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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真實的鋼琴家:電影《鋼琴家》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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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真實的Wladyslaw Szpilman和WilmHosenfeld他們相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個是九死一生的波蘭鋼琴家,一個是對現實感到迷茫的nazi德軍上尉。多年以後,倖存的鋼琴家把自己的故事公諸世人,引起轟動。2002年,波蘭著名電影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又把它搬上銀幕,斥資3500萬美元的大製作《鋼琴家》在第55屆戛納電影節獲金棕櫚獎之後,又一舉奪得2002年度美國影評家協會四項大獎。這裏回憶的,就是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故事。

  加入nazi的德國青年

故事中的nazi軍官叫維爾姆·霍桑菲爾德(WilmHosenfeld),生於1895年,是個鄉村小學教師的兒子。隨着父親工作的更動,維爾姆的童年遷徙於德國倫山一個個高原小村莊之間。後來讀了師範學校,維爾姆自己也當了教師。生就的浪漫氣質,維爾姆從小就富於幻想。自中學時代,他就加入了一個叫“流浪鳥”的青年組織。這是一羣理想主義者,他們憧憬着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沒有達官貴人,充滿平等和博愛的世界。爲實現這個理想而奮鬥的事業使他們的生活有了意義。

歷史上真實的鋼琴家:電影《鋼琴家》背後的故事

1914年8月,愛國熱情高漲的“流浪鳥”們上了前線。維爾姆作戰英勇,三次負傷,自豪地回到祖國。然而像許多同胞一樣,他把《凡爾賽條約》視爲對德國的侮辱。戰後一年,在“流浪鳥”的一次集會上,維爾姆遇到了讓她心儀的姑娘安娜瑪麗·克魯馬赫爾。他們結了婚,1927在塔洛的一個小村莊安下家,安娜瑪麗先後生下兩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一家人過得寧靜而美滿.

當希特勒贏得1933年大選時,維爾姆認爲他的綱領接近“流浪鳥”所崇尚的平等思想——元首不是許諾說,所有德國人不論出身多麼卑賤,只要參加國家社會黨(nazi)都可以一展宏圖嗎?他參加了nazi衝鋒隊,兩年後又加入了nazi黨。年輕的維爾姆喜歡唱歌、郊遊、森林、營火。他爲能夠參與祖國的復興而心醉,根本沒有想到第三帝國即將帶來的滅頂之災。

歷史上真實的鋼琴家:電影《鋼琴家》背後的故事 第2張

 波蘭猶太鋼琴家

就在維爾姆投身nazi的時候,一個年輕的波蘭鋼琴家已是柏林音樂學院二年級的學生,他叫瓦迪斯瓦夫·什皮爾曼(WladyslawSzpilman),當時22歲。或許是家族基因的遺傳,或許是後天的薰染,瓦迪斯瓦夫很早就在音樂方面顯露了過人的天分,16歲便考進華沙的弗雷德裏克·肖邦音樂學校。一首曲譜,他只要讀一遍,就能無懈可擊地彈奏出來,而且能以任何調式即興彈奏一些完整的作品。父母在私下裏不勝欣喜:“將來這是又一個魯賓斯坦,又一個霍羅威茨!”

瓦迪斯瓦夫的父親塞繆爾是卡托維茲歌劇院的第一小提琴手。他一向仰慕德國的音樂文化,希望兒子將來在德國發展。“德國有300部歌劇,而波蘭只有3部!” 他常對瓦迪斯瓦夫說。然而希特勒執政後開始迫害猶太人,父親的希望破滅了。年輕的鋼琴家回到華沙,他創作的歌曲折服了許多音樂廳的經理,機遇向他微笑。他應聘到廣播電臺工作,不久就開始給老家匯款了。後來,他在斯利斯卡街買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把父母和弟妹都接來同住,那是什皮爾曼一家最幸福的時光。

1939年9月1日,戰爭爆發了。23日,瓦迪斯瓦夫正在電臺播音室演奏肖邦,一羣德國轟炸機飛向華沙。一小時後,首都的供電中心首先被炸燬,電臺的播音嘎然中斷。

“我感到羞恥”

