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三年，趙匡胤在太廟寢殿的夾室裏立下了誓碑。天本站小編帶來了一篇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關於著名的宋太祖誓碑，現今已經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同，說的是宋太祖趙匡胤在宋朝皇宮內皇家祭祖的地方擺了有那麼一塊誓碑，誓碑上刻的有幾條誓言，內容很讓人欽佩，也一直是宋太祖趙匡胤仁義之君的代表證據，幾乎已經成爲真相，誓碑上面的內容主要有三條：
(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某著名百科裏也是引用了這一說法，不過把這個誓碑的內容放在了最後，爲什麼?因爲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個誓碑和上面的內容是真實存在的，正史裏面是沒有宋太祖誓碑和誓言的相關記錄的，記載這個東西的全是野史和筆記，因此以嚴謹著稱的某百科只能是把他放在最後，作爲一種宋朝仁政證明的參考資料。
最早出現的宋太祖誓言文字記錄是在曾跟隨宋徽宗一起被俘的宋朝大臣曹勳所著的《鬆隱集》裏面："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曹勳也是最早從宋徽宗口中接過這話的傳播人，然後經過衆多的傳播和演變，這個誓言的內容到陸游著《避暑漫抄》時完成了最終的轉換，即現在大家都認同的三條宋太祖誓言。
現在對於此事，很多研究者提出了相當多的疑點，最主要的就是質疑那塊刻有誓言的誓碑到哪去了?這玩意沒法銷燬， 正在抓緊時間搶劫的金兵也不會無聊到花費精力把它運送出來推到河裏沉掉，如今是誓言到處傳播，誓碑卻毫無聲息，沒有載體，這個所謂刻在誓碑上的誓言是否可信?
傳說中的誓碑是存放在東京汴梁皇宮中的太廟中，有研究學者考證，北宋時期皇室曾多次翻修和擴建太廟，而太廟中也無有任何夾層，無法隱藏其中的大型物體，可在不斷的修繕擴建中，負責此事的宗正寺官員和修繕的工匠們卻從不知道有這麼一塊誓碑。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在北宋的傳播母體是從宋仁宗時期開始有模有樣，主導這種態度的是大臣而不是皇帝，宋仁宗時，皇帝想殺放縱盜賊橫行的高郵知軍姚仲約，范仲淹帶頭出來抵制，而且他也很明確地表示出擔心，擔心皇帝開了殺戒的話，以後士大夫們不好混了。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到宋神宗時，因爲邊疆用兵失敗，宋神宗想殺人，殺一個運送後勤不力的官員，並在公文中親自做了批覆，也就是說，宋神宗已經下了殺人的命令，可宰相蔡確和門下侍郎章淳跳出來阻止，不但阻止，還當場以祖製爲由指責宋神宗不該這麼幹：
明日，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未嘗殺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一直到宋神宗爲止，所謂的"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制都是從羣臣口中表達出來，他們潛意識裏已經把從宋太祖開始不輕殺官員的行爲當成了皇室必須遵從的祖制，還用這個說法不斷地給皇帝們洗腦，結果到了宋哲宗時，皇帝也就信了，但是非常不甘心，他也想殺大臣殺不了：
曾布言：“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今燾更有罪惡，亦不過徙海外。”上曰：“祖宗未嘗誅殺大臣，今豈有此?”
也就是說，北宋的皇帝們從來沒有主動說出過有不殺士大夫或大臣的這麼一條祖宗家法，而是士大夫集團默契的根據以前皇帝對他們的善待，強行給皇帝們洗腦，讓他們認同了有這麼一條祖制，目的當然是迫使皇權徹底放下對他們的屠刀，而他們就能更愉快的抵制皇帝不同的政見。
如果有太祖誓碑和誓言，皇帝至少是會主動表態祖制的事，皇帝沒表態，士大夫們卻主動給皇帝加了這麼一條祖制算什麼?士大夫集團長時間的宣揚祖制不得擅殺士大夫或大臣，皇帝們也沒法主動去駁斥這個看上去很美的善政，到了南宋時，就有了所謂誓碑上的誓言傳播開來，且有了讓大多數人相信的羣衆基礎。
以上的說法大多是現代的一些歷史研究者們考究出來的一些證據，除此之外，本文以這三條誓言出現時的南宋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生態來表達一些小編對此的看法。
第一：宋徽宗希望有人能勸說或者逼迫趙構救他出牢籠，所以給了他們一道護身符
誓碑及誓言的第一講述人是曹勳，他在靖康之變時被金國俘虜，半路上找準機會逃回南方，當然，還有可能是金國故意放歸，而放歸的條件是得到他的效忠，讓他到南方去做暗子，曹勳回到南方後馬上跟趙構說了有太祖誓言。
然後曹勳是極力主張趙構召募敢死隊，從海上偷襲金國的五國城，目的是救回宋徽宗以及宋欽宗，也就是說，如果曹勳不是金國故意放回來的奸細，那他也是個鐵桿的迎回"二聖"派，他是進士出身，是個聰明人，絕對知道他的主張是趙構不能認同的。
曹勳提出這個建議後，馬上就被趙構外放，整整九年都沒有給他升官，在這期間他想換個地方任職都不被允許，也就是說，他其實是被監視居住的，如果曹勳沒有公開說這個太祖誓言，沒準就會被趙構殺掉，再回頭來看史書記載的宋徽宗和曹勳說的話：
謂勳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並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勳間行詣王。又諭勳：“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宋徽宗雖然把國家治理得一塌糊塗，可絕對不缺乏政治頭腦，他首先是要曹勳回去確認是不是趙構當上了皇帝，可他也清楚地知道，皇權之下無親情，曹旭帶着他的意見回去，生死還很難說，也擔心曹勳出於安全考慮，未必敢逼着趙構來救自己，所以，送了曹勳一道護身符，也就是所謂的太祖誓言。
第二：從北方南歸的官員們杜撰和修飾出來的，目的是爲了保護自己
宋太祖誓言從出現到最終確定是有着變化的，也就是人爲的修飾過，那麼在當時宋、金兩國敵對的政治形勢下，誰最擔心被整治?主要就是從北方逃歸和被金國主動放回的南歸大臣，從氣節上來說，他們是德行有虧的，而且保不準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金國的奸細，這些都很容易成爲政敵們攻擊的把柄，何況他們返回是和南方的士大夫集團搶奪政治資源來的。
因此，南歸派是最需要有這麼一條公認的祖制來保障他們的人生安全。而南歸大臣裏面最拔尖的是誰?是千年以後名聲都很臭的秦檜，他主導南宋朝政長達二十多年，即便是他的主和政策是宋高宗需要的，可臣權大於君權到底是很犯忌諱的，宋高宗又不是不敢殺人，那麼秦檜是不是也需要爲自己和秦家後人安排一份保障?
