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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西方第一次瞭解延安

來源:歷史趣聞網    閱讀: 1.43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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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國成立前,第一部向海內外(特別是西方)廣大讀者真實介紹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人和未來將要建立的新中國的書,恐怕就是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採寫的《西行漫記》了。該書不僅發行面廣,而且影響很大。

國內有一批進步青年讀了這本書,十分嚮往延安的自由民主。在杭州出生的華君武23歲時正在上海的一家銀行裏做小職員,他以前曾聽到過或從報刊上看到過不少誣衊共產黨的謠言,後來看了《西行漫記》才恍然大悟。他說:“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

1938年夏天,華君武瞞着母親,隻身投奔延安,後來他成了我國著名的漫畫家,並擔任過《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

1936年6月,斯諾先生在宋慶齡、張學良的大力幫助下,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祕密進入陝北革命根據地延安,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士及延安的羣衆作了4個多月的採訪。同時,他也將親眼見到的一二·九運動實況講給毛澤東同志聽,並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結爲朋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將他在延安的採訪記錄整理成集,取名爲《紅星照耀中國》,於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斯諾此書的原名是《Redstar in China》,因排字工人將in錯排爲over,斯諾覺得錯得好,英文版正式書名就將錯就錯,譯成中文是《紅星照耀中國》。該書發行後,一時轟動了世界。西方輿論高度評價說:“此書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西方第一次瞭解延安

改名爲《西行漫記》

外國的讀者都看到了《紅星照耀中國》,中國讀者卻僅有極少數人聽說有此書而已。1937年11月,斯諾來到上海會見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國朋友,在他的住所裏,就將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剛寄來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樣書贈送給胡愈之。

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的胡愈之對此書已有所聞,只是沒有看到具體內容,收到斯諾這一“特殊禮物”後如獲至寶。在回家的車上他就開始閱讀,回到辦公室後更是關上門、放下手頭的重要工作速讀這本書。書一看完他立即萌生了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中國民衆對中共領導下的那塊“紅色土地”有一個真實而全面的瞭解。他隨即四處奔走,聯絡了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共同商量出書問題。胡愈之在座談會上對他們說,國民黨封鎖蘇區,污衊共產黨,使大衆不瞭解蘇區、紅軍。現在國共合作抗日,如果這本書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讓民衆瞭解真正的共產黨。

當時國民黨對出版中共情況的紅色書籍查得很嚴,輕則停業整頓、罰以鉅款,重則抓人坐牢和出版社關門,所以沒有一家出版社敢公開出版此書。大家商量,還是自己辦個出版社,社名叫復社,社址就設在胡愈之家裏。編輯成員有胡愈之、鄭振鐸、許廣平、張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十多人,由張宗麟任總經理。爲了防止萬一,書名沒有用《紅星照耀中國》的原名,而是採用了比較含蓄的書名:《西行漫記》。

攢錢出版

爲了搶時間,他們把原書拆開讓十多個人同時翻譯。全書12章30萬字,不到1個月就翻譯完畢。可是還沒有印書的經費,怎麼辦?胡愈之就想了兩個辦法:一是參與成員每人捐幾十元,二是向讀者發預約券。每本書定價2.5元,如果用預約券購買,只需1元,這樣可以先解決一部分出版經費。

上海淪陷前夕,商務印書館就搬遷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了業,胡愈之便四處尋找熟悉排印的工人幫忙。在艱難的環境中,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翻譯、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西行漫記》還增加了英文版沒有的一些照片。當斯諾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記》後激動地說:“從字面上講這本書是我寫的,可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者所創造。”

1938年3月《西行漫記》第一版印了2000冊,書很快售完。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四版。僅幾個月就轟動海內外,在香港和海外華人集中的地方,出了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發行量高達8萬多冊。

《西行漫記》的出版,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國的未來。在此後的幾十年間更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成了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通俗讀物。一位美國曆史學家稱:“《西行漫記》的出版,是中國現代史中的一個大事件”,它“標誌着西方瞭解中國的新紀元”。此書後來翻譯成英、俄、法等近20種文字,在全球有億萬讀者。

斯諾夫婦的“意外收穫”

埃德加·斯諾先生1928年初到中國時,曾給自己起了一個與英文名諧音的中文名字叫“施樂”,寓意爲給人帶來快樂的意思,最初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或在中文報刊發表文章時使用。後來,胡愈之先生等在翻譯《西行漫記》一書時,因不知他還有過這樣一箇中文名字,而按中國人習慣性的英文翻譯方式,將其名譯爲“斯諾”。由於《西行漫記》在中國出版後影響很大,所以他又獲得“斯諾”這個新的中文名,並一直沿用到今。

同爲美國來華記者的斯諾夫人海倫·斯諾,也於1937年4月衝破國民黨憲兵、特務的阻撓,經西安、雲陽到延安訪問,採訪了大量的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寫出了《紅區內幕》(《續西行漫記》)、《中共雜記》等書,爲宣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