1939年8月底,維爾姆·霍桑菲爾德再次應召入伍,這時他已44歲,被分配到後衛部隊,沒有直接參與入侵波蘭。10月,他被派往波蘭的帕比亞尼采,管理一個臨時戰俘營。

歷史上真實的鋼琴家:電影《鋼琴家》背後的故事 第3張

一天在戰俘營外,一個女人上前用德語跟他搭話:“求求您,先生,我丈夫被關在這裏,我現在懷着孕,他母親快嚥氣了,只求臨終前再見兒子一面,要是您能放他出來……求您了!”

這個叫佐菲亞·切齊奧洛娃的女人其實是編了個故事,她並沒有懷孕,她的婆婆也沒有病危,但是霍桑菲爾德相信了,答應幫她。三天後,波蘭軍士長斯坦尼斯拉夫·切齊奧拉獲得了自由,心存感激的夫婦倆把德國軍官請到家裏,坦告真情。從那以後,他們成了常來常往的朋友。

這期間,維爾姆對德國軍隊在波蘭的使命逐漸產生了懷疑。1940年冬的一天,他看到一羣德國兵毒打一個波蘭孩子,因爲懷疑他偷了乾草。這件事又一次深深觸動了他,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的所有熱情都熄滅了。看到我們的人在波蘭的所作所爲,作爲一個德國軍人,我感到羞恥。”從這時起,他開始寫戰時日記,通過軍郵一篇一篇地寄給妻子。

1942年,維爾姆·霍桑菲爾德晉升上尉,負責管理華沙駐軍的體育設施,組織各種運動項目的訓練和比賽。他在駐地開了波蘭語課,讓德國官兵學習波蘭語,請來授課的安東尼·切齊奧拉神父就是佐菲亞丈夫的哥哥。當德國人在戰場上處於劣勢時,神父對上尉說:“你們打敗了,扔掉你的軍裝吧!我們會把你藏起來。”上尉拒絕了,他說:“我知道上帝在詛咒德國人,但我不能拋棄我的同胞。”

“我們都死了,就在此刻。”

德軍在華沙將猶太人圈禁在猶太人居住區。由於斯利斯卡街就在其中,什皮爾曼一家不能遷居他處。瓦迪斯瓦夫在下等小酒館彈琴,掙的錢不夠全家口,他們不得不一點點變賣家產。到1940年底,一直捨不得賣的鋼琴成了最後一件沒有保住的家當。壞消息不斷傳來,聽說一些小城市的猶太人居住區都被洗劫一空,但父親仍然心存僥倖:“華沙是大都市,我們有將近50萬人,他們不能那麼做。”

災禍還是降臨了。1942年8月16日,什皮爾曼一家和數千猶太人一起被押送到Umschlagplatz車站,開往死亡營的列車即將從這裏出發。人們在酷暑中捱了好幾個小時,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飢渴難耐的什皮爾曼一家以天價買了一塊點心,分成六份,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後一頓午餐。

士兵們接到命令,開始把人羣趕進臭氣熏天的車廂。忽然,瓦迪斯瓦夫聽見有人大叫:“瞧,這是什皮爾曼!”一個警察——可能是在小酒館裏聽過瓦迪斯瓦夫的演奏——跑來抓住他的衣領,把他拽出隊伍。眼看着弟弟妹妹扶着母親上了車,父親正四處張望着尋找他,瓦迪斯瓦夫的眼淚奪眶而出,“爸爸!”他高喊着,掙扎着,要和親人在一起。士兵們把他推開了,其中一個冷冷地說:“你犯什麼傻?還不趕緊逃自己的命去!”

