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長河中，曹操可以説是很出名了，那麼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嗎?接下來小編為您講解。
縱觀東漢末的曹魏建國期間，從建安元年的立國之始，到建安末年的立國完成，食封制度，貫穿始末。所謂食封制度，是封爵制度和食邑制度的統稱。封爵制度，顧名思義，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爵位封賞制度;食邑制度，則是支撐封爵制度的具體內容。曹魏建國期間的食封制度情況，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緊密相連。
曹魏建國時期的封爵制度包含三個維度：爵位名稱、爵位級別、爵位序列。爵位名稱，以地名為名;爵位級別，為臣者有列侯和關內侯兩類，列侯又包括鄉侯和亭侯兩類;爵位序列，則有公、侯兩類。
例如，曹操曾被冊封為費亭侯，其中，“費”是地名，是爵位名稱的由來，“亭”是根據行政建制級別(州、郡、縣、鄉(丘)、亭)得來的爵位級別，“侯”是爵位序列，“亭侯”往往放在一起，作為爵位級別和爵位序列的合稱，形成一個語意上的整體概念。又如，曹操後來被冊封為魏公，其中，“魏”是地名(一個由十郡組成的廣大地區)，是爵位名稱的由來，“公”是爵位序列。
而食邑制度，則包含兩個維度：食邑數量、食封收入。食邑數量，以“户”為單位;食封收入，是指受封之臣從其食封得來的具體收入，其來源包括與户口掛鈎的“田租”、“户調”和“錢”。例如，夏侯惇曾被冊封為高安鄉侯，食邑數量七百户，其食封收入，便是這七百户百姓一年之內上繳的商品税(錢)和實物税(穀物、絹、棉)之總和。
曹魏時期的食封制度，沿襲了漢朝的“統一撥款制度”。具體來説，受封之人每年的食封收入，從朝廷中央統一劃撥。其食邑數量和食封地點，只是象徵性的。
曹魏政權第一位受封者，自然是曹操本人，而他的受封，受之於東漢王朝。建安元年(196)，東漢王朝冊封曹操為費亭侯。
建安元年……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東漢王朝對曹操的冊封，與他的作為有關。從中平六年(189)冬天曹操在陳留郡己吾縣起兵，到他被冊封的建安元年，其間七年，曹操頗有功勞。董卓荼毒關內時，是曹操首舉的義兵，“兵者，凶事也”，敢為天下先，在任何年代都不簡單;十一路諸侯共討董卓時，曹操勢力很弱，但也只有曹操、孫堅和王匡，與董卓軍隊真刀真槍的幹過，其餘聲勢浩大的諸侯們，都是苟且一隅，坐山觀虎;黑山賊侵犯冀州魏郡和兗州東郡，對東漢王朝的心臟司隸構成嚴重威脅時，又是曹操挺身而出，為漢室擺平叛亂;而青州百萬黃巾被曹操收編，更是為苟延殘喘的漢室注入的強心劑。曹操受封，實至名歸。
然而，即便曹操功勞頗大，漢室冊封他為費亭侯之用意，仍然值得推敲。費亭侯在曹家，不止曹操一位，曹操祖父曹騰，就曾被漢桓帝冊封為費亭侯。曹騰是東漢晚期一位大宦官，但這位宦官，並不壞，他“歷侍四帝”，頗有功績。若非東漢末年宦官名聲盡壞，曹操也不至揹着“贅閹遺醜”的包袱數十年。漢室將曹操祖父的爵位冊封給他，意味着仍將曹操視為“爵位承襲之人”，這意思明白：雖然您曹操頗有功勞，但朝廷對您本人的能力，還不能完全認可，因此讓您承襲祖上爵位。而東漢朝廷這麼做，或許還有深意：讓曹操承襲宦官之爵，從而進一步打壓他當時並不怎麼好的名聲。
但不久後，朝廷就對曹操加爵了。建安元年(196)秋天，剛受封費亭侯三個月的曹操，被漢獻帝冊封為武平侯。這次冊封，也是朝廷以官方名義，認可曹操作為的一次冊封。武平侯，是漢室宗親劉璜曾經受封的爵位，將漢室宗親的爵位賜予曹操，意味深長。如前所述，曹操起兵初期，長期被身為宦官之後的陰霾籠罩，袁紹和袁術，都曾揪住曹操這一痛點反覆攻擊。東漢朝廷用漢室宗親的王爵爵位冊封曹操，在淡化曹操宦官之後身份的同時，更把曹操看成了“自己人”。
建安元年九月，車駕出嬛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同理，東漢朝廷對曹操的這次冊封，也要結合曹操當時的作為來看。曹操被冊封費亭侯不到一個月，當時的軍閥楊奉與漢獻帝同在洛陽，名為輔佐，實為裹挾。曹操不失時機地進入洛陽，趕走了楊奉等人，“保衞了京都，保衞了漢帝”。而朝廷對曹操的冊封，正是由於曹操這一次“保衞”之功。
