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是千古名句，他不僅會打仗，更會治理國家，那麼面對“十民九官”的歷史遺留問題，他是怎麼解決的?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本站小編一起看下去。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2年，雖然已經貴爲天子，但李世民並沒有感到輕鬆，朝廷面臨着種種困局，稍有不慎，唐帝國就會土崩瓦解。
這天，房玄齡受命進宮面見唐太宗，李世民開門見山地和他討論精簡機構、裁撤冗官的問題。
按照歷史規律，朝代存在的時間越長，朝廷官員將會越多，但是，此時距離唐朝建立只有9年，爲什麼會需要裁減官員呢?
此事還要從唐高祖李淵稱帝的歷程說起。
隋朝末期天下大亂，各地的起義軍此起彼伏，隋煬帝楊廣派兵到處平定叛亂，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就在隋朝統治搖搖欲墜的時候，李淵在晉陽宣佈起兵，當時李淵的目標非常清晰，率領大軍直逼隋朝都城長安。
從617年7月在晉陽誓師起兵，到617年11月李淵率軍攻破長安，中間僅有4個月時間。
在反抗隋朝的起義軍中，李淵的實力並不是最強的，但他是最聰明的，迅速佔領隋朝都城，擁立隋煬帝之子爲傀儡皇帝，這爲以後登基稱帝鋪平道路，這是特別值得誇讚李淵的地方。
但是，李淵是如何做到快速兵臨長安的呢?
起兵初期的李淵麾下只有3萬將士，爲了能夠達到快速攻取長安的目標，在晉陽到長安的路上，李淵遇到強悍的隋朝守將盡量繞道，避免戰爭減慢進軍速度。
與此同時，李淵迫切需要擴充軍隊，依靠麾下猛將贏得戰爭勝利，主動寫信招降沿途起義軍首領，對這些人給予豐厚的賞賜，比如馮翊農民軍首領孫華、鄂縣起義軍首領李神通。
總之，唐高祖李淵在進軍隋朝都城過程中，一半是戰場上硬碰硬殺出來的，另一半是許諾豐厚封賞換取的“加盟讓路”。
公元618年6月，李淵扶持的傀儡皇帝隋恭帝宣佈禪讓皇位，李淵在長安城太極宮正式登基稱帝，國號爲“唐”，定都長安，史稱唐高祖。
李淵雖然坐上皇帝寶座，但是屬於他掌控的土地非常有限，擁兵割據的豪傑都虎視眈眈，連綿不絕的戰爭在所難免。
李淵是非常聰明的，他不僅將眼光放在“武力攻城取地”上，還儘可能兵不血刃地擴大地盤和實力，也就是主動吸引各路豪傑前來歸降。
既然是吸引他人投奔，李淵開出的條件必須是充滿誘惑力，許諾給予高官厚祿，幾乎都是指定州縣賞賜給他們。
正因如此，唐高祖李淵爲安置這些追隨的豪傑，導致唐朝的州縣數量超過隋朝時期的2倍，唐朝地方官員衆多，有“十羊九牧”的說法，意思是10個百姓當中有9個都是當官的。
站在李淵當時所處的環境來說，他的選擇是非常睿智的，李淵就是靠戰場取地和收服人心，這纔有了打造盛唐的基礎。
每個時代都有獨特的國情，每代人都有特定的使命，需要的是與時俱進解決它。唐高祖李淵遺留下來的問題，始終是需要解決的，這就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智慧了。
實際上，唐太宗面臨的局面更加觸目驚心，在經歷隋末唐初的戰亂後，百姓爲躲避戰亂背井離鄉，遭遇饑荒洪水災害人口銳減。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初期，朝廷登記在冊的戶籍數與隋朝的戶籍數相比，竟然不到百分之一，直到唐太宗貞觀年間，唐朝戶籍上的人口才恢復到隋朝時期的十分之一。
因此，在唐太宗登基的第2年，他認爲朝廷政府機構過於龐雜，重點是官員冗積，唐太宗決定啓動“精簡機構、淘汰冗官”的大事，由於事關重大，唐太宗請房玄齡等人來共同討論。
首先，唐太宗向衆位大臣說明淘汰冗官的重要性，這段言論堪稱經典。
《貞觀政要》記載，“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
意思是說，國家實現有序治理的根本辦法，最重要的是審慎用人，準確衡量每個人的才幹，根據才能大小授予官職，務必儘可能減少官員的編制數量。
對此，唐太宗還專門引用《尚書》中“任官惟賢才”，主要是說明任用官員一定要選擇賢才，此外還說要做到“官不必備，惟其人”。
《貞觀政要》記載，“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爲?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
綜合起來，唐太宗認爲，選用官員關鍵在於得到真正的賢才，如果能夠選拔到這樣的人，雖然官員人數不多，但是使用起來就足夠了，相反，如果是無能的人尸位素餐，即便是再多的人也不能發揮積極作用，這些人在霸佔着官職，就像是在地上畫餅，是不能真正吃飽肚子的。
在《史記》中有這樣一句話，“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意思是，1000張羊皮的價值，不如一隻狐狸腋下的皮毛珍貴，我認爲用來形容朝廷官員數量非常合適，數量多並不代表高效，關鍵在於選拔的人是否優秀。