瓦迪斯瓦夫一下子明白了等待着這些人的是什麼,這些被強行塞進車皮的不幸的人!他轉身拔腿飛奔……兩三天後的一個夜裏,他夢見了弟弟,弟弟俯身對他說:“我們都死了,就在此刻。”

歷史上真實的鋼琴家:電影《鋼琴家》背後的故事 第4張

1943年2月,華沙猶太人區暴動的前兩個月,一些朋友和廣播電臺的同事找到了瓦迪斯瓦夫,把他安頓在雅利安人居住區的普拉沃斯卡街。因爲怕被抓住,他不敢出門,而且不得不一次次轉移,更換住所。電臺付重金讓一個技術員照料他的生活。但是到了夏天,送飯突然中斷了,瓦迪斯瓦夫困守藏身之所,無以果腹。幾個星期後,當朋友們趕來時,鋼琴家已奄奄一息。電臺又爲他另找到一個住所,房門從外面用掛鎖鎖上,瓦迪斯瓦夫在這裏提心吊膽地躲了63天,直到1944年8月華沙起義。

漫長的63天中,他聽到巷戰的轟隆聲和嘈雜聲,然後是居民隨着德軍的推進而撤退。一天,他從窗口看到德國兵正在放火焚燒他藏身的這座公寓。與其被活活燒死或者跑出去被打死,他寧肯自殺。他吞下了30粒安眠藥,默告家人:“我來了,和你們重聚來了。”

“你要挺住!”

公寓的大火在燒到瓦迪斯瓦夫住的地方之前熄滅了,昏迷許久的鋼琴家竟又甦醒了過來。他恍恍忽忽走到外面,躑躅在廢墟中。環顧四周,戰前有131萬居民的華沙如今已是一座空城,他好像當年的魯濱遜,漂流在孤島上。只是,不時還有德國兵巡邏,他只能找機會偷偷鑽進廢墟下的那些廚房,找一點食物充飢。他蓬頭垢面,瘦得脫了形,在飢餓、孤獨和惶悚中苦苦掙扎。

一天,他又摸進一個廚房,正埋頭在撤離的主人沒能帶走的罈罈罐罐裏聚精會神地翻找,沒有聽到身後的腳步聲。突然一聲德語問話:“你在找什麼?你不知道德軍參謀部要駐紮到這裏來嗎?”

大難臨頭,衰弱不堪的瓦迪斯瓦夫已無力逃跑,他絕望了:“隨你把我怎麼處置吧!”

“你是誰?” 軍官又問,他正是維爾姆·霍桑菲爾德。

“一個鋼琴家。”

維爾姆指了指隔壁屋裏的一架鋼琴:“彈吧!”

瓦迪斯瓦夫在鋼琴前坐下,開始彈奏肖邦的《g小調敘事曲》。飄蕩在瓦礫堆上的優美旋律令上尉動容

“我幫助你出城,送你到鄉下一個小村子去,”維爾姆建議,“在那裏就安全了。”

“可是……我出不去。”

維爾姆猜到了:“你是猶太人?”

歷史上真實的鋼琴家:電影《鋼琴家》背後的故事 第5張

鋼琴家把自己的隱蔽處指給上尉。在此後的幾個月裏,維爾姆多次回來。給他帶來麪包和大衣。

一天,鋼琴家問他蘇聯軍隊到了哪裏。

“已經到了維斯瓦河東岸的普拉加,華沙的一個區。你一定要挺住!最多隻有幾個星期了,戰爭不會拖過春天。”

維爾姆最後一次回來是在1944年12月12日,帶着麪包和被子。道別前他告訴鋼琴家:“我的部隊要離開華沙了,俄國人隨時可能過來。”

1945年1月17日,維爾姆·霍桑菲爾德被蘇聯紅軍俘虜。

明斯克的囚徒

恢復和平以後,瓦迪斯瓦夫回到波蘭廣播電臺工作,在第一次直播節目中,他又演奏了肖邦。他開始撰寫回憶錄。憑着驚人的記憶力,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度過的每一段時光、交往過的每一個人的名字和住過的每一個地方。這部回憶錄於1946年出版,書名爲《城市的毀滅》。40年代末,瓦迪斯瓦夫娶了醫科大學的女學生哈利娜,後來又有了兩個兒子。新的天倫之樂醫治了心靈的創傷,他把對逝去親人的痛苦思念埋藏進記憶的深處。

