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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孝武司馬曜的貢獻 司馬曜的政治舉措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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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曜(362年—396年),字昌明,中國東晉第九任皇帝(372年—396年在位)。他是晉簡文帝司馬昱第六子,母爲李陵容。

司馬曜四歲時被封爲會稽王,372年晉簡文帝駕崩前夕被立爲皇太子並繼承皇位,時年十一歲。最初由大司馬桓溫輔政,373年桓溫死,又由從嫂崇德太后褚蒜子臨朝聽政。376年太后歸政,實權由謝安爲代表的陳郡謝氏掌握。383年在謝安等的輔佐下,擊敗前秦大軍,贏得淝水之戰的勝利,保全了東晉王朝的國運。

司馬曜利用士族門閥人才斷層的空檔期,致力於衝破門閥政治的格局,恢復司馬氏皇權,遂以其弟司馬道子代替謝安執政,併成爲東晉開國江左以來最有權力的君主。但他耽於享樂,沉湎酒色,又與司馬道子爭權,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造成朝政日趨昏暗。後因司馬曜與寵姬張貴人酒後戲言,導致張貴人一怒之下殺了他,享年三十五歲。死後廟號烈宗,諡號孝武皇帝,葬於隆平陵。

司馬曜擅長書法和文學,有集二卷,已亡佚;《淳化閣帖》收錄其書法作品《譙王帖》。

晉孝武司馬曜的貢獻 司馬曜的政治舉措有哪些

司馬曜的政治舉措有哪些

政治

孝武帝當政的最大特點就是皇權的恢復。自司馬睿開國江左、與琅琊王氏“共天下”以後,東晉皇帝“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 ,這就是所謂的門閥政治。七十年來,琅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相繼粉墨登場,左右朝政,架空皇帝。孝武帝之父簡文帝司馬昱臨終時,甚至都產生了放棄天下、讓與桓溫的念頭,可見司馬氏皇權已跌落到最低點。孝武帝即位後,謝安爲代表的陳郡謝氏當國,孝武帝也只能“富於春秋,政不自己”。 淝水之戰後,孝武帝展開了對皇權的伸張,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在短短几年間排擠了陳郡謝氏,成功實現了“威權己出”。 孝武帝之所以能迅速衝破門閥政治的格局而恢復皇權,主要原因並不在於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幹,而是因爲士族門閥日趨沒落,到此時人才已凋零殆盡。正如史學家祝總斌所說:“掌握東晉政治軍事大權的高級士族開始有王導、王敦,其後有庾亮、庾冰,再後有桓溫,而到孝武帝時,卻沒有這樣一些可以左右政局使君主俯首聽命的人物了。”坐鎮荊州的桓衝沒有乃父的能力與威望,且在淝水戰後不久死去;謝安雖對淝水之戰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但在戰後就屢遭讒毀,處於功高不賞的尷尬境地,再加上他本人仍不失名士風骨,不願兵戎相見,遂主動交出權力。孝武帝正是抓住了士族門閥無人的機會,恢復皇權終見成效。

孝武帝伸張皇權,主要依靠的是胞弟琅玡王司馬道子,他正是用司馬道子來取代謝安的地位,進而鞏固了司馬氏的皇權。孝武帝對於另一宗室譙王司馬恬也“深杖之”。 此外,孝武帝還大力提拔儒學寒士,以排擠玄學士族,代表人物有徐邈、範寧、王雅、車胤等。孝武帝恢復皇權,爲時人所矚目,如範弘之致司馬道子箋中說:“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元帝司馬睿)、肅祖(明帝司馬紹)斂袵於王敦,先皇(簡文帝司馬昱)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司馬道子)光贊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23] 劉波上孝武帝疏則言:“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司馬道子)賢俊,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 可見孝武帝確實達到了“親覽萬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目標。

但是,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並未能妥善運用權力,反而因其貪圖享樂、沉溺酒色而使朝政日益昏暗。史稱其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孝武帝)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另一方面,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雙方以其親信搶奪地盤,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儘管如此,正如史學家田餘慶所言:“但有太后(李陵容)周旋制約,終於使孝武帝不廢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終太元之世,孝武帝與道子始終維持着雖相依維、復有矛盾的關係,這種關係,正是時局雖然紛壇坦迄無內戰的原因之一。” 然而,隨着孝武帝突然遇弒,繼位的晉安帝是智障人士,權力遂盡歸道子父子,孝武帝遺留的矛盾迅速升級,加上桓玄爲代表的士族門閥捲土重來、孫恩爲代表的道教勢力勃然興起,很快引發了東晉末年的一連串內亂與混戰,最後司馬氏皇權與士族門閥在戰亂中同歸於盡。

經濟

孝武帝時,在經濟上實行了賦役改革。西晉時行佔田課田制,無論田之有無多少,一律按一夫五十畝計稅,共收田租四斛。東晉成帝年間,又改以田畝爲準,丈量百姓之田,按一畝三升徵稅。到了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又依據形勢變化,恢復了西晉以人丁爲準的賦稅方法,王公以下每口徵稅三斛,在役之人不交稅。[27] 爲了保證稅源,太元年間還“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裏伍”。 通過這次賦役整頓,東晉經濟大有改觀。史載:“至於(太元)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文化

孝武帝與乃父簡文帝提倡玄學不同,而是標榜儒學。寧康三年(377年)九月開講《孝經》,尚書僕射謝安侍坐於旁,尚書陸納伴講,侍中卞耽伴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手執經書,中書侍郎車胤與丹陽尹王混選取文句,爲當時的一大文化盛事。[29] 孝武帝還親行釋奠禮,後又試圖恢復明堂郊祀之禮。 太元九年(384年),尚書謝石奏請恢復國學,與已有之太學並立,得到孝武帝批准 ,於太元十年(385年)二月立國學,命公卿子弟入學。 此後國學一直延續,並演變爲國子監,成爲歷代之最高學府。孝武帝尊儒興學的舉措,也是與政治上恢復皇權相配套的,不過收效不是很好,國子祭酒殷茂上疏稱:“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請求孝武帝加以整飭。孝武帝雖採納他的意見,但未見舉措。

孝武帝還實施弘揚佛教的文化政策。司馬曜是漢族王朝第一個公開信佛的皇帝,他在寧康三年(375年)遣使請高僧竺法義“出都講說” ,太元六年(381年)正月“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在《高僧傳》、《廣弘明集》等文獻中,保存了孝武帝所頒發的《俸給釋道安詔》、《詔賻竺道潛》、《詔賻竺法汰》、《與朗法師書》等文書,反映了孝武帝與高僧大德們的密切關係。孝武帝還修建皇泰寺,捐獻潛邸爲本起寺。 由於孝武帝對佛教的扶持,佛教勢力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一些佛教徒也得到孝武帝的寵幸,進而影響朝政,史載“姏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