程，向地方攤派，往往是行不通的。在那個時代，地方鄉紳往往是通天的，他們不是候補的官員，就是退休的官員，如果地方官做得過了頭，他們就有辦法把狀子告到御史那裏去，或者直接反映給皇帝。這樣的話，地方官的官運，也就到頭了。少數官員可以通過對輕罪的罪犯，罰款抵罪的方式籌款，但這種方式，介於違法與合法之間，弄得不好，也會有麻煩，或者給自己的政敵提供口實。正因爲如此，沒有人樂意修衙，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一種官場的禁忌。變成禁忌，就更沒人樂意去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