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國歷史上繼隋朝之後的大一統中原王朝，共歷二十一帝，享國二百八十九年。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聲譽遠播，與亞歐國家均有往來，唐以後海外多稱中國人爲“唐人”。接下來本站小編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目前已出土的唐代文物和考古資料中，有大量的胡人形象。這些胡人的職業和身份多元，但以從事服務和娛樂的胡人佔絕大部分。比如從事樂舞表演的舞姬和樂工，雜耍賣藝的藝人和伺候貴族的奴婢、馬伕和駝夫等。
而這些情況，在金銀器中的表現更爲明顯。唐代金銀器中共有六件八棱形制的帶把杯，這種器物在中國傳統器物中並未發現其演變進化的淵源，而在粟特銀器中卻能找到與其高度一致的器形。
這六件八棱杯中，有三件皆是以高鼻深目的胡人伎樂人物紋樣裝飾爲主，輔以植物紋樣環形把手。其中兩件把手上有指墊，裝飾有胡人頭像。從唐代八棱杯的研究，可以感受到濃郁的異域風情。
在華貴絢麗的唐代金銀器中，這三件八棱杯展現出來的強烈的異域風情尤爲引人注目。可以想像粟特藝術初入唐中原地區，與本土金屬藝術碰撞出的火花。
因此本文對其造型和紋樣的深入研究挖掘，不僅可以探索粟特器物在唐代的演變軌跡，而且可以探討粟特風格對唐人文化與審美趣味的影響。
器物紋樣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1、曲頸琵琶
隋唐時期敦煌壁畫中的彈撥琵琶，在隋代第390窟中一組由八人組成的樂伎隊列隊而立，排在樂隊前面的就是兩支曲頸琵琶。原本波斯的曲頸琵琶共鳴體很大，已接近圓形其頸向後彎曲，不是成直角形而是由下向上成曲狀似半月牙形。
然而新疆石窟中的琵琶共鳴體，沒有波斯那樣圓大，而是向修長方向發展的。這些壁畫中出現的琵琶共鳴體，大多偏向修長扁圓的造型。這種梨形的形態，說明琵琶這種樂器來到中原之後進行了本土化改造，更適合唐人的使用偏好和審美趣味。
2、託貝吹奏
雲岡石窟中，北魏時期的石刻就有吹貝的伎樂形象。隋唐時期可見於西涼、高麗、龜茲、扶南、天竺諸部樂中。
貝在傳入中國之後，趨於法器與樂器兩種功能的融合，並且更加強調其樂器的功能。五代王建墓中有單手託貝吹奏的樂工，敦煌25窟南壁觀無量壽經變的樂舞圖中，也有樂伎手捧螺貝吹奏的場景。
二、舶來藝術的直接學習階段
1、三杯八棱杯
在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的鎏金伎樂紋八棱銀盃和人物忍冬紋金帶把杯，與三杯八棱杯的形制和裝飾都極爲相似。這三件杯具同爲八棱八面，除杯壁裝飾有八個胡人形象外，環形杯把上還帶有寬指墊。指墊上裝飾向北的胡人頭像的做法，是純粹的粟特風格。
鎏金伎樂八棱銀盃每一面鏨刻的高浮雕胡人樂伎形象，同樣手執樂器。分別爲洞簫、小鐃、曲頸琵琶，另有抱壺、執杯及兩名空手舞者。
其中右一樂伎的手執樂器有一說法爲拍板，是一種唐代用於散樂的民間樂器，根據《通典·樂典》中的記載：“拍板，長闊如手，重十餘枚，以韋連之，擊以代，，擊其節也。情發於中，手足蹈，者因其聲以節舞。”
龜茲伎人彈指爲歌舞之節，亦之意也。拍板由西北少數民族傳入中原，以堅木數片串聯，雙手合擊發聲。然而對比右一樂伎手執樂器的樣式和姿勢，其所執樂器杯身更像排簫。
人物忍冬紋金帶把杯上的胡人形象均穿窄袖翻領袍腰間束帶，或挎刀佩劍，或執笏在手，另有一人雙手合十袒露胸腹。
2、八棱杯爲胡人樂器裝飾
通過分析這三件帶把八棱杯上胡人所執樂器及裝飾，可確定這三件器物或許並非來自域外。原因有二：其一，在這三件八棱帶把杯上，胡人所執樂器既有來自西域的舶來品，又有中國傳統樂器，說明這三件帶把杯是在中原製作。
其二，這三件杯具的人物形象是按照八個棱面單體出現的，這種將人物形象分隔單體呈現的方式在薩珊和粟特的金銀器中並沒出現。
因此這三件文物極有可能是粟特工匠，在唐代爲適應滿足唐人對域外新奇樣式的好奇所作。由於大唐的慕胡風尚盛行，所以對來自域外的藝術極其青睞。金銀器質殊價貴的特質，剛好又引導了統治階級的審美偏好，也引領了平民百姓用使用廉價材料進行效仿。
這幾件金盃的器形直接模仿了粟特銀器，紋樣也是能夠引起唐人好奇的形象，可以看出這一階段唐代工匠直接模仿和學習來自域外的藝術。這幾件文物中人物所執樂器皆爲唐代流行的主要樂器。
既有來自域外的曲頸琵琶、豎箜篌等，也有中國傳統樂器排簫。這些樂器共同演奏出胡漢和鳴、中外兼容的治世之樂，爲這個鼎盛的時代增添了泱泱大國之氣。
粟特與中原的文化交流，主要體現在粟特人的“中原化”，以及中古時期唐代社會表現出的“胡風”上。但這兩者是相互交錯進行的，在生活方式及藝術表現形式上體現得最明顯。
每一個時代，外來物品對人們都有神奇的吸引力。新奇的舶來品並不在於其價值，而在於其對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和想象力的激發，從而影響接受這些舶來品和舶來工藝之後所產生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