人們很久都沒有維爾姆·霍桑菲爾德的消息。直到1946年6月,一個從蘇聯明斯克戰犯營獲釋的犯人

給安娜瑪麗帶來一封信,那是維爾姆寫的,他在那裏幹着挖渠和養豬的活兒。維爾姆把他幫助過的波蘭人的名單寫給了妻子,並囑咐:“去找切齊奧拉,他還可能找到我幫助過的其他猶太人。”

安娜瑪麗找到切齊奧拉神父,神父立即給明斯克戰俘營的長官寫了信,證明霍桑菲爾德在戰爭期間確實救助過一些波蘭人和猶太人。但是上尉沒有因此獲釋。1947年7月,霍桑菲爾德在戰犯營中風,兩年後拖着病體接受審判;1950年被判處死刑,後減判爲25年苦役。

直到1950年,什皮爾曼才得知霍桑菲爾德的悲慘命運,是另一個被上尉救助過的猶太人萊昂·沃姆寫信告訴他的,信中說:“霍桑菲爾德在明斯克的戰犯營,他被控犯有侵害波蘭平民罪。”

瓦迪斯瓦夫立即向共產黨政權的一位重要領導人請求幫助,不久獲得答覆:“如果他在波蘭,我們可能給他自由。但是我們的蘇聯同志不願釋放他。”

判刑一年後,維爾姆·霍桑菲爾德再次中風,癱瘓在牀;1952年死於獄中。

  他寧願談巴赫

1957年,瓦迪斯瓦夫·什皮爾曼的第一次國外音樂會在德國舉辦,他利用這個機會拜訪了維爾姆的遺孀安娜瑪麗·霍桑菲爾德。安娜瑪麗給對琴家講了丈夫的戰時日記,還找出丈夫的照片。兩年後她也離開了人世。

這時的瓦迪斯瓦夫已是華沙廣播電臺的音樂部主任,創作了1300多首歌曲,其中有些在當時的波蘭家喻戶曉。他很少提起戰爭,兩個兒子讀過他的回憶錄,但這不是他們父子間的話題。劫後餘生的鋼琴家寧願跟孩子們談論他敬仰的巴赫,還有戰前德國的300部歌劇。他說:“不能憎恨整個民族。” 1963年,他離開電臺組建了華沙樂隊,舉辦音樂會2000多場,大多是在國外。

歷史上真實的鋼琴家:電影《鋼琴家》背後的故事 第6張

80年代末,維爾姆的兒子赫爾穆特·霍桑菲爾德帶着妻子和孩子們來到波蘭,拜訪了瓦迪斯瓦夫·什皮爾曼。撫今追昔,兩家人涕淚交流。

鋼琴家的小兒子安傑伊·什皮爾曼在漢堡開診所時和霍桑菲爾德家也有了來往。1993年的一天,德國著名詩人沃爾夫·比爾曼(他的父親也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來到安傑伊的診所,二人一見如故。安傑伊對詩人講起父親的回憶錄和上尉的日記,比爾曼說:“這應該出版。”

以什皮爾曼的回憶錄爲基礎,又補充進霍桑菲爾德戰時日記的一些內容,由卡琳·沃爾夫翻譯的德文版自傳體小說《鋼琴家》於1998年問世。這部浸透着鋼琴家生命體驗的作品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轟動,迄今已被譯成14種文字。

當波蘭著名導演羅曼·波蘭斯基(他也有幼年從集中營逃生的經歷,母親死在集中營)看到這部自傳體小說時,書中“客觀到近乎冷酷和精確地步”的描寫深深震撼了他,使他終於有勇氣直面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並通過電影創作把它表達出來。

2000年的一天,風燭殘年的鋼琴家突然出現在衆多媒體的話筒和閃光燈前,道出他多年不肯觸及的傷痛:“……每天清晨醒來,我都想起與家人永訣的那個火車站。我想念他們……如今他們在哪兒?他們是怎麼死的?他們最後的時刻是怎樣度過的?”

瓦迪斯瓦夫·什皮爾曼2000年7月6日辭世,享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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