房玄齡出身名門世家，從小便博覽經史、善於謀略，在把握關鍵大事上能力突出，與杜如晦並稱爲“房謀杜斷”，是唐太宗極爲倚重的名相，位列凌煙閣24功臣。
房玄齡知道唐太宗的用意，按照旨意擬定全新的官職和實際需要的官員數量，京官最初有2000餘人，裁減後只剩下643人，裁員比例超過三分之二。
不僅如此，經唐太宗敲定，地方行政機構也大量裁減，唐朝共劃分爲10道、300餘州、1500餘縣。唐朝經過這次大張旗鼓的“精簡機構、裁撤冗官”，爲唐太宗實現貞觀盛世打下堅實的基礎。
唐朝在這次“裁員”之後，從官場吏治、王公百姓、生產貿易等方面全都呈現出勃勃生機，在《貞觀政要》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貞觀政要》記載：“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民。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
意思是，裁減後的官吏大部分自我約束、清廉謹慎，就連王公貴族和符號家族都害怕天子威嚴、小心行事，不敢有欺壓底層百姓的行爲，社會治安突然變好，商人在路上來來往往，也沒有盜賊打劫侵擾，百姓家中的牲畜自由行走在田野間，百姓不用害怕盜賊、夜不閉戶。
也許，這段記載對唐朝當時的情況有誇大成分，但是貞觀年間吏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發達，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一切與唐太宗初期裁減冗官的舉措是分不開的。
元朝時期有位名叫戈直的學者，他對唐太宗“縮減官員數量”的政策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爲唐太宗這樣做至少有四個好處。
一是建立精心挑選官員的制度，可以保證皇帝不會錯失有才能的人;二是官員數量少，朝廷可以保障充足的俸祿供應，不會拖欠官員俸祿，這樣就不會擔憂官員從百姓身上搜刮民脂民膏;三是官員數量少更容易保證權力和責任的統一，不會出現權力交叉，相互推卸的情況;四是官員數量少會避免相互之間的無事生非，減少官僚系統的內部消耗。
戈直對唐太宗“省官”措施的這段評價，可以說是鞭辟入裏，對於後世很有啓發和借鑑意義。
唐太宗在“精簡機構、裁撤冗官”後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是顯而易見的，但並不是每個朝代都能實現唐太宗的效果。
在明朝晚期，朝廷曾經也開展一次規模宏大的裁減官員，但是效果卻奇差無比，這是爲什麼呢?
唐朝緊迫需要裁減官員，算是歷史上的特殊情況，更爲普遍的情況是像明朝這樣，經過王朝長時間的積累，朝廷供養的人員數量不斷增加，導致財政難以支撐，不得不採取裁減措施。
到了明朝晚期，朝廷每年需要供養的皇親多達10萬人，這些都是在朝廷俸祿冊明確列明享受俸祿的人，按照明朝當時的財政收入，皇親們每年要消耗掉2年的全國農業稅，相當於40%的國家稅賦都爲皇親發放俸祿。
與此同時，明朝朝廷還需要供養1.5萬的京官，這些人的俸祿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面對如此艱難的財政現狀，明朝決定啓動裁員來擺脫“艱難處境”。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朝廷沒有裁減消耗大量稅賦的皇親和京官，而是選擇裁減基層官吏，比如說驛站的小吏。很顯然，驛站小吏的俸祿遠不及京官，更不可能與皇親的俸祿相提並論，這樣的裁減政策沒有出現積極效果，反而帶來一堆的後續問題。
比如說，朝廷減少驛站的數量和小吏數量，導致驛站的服務水平直線下降，進一步導致很多官員不願長途跋涉放棄基本的巡視檢查，懶政惰政現象更加嚴重，直接影響朝廷對社會的治理。
明朝相比唐太宗，到底差在了哪裏呢?
唐太宗在啓動裁減冗官之初，首先是拿秦王府舊部的官員開刀，也就是常說的“刀刃向內”。
要知道，秦王府舊部是唐太宗的嫡系，在唐高祖李淵在位時期，李世民帶兵南征北戰，這些秦王府舊部都是當年捨命跟隨的名將謀臣，在玄武門之變中也發揮重要作用，可以說，李世民能夠坐上皇帝寶座，這些人功不可沒。
如今，唐太宗要開始裁減官員，首先拿這些親信嫡系開刀，唐太宗用實際行動踐行“裁員不避親”。
反觀明朝的裁員，只裁小吏不裁皇親，名義上是精簡機構、裁減冗官，實際上是藥不對症，結果，不僅沒有解決堆積的財政問題，反而是將社會矛盾激化。
同樣是“裁減冗官”，明朝朝廷與唐太宗相比，雲泥之別立判。
縱觀古代歷朝統治者，雖然朝代的發展，都會出現“官職冗濫”“吏員冗濫”問題，一般都會通過精簡機構、裁減冗官的方式擺脫困境，解除朝廷面臨的治理危機。
但是，在制定並推行“淘汰冗官”的措施時，往往需要注意是否對症下藥的問題，唐太宗李世民對於官員數量和質量關係的辯證論述，極爲深刻，值得後世思考學習，唐太宗“省官”思想也充滿執政管理智慧，這種刀刃向內的決心更是關鍵中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