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接下來本站小編就帶來歷史故事，一起看看吧!
明末的政治舞臺上，東林與復社是首屈一指的政治集團。
在東林與閹黨的鬥爭中敗退之後，繼之而起的即是復社，因此有“小東林”之稱。
而連接這兩個黨社，保持人員的繼承與政策的延續上，東林遺孤是不可忽視的一組重要羣體。
東林遺孤入復社，使復社的政治鬥爭不僅體現着東林黨人革新朝政、痛陳時弊的延續性，而且在當時更強化了這種政治色彩。
一：東林遺孤，明末政治鬥爭的延續
明末啓、禎兩朝，政治較爲陰暗，前有閹黨禍國，後有閣臣傾軋，而“明亡於黨爭”之說也不絕於耳。
東林在明末突起的政治地位將其推上了風口浪尖，在與閹黨的博弈中折戟沉沙，更使明王朝處於內憂外患的飄搖統治之中。
本文無意推論關於東林的黨爭之說，而在意繼東林之後崛起的復社，即東林遺孤入復社後在政治鬥爭上的延續性。
在東林與閹黨的鬥爭中，有許多人士慘死於逆賊之手，魏忠賢更炮製出《東林黨人榜》《東林朋黨錄》《東林點將錄》，要把東林作爲黨閥而消滅殆盡。
東林黨人在天啓朝的政治鬥爭中敗下陣來，但後來東林遺孤在人員結構上保持了延續，並有許多加入了復社，繼續從事政治鬥爭。
東林遺孤即東林人士的直系血親、姻親或有師承關係的子弟。
這是一個特殊的羣體，在自己尚處於幼年時期即目睹長輩或老師爲維繫綱常而慘遭閹黨打擊，政治復仇鬥爭的火苗也隨即燃起。
待到他們成年後繼承前輩衣鉢，並在復社內部形成了以東林子弟爲首的小集團。
這其中有顧憲成之孫顧皋、高攀龍之孫高永清、魏大中之子魏學濂、侯恂之子侯方域、黃尊素之子黃宗羲、周宗建弟子吳昌時等等。
他們構成了復社內部較爲激進和中堅的力量。
復社成立於崇禎二年(1629)的尹山大會，經其前身應社及廣應社的發展而成爲包並範圍寬廣，規模宏大的文人社團，並以“復興古學，務爲有用”爲宗旨。
成立伊始，即“昌明涇陽之學，振起東林之緒”，強調“經邦濟世”。
陳龍正曾言：
“忠愛須從寡慾來，慕君熱中一味羶耳。學者深居閭巷，慷慨議朝廷，若將深任之以爲快。及閭巷之疾苦，日遇於吾前，莫不關情。豈知利見大人何爲，專爲安百姓耳……爲經生時，早忘閭巷，又安忘立朝時，恫砃在身耶!”
由此看來，在當時明帝國處於搖搖欲墜的時刻，復社的士大夫是厭倦空談，主求經世， 關心民間疾苦和渴望有一番政治抱負的。
這無論在經世理念或政治願求上都與東林不謀而合。
但復社在成立之初仍是以學術研究爲主導性存在，所以對於朝廷中的政治鬥爭仍持有 一種觀望態度，參與其中並非所願。
直到目睹閹黨對東林的打擊，朝廷大政即將毀於中官，而對於東林人士的遭遇更激起無限意氣。
在正義感召之下，對明末朝廷政局亦多爲關注並紹緒東林，以期振刷朝綱，復社與東林的政治關聯性即由此而起。
黃宗羲亦言：“吾輩嗣東林而起，不知復社，不過場屋餘習，與東林何與哉?”
東林遺孤入復社的初衷即是希望藉助復社的力量來繼續完成父輩遺願，其政治性遠遠大於復社成立之初宣揚的實學有用性。
他們憑藉先前父輩的地位與聲望成爲復社內部的一股新銳力量，並且有着舉足輕重的話語權。
當政治空間不斷壓縮，社會輿論空前高漲之時，復社也逐漸趨向政治權利的爭奪以及對閹黨殘餘勢力鬥爭，政治傾向表露無疑。
並且逐步實現由文學性社團到政治性社團的轉變。
二：復社政治色彩的強化
以東林遺孤爲首的部分復社成員先後發起了例如驅逐阮大成、倒薛扶周的政治活動。
他們的活動帶有朋黨性質，並對黨爭持有肯定態度，當時產生了煊赫的影響，使復社的在政治色彩逐步顯現。
比如相當典型的爲驅除異己的《留都防亂公揭》事件。
阮大鋮在天啓朝曾依附於魏忠賢，極盡傷害東林之事，待到崇禎繼位剷除閹黨後，以交接近侍罪，納贖爲民。
阮大鋮曾於安慶組建了“中江社”，在金陵組建“羣社”，在閒居爲民的時候亦不忘“結社交友”，可見他並不甘心失敗而遠離朝堂，始終未曾忘卻仕宦之途。
他還密切關注時局，與逆黨暗通訊息，爲閹黨翻案，從而謀求復出，這就在江南地區與復社相對壘。
“(阮大鋮)其惡愈甚，其焰愈張，歌兒舞女，充溢後庭，廣夏高軒，照耀街衢。日與南北在案諸逆交通不絕，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爲搖撼。即有賢者，也噤不敢發聲。又假以意氣，多散金錢，以至四方有才無識之士，貪其饋贈，倚其薦揚，不出門下者蓋廣矣。”
阮大鋮在金陵的所作所爲引起了復社內部的鬨動，已令復社名士深感不安，“亂萌也，留都重地，豈可使奸徒煽惑?”