曹操兩次受封食邑的數量，史料沒有明確記載，尤其是費亭侯。對於武平侯，可從側面推敲一二。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在《自明本志令》中曾説自己：
封兼四縣，食户三萬……今上還陽夏(縣)、柘(縣)、苦(縣)三縣户二萬，但食武平萬户。
這裏，曹操明確説自己在武平縣的食邑數量是一萬户，這説明當初漢獻帝冊封他武平侯時，食邑數量也當在一萬户或以下。
曹魏政權中，自曹操本人以下的冊封，始於曹操在建安三年(198)討平呂布後，冊封呂布故將張遼為關內侯。從這時起，到曹操離世(220)，曹魏政權的食封制度在整體上呈現兩個特點：其一，食封力度收緊;其二，制度重“搏獲之賞”遠勝“指縱之功”。造成這兩個特點的原因，其一，是東漢末年的時代背景造成的人口凋敝和經濟下滑;其二，是戰爭頻發的社會環境導致的武官比文官更受重視。
食封力度收緊
從食封力度看，曹魏建國期間(196-220)，始終保持緊縮。這一時期，曹魏的封爵總數，不過幾十人，食邑户數，亭侯多在二百户到千户之間，鄉侯多在七百户至千户之間，極個別人，能在千户以上。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東漢末年的時代背景造成的人口凋敝和經濟下滑。
東漢末年人口凋敝的原因是戰亂和饑荒。
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户，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三輔地區在洛陽周邊，這一地區是東漢王朝最發達的地區，是王朝的心臟地帶。三輔地區數十萬户百姓，上百萬口人，在短短兩年間，因為軍閥的放兵劫略飢餓睏乏，幾乎全部死去。可見當時全國範圍內，人口數量減少的速度和力度，是何等規模。
是歲谷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
天災導致的饑荒，使一斛穀子賣到了五十多萬錢，可知當時糧食缺乏到了何種程度。
曹魏政權奠基的數十年中，轄區人口在500萬至1000萬之間，户數在80萬至160萬左右。考慮到曹魏全境只有這點人口，則其對食封力度之緊縮，就不言而喻了。
人口凋敝，必然造成經濟下滑。當全國各地無數旱田成為荒地、熟田成為旱田，當耕田人口鋭減殆盡時，糧食——這個農耕社會的經濟基礎，喪失了;當一斛米需要五十萬錢才能買到時，惡性通貨膨脹——這個給予社會經濟秩序最後一擊的劊子手，出現了。這一殘酷現實，逼迫曹操一改自秦漢以來實行的算賦和口賦制度，開創了户調製，使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並駕齊驅，而自然經濟的復活，正是社會經濟下滑的重要反映。
建安八年(204)，曹操表天子，冊封荀彧為萬歲亭侯，食邑一千户。鑑於荀彧在曹魏政權裏的地位和功勞，他的食封情況，是曹魏緊縮食封的代表。荀彧在曹魏建國之路中，地位已臻“相國之列”，功勞更在“功臣之最”，從初平二年(191)他效忠曹操起，曹操凡有徵伐，荀彧無不出力。例如，在兗州倒戈這一曹魏建國初年最大的危機中，正是荀彧等人的堅守，才將曹操的事業從命懸一線中救了回來。又如，在官渡之戰這一曹魏建國早年的存亡之戰裏，又是荀彧在曹操最艱難的時刻，給予曹操信心，讓他堅守官渡不撤，最終頂住了袁紹巨大的軍事壓力。至於荀彧對平衡曹魏集團和東漢王朝的關係，如何嘔心瀝血數十載，皆老生常談，不必再提。
荀彧這樣在曹魏政權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也不過食邑千户，其它受封之人，就可想而知了。官渡戰役期間，為曹操鎮守南方大郡汝南、擺平大部分後顧之憂的李通，封建功侯，食邑二百户;為曹操平定北方立有大功，以“籌畫所料”見長的郭嘉，封洧陽亭侯，食邑二百户;“算無遺策，經達權變”的荀攸，封陵樹亭侯，食邑三百户;為曹魏屯田做出巨大貢獻的任峻，封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即便如張燕這樣的黑山軍領袖，率領十萬人投降曹操的大勢力，也不過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户。當然，特例也有，比如張魯。建安二十年時，曹操封張魯為閬中侯(縣侯)，食邑一萬户。這是因為張魯常年經營漢中，根深葉茂，以及漢中作為曹魏和蜀漢的緩衝區這一重要的戰略地位，加之張魯主動投降，曹操認為他“本有善意”等諸多緣故。對地方軍閥如此高規格的冊封，當時只此一例。