在這種情況下，南歸派官員曹勳帶回來的宋太祖誓言就很好的被他們使用起來，而且合力推波助瀾，非南歸派的官員對此也不會反對，畢竟這是對大家都有利的好東西，除了皇權在宋太祖誓言的警示下會得到一定的削弱，士大夫集團是佔了大便宜的，因此，所有的士大夫都慢慢的參與到證實這個誓言的過程中來，各種引經據典就是爲了坐實這個事。
第三：南宋的幾位皇帝因爲各自的政治需要默認這種說法的傳播，達到收買人心的目的
趙構在皇帝任上是殺過不少大臣的，有張邦昌這樣的當過金國傀儡皇帝的二五仔，也有歐陽澈這樣伏闕上書的主戰派平民，還有陳東這樣的太學生，更不要說曾擔任過樞密副使的岳飛這樣的大臣，殺陳東和岳飛都是純粹的政治殺害，那麼其他官員是否如范仲淹一樣擔心也有這麼一天?趙構爲了緩和這種隱藏的矛盾，在皇位穩固後應該會允許太祖誓言的存在。
趙構之後繼任的宋孝宗趙昚早先只是個普通宗室，基本上就是平民了，他是沒有任何班底的，即便確認了皇位繼承人的位置，趙構也不會允許他大張旗鼓的培養班底，趙昚又是個有理想的皇帝，上位後一力主張北伐收復失地，在沒有嫡系班底的情況下，他也應該會默認不殺士大夫的誓言以取得大多數人的支持。
南宋的另一位皇帝宋理宗趙昀也是如此，他本來就是權相史彌遠從民間找到的落魄宗室，當上皇帝后不理朝政，一心享受，全靠士大夫們支持他坐穩皇位，幫助他治國，在他之前可是有宋光宗趙惇因爲和大臣們關係緊張，而被迫禪位的先例，所以宋理宗肯定也是支持太祖誓言存在的，這樣會讓士大夫集團衷心的支持他安安穩穩地坐在上面。
綜上所述，宋太祖誓碑以及誓言從出現到定型是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的，因爲各自的難言之隱，北宋的皇帝們是被動的接受這個理念，宋太宗得位有疑點，以叔代侄的行爲需要遮掩，開始大力拉攏有着輿論控制權的士大夫集團，宋真宗在“澶淵之盟”後害怕世人說他對異族妥協，也需要士大夫集團幫助他洗掉不好的名聲，也是他做“勸學詩”無限制的擡高讀書人的地位。
宋仁宗登基初期處在太后劉娥的陰影下，士大夫集團集體爲他保位，宋仁宗後來要不要記得這個恩情?宋神宗啓用王安石變法，大多數士大夫保守派都反對，他需不需要和他們緩解緊張的對立情緒?宋哲宗時，黨爭已成，士大夫集團分成兩派，互相之間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貶斥，當然會在不殺士大夫一事上保持默契，方便別人也是方便未來不清楚的自己，這些因素導致以上這些皇帝都需要所謂的祖制存在。
到宋徽宗執政，士大夫集團根本就已經勢大難治，祖制不殺士大夫的說法已經深入人心，宋徽宗迫不得已起用太監來抗衡士大夫集團，效果還很不錯，至少從皇權的權威性來說，宋徽宗當皇帝時是僅次於宋太祖和宋太宗的，如果不是後來被金國滅了國，從掌握皇權的角度來說，宋徽宗這個皇帝比他的兄長、父親等等都要合格得多。
南宋在宋高宗之後，繼任的皇帝全是宋太祖的嫡系子孫，外部有金、蒙的嚴重威脅，因此更需要南方士大夫集團的支持，何況傳播開來的祖制的創造者還是他們這一脈的老祖宗趙匡胤，他們就更加樂得利用這個祖制和士大夫集團和諧共處，不管是南歸派官員刻意製造也好，也不管這條祖制是不是士大夫集團從北宋時期就開始的集體僞造，反正對於南宋的皇帝們來說，對自己坐穩皇位有幫助就行，就必須大加支持。傳到今天，宋太祖誓碑的真僞並不重要，廣泛傳播的誓言內容也契合宋朝皇帝們一直以來延續的執政態度，所以，即使沒有誓碑和誓言，它其實也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