面對閹黨勢力企圖死灰復燃，阻止其復起之勢對朝局構成的威脅、並打消企圖攀結附和阮大鋮的人士，成爲復社在對策上的共識，遂起留都防亂之議。
其實早在崇禎九年(1636)，東林十三諸孤聚集桃葉渡已經形成問罪阮大鋮之勢。
此後，復社名士吳應箕對於阮大鋮的行徑憤懣不已，乃同顧子方商酌此事，“皋也不惜斧鑕，爲南都除此大憝”。
另一東林遺孤陳貞慧亦表現出了對此事的支持，“鋮罪無籍，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其點破，如贅廱糞溷，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
終於，在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爲打擊阮賊氣焰，挽救朝局，在南京發佈《留都防亂公揭》，開始了醞釀已久的政治行動。
這篇討阮檄文從多個方面揭示了阮大鋮的閹黨本質和種種劣跡，從道德和人品上予以譴責，在復社的打擊下，阮大鋮被迫逃匿於牛首祖堂。
公揭由顧皋首倡，吳應箕主筆，與陳定生三人共同起草，聯名刊刻公揭，推東林子弟顧端文公孫皋居首，推黃宗羲列次銜。
後百四十人競相留名，既有東林遇難子弟，更有復社領袖盡預其中。
關於顧皋的初衷，吳應箕《道南集序》曾有記載，吳言：
“夫進而急國家之事，則不有其官;退而明聖賢之道，則未常無其友，其友又皆明聖賢之道以急吾國家者，此何負於天下?……凡天下之爲正人君子，無不以其身罹禍，其罹禍皆以樑溪也……子方曰：吾即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何得哉……吾即挾吾先世之所退者爲進。”
顧皋在此中表達了自己希望繼承前人遺志，行未盡之事，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維護綱常，沿聖賢之道前進。
正因爲如此，他和吳應箕兩人似有志同道合之感，所以纔會在驅阮事件上相互呼應聯合。
此次驅阮事件並非單純針對阮大鋮一人，也並非東林子弟的個人恩怨，而是爲了打擊閹黨殘餘，聲援東林所進行的前赴後繼的努力。
三：復社與崇禎朝局
在崇禎皇帝親政伊始，便意識到復社有可能是繼東林而起的又一左右朝政的政黨，任其發展有可能撼動天下，因而有意的加以控制。
而復社自尹山大會成立以來，社集不斷，不但在人員、規模上逐漸擴大，並且它的社事活動也折射出崇禎朝局的政治走向，因而說社局與朝局相表裏。
在二張的經營之下，復社儼然成爲第一大社。
復社不僅在學術研究、文人結社、社會風氣等方面產生了廣泛影響，並通過科舉這一重要途徑向朝廷輸送本社人才從而間接參與朝廷大事。
在科舉考試中，對人員、試題、程序、座師等方面都會施加影響，是對朝廷科考的一種變相控制。
最後的結果便是復 人員高中愈多，朝中的勢力愈有所傾斜，所以對崇禎朝的政治走向產生了影響。
前文筆者已提及關於驅逐阮大鋮和“倒薛扶周”事件，表明復社已不再是成立之初標榜“興復古學”的傳統文社，往往還譏諷時政，遙相參與，爲其步入政壇鋪磚填瓦。
復社已經具備參與政治或成爲一政黨所具備的政治要素(人員、章程、宗旨)，已是被政治糖紙所包裹的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文人社團。
崇禎自革閹黨之禍後便十分在意朝中的勢力平衡，但隨着農民起義和滿洲邊寇等內憂之亂的此起彼伏，已使他無暇兼顧復社的發展。
因爲在所面臨的國家大事前，復社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
在崇禎看來，復社處於一種可控範圍之內，而貌似未對復社活動加以限制，但實際上他通過勢力間平衡的手段來加以控制。
自溫體仁內閣貶謫錢謙益，排擠復社，再借陸文聲、周之夔之手間接打壓復社，可以說這一切都在崇禎帝掌控之中。
這的確對復社的壓制產生了效果，使復社一度陷入低潮與典獄之災，“方子醜間，兩人如几上肉，弋人眈視，外傳緹騎日至，一日數驚。”
而這種情況直至周延儒復出纔有所緩解，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爲復社代言的，張採有言：“社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欲楷模文體，羽翼經傳耳，未嘗有一毫出位躍冶之思也。”
