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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新政在怎樣的背景下進行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來源:歷史趣聞網    閱讀: 2.99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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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曆新政,是發生在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的改革,宋仁宗推動范仲淹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政治改革運動。但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權,實行時遇到強烈反對和阻撓,最終失敗。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此次新政改革了吏治,提高了慶曆年間的行政效率,改善了北宋的政治腐敗。但減弱了吏治能力,使得北宋的社會問題更加嚴峻;同時,間接導致了王安石變法失敗。

慶曆新政在怎樣的背景下進行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背景

北宋立國後,爲了維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割據,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於內庭設“中書門下”(政事堂),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權,爲限制宰相權力,增設副宰相“參知政事”;軍事上,廢除統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增設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由“三帥”分別統領禁軍,爲限制三帥的權力過大,又在中央設樞密院,掌控調兵權;財政上,設置三司(鹽鐵、 度支、戶部),三司使由皇帝親信擔任,掌控財政大權。爲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同時由於大興科舉、採用恩蔭制、奉行“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冗員”問題突出。

爲穩定社會秩序,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守內虛外策略,奉行“養兵”之策,廢除府兵制,改爲招募。至仁宗時,總人數已達140萬,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時爲了防止武將專權,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對外作戰時處於不利地位,從而形成“冗兵”。

慶曆新政在怎樣的背景下進行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第2張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時,在對西夏和遼的戰爭中,宋代統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銀和布匹,以金錢財富買得一時平安,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三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危機也在發展。

宋代建國後,不但不抑制兼併,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併土地。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

宋代人民的負擔很沉重。全國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納稅戶除按規定的數量納稅,還有“支移”和“折變”等負擔。在兩稅之外,還有丁口賦、各種雜變之稅、徭役和差役。這是賦稅之外的又一項沉重的負擔。

993年,王小波在四川發動起義,12月,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沉重打擊了宋朝政府。鹹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義爆發了。

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党項族連年發生戰爭,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鉅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

慶曆新政在怎樣的背景下進行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第3張

直接起因

寶元元年(1038年),党項族人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定都興慶(今銀川),與宋朝的外交關係正式破裂。次年,爲逼迫宋朝承認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進犯北宋邊境,於三川口大敗宋兵(三川口之戰),集兵於延州城下,準備攻城。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進兵渭州(今甘肅平涼),韓琦派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擊,於好水川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餘(好水川之戰)。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李元昊分兵兩路,再次大舉攻宋。進抵定川寨,宋夏會戰,宋軍大敗,大將葛懷敏與部將等16人戰死,喪師9400餘人(定川寨之戰)。李元昊獲勝後,揮師南下,進逼潘原,關中震動。

澶淵之盟後,一直相安無事的契丹也於1042年遣使求關南之地,並且“聚兵幽燕,聲言南下” 。最終,宋仁宗遣富弼爲使,“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才得以解決。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震動了宋廷,多年沉悶的政治空氣開始變得活躍起來。歐陽修上書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書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壞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總算開始行動了。

仁宗慶曆年間,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正如歐陽修所說 “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經逆轉惡化的時期中產生的。

其時,冗官、冗兵、冗費嚴重,貧弱局面已經形成,統治危機日趨惡化。

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併現象更加嚴重 ,農民大量逃亡,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爆發,“一年多如一年, 一夥強如一夥”。 [3] 甚至京畿開封府所屬各縣,也有盜寇出沒。

當時,已有一些官員感到危機的嚴重,富弼就曾說:

“自此以往,只憂轉熾,若不早爲提備,事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