依據前文對曹魏建國期間境內人口數量的推測，則像荀彧這樣食邑達一千户的漢臣(荀彧的官職是漢侍中)，其一年的食封收入，便是五六千口百姓(東漢時期，每户平均五或六口人)，一年上繳的“户調”、“田租(穀物，主要是米)”和“錢”數的總和。當時的租調情況：
其收田租畝四升，户出絹二匹，棉二斤而已。
據《吏民田家莂》所載，當時一户普通人家的耕地數量，大約為數十畝，如：
樸丘士逢君，佃田十七町，凡七十六畝，皆二年常限。
則荀彧一年的食封收入總數，約為穀物2000斛，絹2000匹，棉2000斤。而李通這樣食邑200户的，一年食封總收入約為穀物400斛，絹400匹，棉400斤。曹魏建國的年代，一個普通成年人一年消耗的穀物總量，約為60斛，由此觀之，這些受封之臣的食封收入，的確不多。
食封制度重“搏獲之賞”遠勝“指縱之功”
曹操上表漢獻帝冊封荀彧萬歲亭侯的文書中，有這樣一句話：
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逾國勛。
曹操在這句話裏，表達了文臣謀士出謀劃策之功，勝過武臣將帥四方征伐之功的思想。“野績”、“戰多”與“搏獲之賞”，對應四方征討之“武事”;“廟堂”、“國勛”與“指縱之功”，對應出謀劃策之“文事”。但若橫向對比，會發現曹操此言，更多的是溢美之詞。實際上，曹魏建國數十年間的冊封情況，依然沿襲了漢朝的“軍功爵”制度，冊封的主要依據，是軍功而非其它，而這一現象，與當時戰爭頻發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曹魏建國的年代，是戰爭頻發的年代，大大小小的戰役和戰鬥，數不勝數。從曹魏建國初年的建安元年(196)，至建國末年的建安二十五年(220)，不乏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漢中之戰和夷陵之戰這樣的舉國大戰;如曹操與呂布、劉備、袁術們的軍閥混戰，更是不計其數。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下，帶兵打仗，就是家常便飯，就是每日的慣常生活;治理國家，則是茶餘飯後的閒情逸致，是奢侈之事。因此，按軍功冊封，不但是當時的趨勢，更是當時的緊要，火線後方的出謀劃策固然重要，但那些身在前線，手握盾戟，和敵人眼對着眼肉搏的將帥們，恐怕不能服氣謀臣得到的賞賜，勝過他們。
曹魏建國期間，大規模的冊封，有三次。建安十二年(207)，曹操蕩平河北後，冊封列侯二十餘人;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佔領荊州後，冊封列侯十五人;建安十五年(210)，曹操討平馬超後，冊封列侯十一人。從三次冊封的時機看，冊封依據和主要對象，無疑是軍功和武將。
例如，李典的都亭侯，是他與樂進圍剿高幹(袁紹外甥)，擊敗管承，在曹操平定河北的重要戰役鄴城之戰期間，立有戰功而受封的;樂進的廣昌亭侯，是追隨曹操征戰時，因為多次先登作戰(率先衝入敵軍中肉搏)有功而受封的;于禁自不必説，除了晚節不保，曹操幾乎每場戰鬥都沒少着他，封益壽亭侯。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進封魏公，當時的勸進者，都是曹魏政權的主要人物。其中絕大多數，如夏侯惇(高安侯)、程昱(安國亭侯)、曹洪(國明亭侯)、曹仁(安平亭侯)，以及名氣稍遜的劉勛(華鄉侯)、王忠(都亭侯)等等，都因軍功被冊封。除軍功外，也只有賈詡這樣功勞很大的謀臣(説服張繡降曹;都亭侯)、鍾繇這樣準相國級的謀臣(與荀彧齊名齊功;東武亭侯)，以及荀攸(謝亭侯)和董昭(千秋亭侯)這樣鳳毛麟角的“臨陣決機”、“謀功為高”的謀臣，獲得了冊封。
曹魏建國數十年，食封制度的情況和內容，都是基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形成的。亂世之中，天子尚且不能自保，何況百姓?曹魏的食封制度，形成於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其象徵意義，恐怕並不比實際意義小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