在表達了復社的性質和張溥遺志之後，崇禎帝才稍解。
總體來說，復社的發展遠未到遙控朝廷的程度，而崇禎帝的皇帝心術也展現淋漓，目的僅一個即強化皇權，獨斷朝綱。
復社的命運是同崇禎朝局相始終的，當明朝覆滅之時，復社亦沒入黑暗南明。
崇禎一朝，復社並沒有成爲繼東林之後左右朝政的政黨，除幾次集社大會外也未興起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且其政治活動仍處於稍加強化的可控範圍內，並未產生左右政局的影響力。
而崇禎對於復社的態度也在於警示朝野，杜絕朋黨，維護內部穩定。
崇禎在不同派別間尋找平衡的皇帝心術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更是對東林之後復社矛盾態度的折射。
隨着內憂外患的進一步加劇，崇禎再也無暇關注復社存亡。
四：復社政治色彩探析
晚明皇權的旁落、內憂外患的並起，加之經世與“異端”思潮，使皇權政治出現危機，社會矛盾的激化更加使政治天平出現傾斜。
當其他社會組織參與朝廷中地位及權利的爭奪時，對社會事務的政治活動隨即顯現出一種動態特性，即通過政治活動，匯聚起強大的社會輿論與動員力量，形成其他社會組織無法企及的成就。
當專制合法性爲後盾的皇權政治所作出的決策出現阻礙時，政治裂痕將愈演愈烈。
我們將復社的形成、發展及最後壯大進而影響朝政的過程相契於政治的定義，可以認 爲，復社是具備政治性的，並且逐步向政黨化趨向演變，對明清之際的政治有着深刻影響。
復社的政治色彩通過一系列政治事件加以強化，而復社在人員交替上也出現了政治交接的繼承性。
自驅阮事件之後，復社內部藉此等事件在領袖人員上實現更替，吳應箕、顧皋、黃宗羲等復社後期領袖抗起復社旗幟，而他們強烈的政治意識也顯露無疑。
吳應箕在《國門廣業序》中言：
“吾黨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誼也;所講求者，異日之風烈事功;所藉以通氣類者，此文藝;而假以宣彼我之懷者，此觴聚也……吉水諸公，至於都門聚講，而邪者掊擊不遺餘力……我國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黨之聚，何敢自附前哲，然異己者不少矣。姚子獨毅然行之，一無所畏，因爲其難者哉。”
不僅自稱爲社黨，更直抒胸臆，言其所求，雖邪者相阻，然亦趨如故。
自東林伊始，再到復社後期東林子弟的紹緒衣鉢，政治目的及行動也歷經了纏鬥閹黨與餘孽。
再到滲入朝局政治，他們對崇禎朝局的逐步參與，表明東林子弟已不再是單純學子，更像是打着“替父伸冤”旗號下的政治訴求。
在復社政治色彩強化的過程中不免與皇權產生衝突，與皇權的碰撞已有端倪。
復社自成立伊始，就以紹緒東林自稱，它是作爲一個政治性團體而存在，而賴以存在的根基便是與時政相聯繫，最終實現由文人結社團體到政黨的演變。
但在專制體制下，只允許皇帝個人權利的威福，決不允許出現體制之外的社會權威。
由此便可理解崇禎帝借溫體仁等人之手打壓復社，這是一種自我危機意識，更是對明末黨爭的憂患，因此“純粹”的文學性社團是要被絕對禁止的。
也可以說，復社遠沒有達到遙控朝廷的程度。
明末朝政政治腐敗，自經世思潮到明清反專制思想，來自社會各方對於現實的憂患與未來的憧憬意識層出不窮。
復社也在控制國家取士，影響明末政治學風方面顯示了某些意向，這種對於皇權的轉移與分散，是國家與社會的進步，但終究是緩慢甚至停滯。
造成這種社會變遷停滯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專制制度頂峯式的發展，最終演化爲整體國力的衰弱。
復社的命運延續到了南明，“明朝滅亡，南都新立，阮大鋮興大獄，羅織清流，復社名士或死或逃，該社也就名存實亡了。”
在遭受馬、阮打擊的殘喘之餘，仍有復社忠義殉難抵抗，以節烈彰顯士人之風。
在抵抗清軍，捍衛明王朝的鬥爭中，忠心赴死的復社文人總數在百人以上，與苟且屈膝的降臣形成鮮明的對比。
“及莊烈愍帝殉社稷，乙酉、丙戌、丁亥三 年間，爲故君死者，大率復社、幾社中人也，不死而終身隱遁者，亦多出於社中。”
他們的民族氣節與獻身精神，可謂可歌可泣，爲後人所敬仰。
他們的歷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