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上海灘颳起了一股霍元甲旋風。旋風起源於前來中國走穴淘金的英國大力士奧皮音。這個來自英倫的“型男”在位於四川北路的亞波羅影戲院(ApolloTheatre)表演舉重、健美等，嚴格地説，無非是個走江湖、賣把式的洋藝人，在技擊格鬥方面，只會些花拳繡腿的招式。洋賣藝的當然也要吆喝，指望大清國人民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奧皮音的吆喝有點過頭，在舞台上公然表示要與華人打一場擂台，被報刊記者們一炒作，成了對“東亞病夫”的挑釁與侮辱，深深地傷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傷的感情，於是，“滬人譁然”，羣情洶洶，渴望着本土英雄們挺身而出，為國爭光。
霍元甲就在這個時候閃亮登場。
幕後策劃
為霍元甲在幕後做策劃的，是他的哥兒們農勁蓀。農勁蓀在天津經商，身家富裕，在經濟上一直照顧霍元甲。據説他也是霍元甲在政治上的啟蒙者及幾乎所有事業的幕後主持者，正是在他的諄諄教誨及不懈的包裝下，霍元甲從靠拳頭吃飯的一介武夫，最終樹立了類似民族英雄般的光輝形象。
霍元甲
農勁蓀是同盟會會員，他的背後還有一個更為隱祕的推動者：陳其美(即陳英士，其侄子為陳果夫、陳立夫)。陳其美是孫中山的助手，也是當時藉藉無名的蔣介石的結拜兄弟。身為青幫骨幹與同盟會高級幹部，陳其美在上海負責協調這兩大幫派的造反事宜。依靠黑幫鬧革命屢戰屢敗後，同盟會便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此時，大清政府正在全面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寬容局面，在地方自治運動中，一些以強身健體為旗號的民間準軍事力量紛紛出現，同盟會自然也要抓住機遇，“希望十年內訓練出千萬名既有強健體魄，又有軍事技能的青年以適應大規模革命運動和改良軍事的需要”(陳其美語錄)。霍元甲在江湖上名頭響亮，而且又是農勁蓀的哥兒們，自然是第一選擇。
事實證明，同盟會策動霍元甲迎戰已經在上海家喻户曉的奧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勢公關”。報刊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霍、奧之戰儼然成為事關中華民族尊嚴與臉面、彰顯“黃魂”(即黃種人的魄力)的巔峯對決。
萬眾矚目之下，策劃者們開始在上海著名的“張園”內搭建大擂台，“高達4尺，寬廣20尺”(兩個月後，大清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也在此舉行第一次股東大會，參閲本專欄8月24日《帝國的牆腳》)。霍元甲在報上刊登廣告，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世譏我國為病夫國，我即病夫國中一病夫，願與天下健者一試”，並宣稱“專收外國大力士，雖銅筋鐵骨，無所惴焉!”
吊足胃口的霍、奧之戰，最後沒有上演。主流的説法是，奧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中國真功夫嚇破了膽，落荒而逃。“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樣的結局，自然是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威風。
而據居間擔任翻譯的另一同盟會會員、孫中山的小同鄉陳公哲回憶：“奧皮音初來中國，不曉國人拳術比賽方法，只取西洋拳術比賽規則，手戴皮套，只擊腰圍上部，不許足踢。霍元甲則以中國擂台打鬥方法，手足並用，無所限制，如有死傷，各安天命。彼此協商，未能獲得協議。”其實，奧皮音無非是個跑碼頭的賣藝人而已，“嘴大”並不意味着“無腦”，自知之明還是有的，沒必要非把大英帝國的榮譽套在自己身上，與中國功夫名家性命相搏。
總之，在這場高調宣揚的比武中，霍元甲已經不戰而勝。為了滿足台下觀眾的熱情(筆者尚未查證到同盟會設定的入場券票價)，主辦者只好邀請觀眾上台打擂，“以不傷對方為原則，以身體倒地分勝負”。一場關係到民族榮譽的大戰，至此演變為一場集體聯歡。霍元甲及其徒弟自然是輕鬆獲勝，自此在上海灘打響了名頭。
霍元甲的品牌在上海灘立足後，同盟會再接再厲，於1909年當年就開始在閘北的王家宅籌備“精武體操會”，自然掛的是霍元甲的名頭：由霍主持精武技擊並習軍事，農勁蓀擔任會長。“精武體操會”宣稱以提倡尚武精神為目的，招收12~35歲的健康男子，每人收會費鷹洋2元。
次年，大清政府依法批准成立“精武體操會”，首批會員73人，成為日後反清的骨幹。而霍元甲本人也在隨後不久離奇死去，一般認為是被日本人下毒致死。
槍桿子脱手
同盟會對精武會的“類黃埔軍校”政治屬性，毫不諱言。孫中山的親密助手邵元衝，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説：“其時有北方拳術家霍元甲到申，先生(陳其美)重技術，就相結識，談論間頗覺霍君富愛國思想，乃運動上海各界人士為技擊者謀劃創辦學校，挑選同志中志向堅定體格強健者，由霍君傳授拳術，並及軍事，以應革命之需要。”(《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日後，當精武體操會改造為精武體育會時，處在政治低潮的孫中山親臨訓話，儼然將該會當做了自己的軍官學校。
其實，類似精武體操會這樣的武術團體，在晚清及民國初年，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湧現。這其間，自然有着強身-強國的樸素追求，但背後也摻雜了各種政治勢力跑馬圈地、拉桿子聚團伙、以期實現“槍桿子(包括刀把子)裏面出政權”的現實目的。
同樣在1909年，性格温和的蘇州人，也在地方自治運動中，建立了“觀前大街市民公社”，後來改造為“蘇州市民公社”。根據“公社”的章程，“本社以聯合團體，互相保衞，專辦本街公益之事為宗旨”，屬於街道商民的自治機構，但這些“居委會”卻在不久後以健身強體為理由，獲得政府許可，建立了準軍事的保安組織。由蘇商體育會等自治機構演變而來的“蘇州商團”，到民國時居然發展成下轄45個支部、2000餘名“團員”、1400多杆槍及其他軍用設備的龐大武裝。
其實，在大清國的改革過程中，地方的分離趨勢一刻也沒有停歇過，並在關係到政權根本的警政、國防方面屢有突破。早在戊戌變法期間，湖南就成立了“保衞局”，由官、紳、商聯辦，行使地方的公安大權。而新政改革中，上海成立了“南市商會公會”(上海商團公會)，公開組建武裝力量，在政府許可下，配備了160支步槍及500發子彈，人員多達2000人。其後，這支商團武裝更名為“上海保衞團”，在上海歷次的政治武鬥中，時而唱紅臉，時而唱白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開創了上海地方武裝干預政治的傳統。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歷來是中國歷史顛撲不破的真理，同樣的，這條真理的反推也無數次地被歷史所應驗：槍桿子脱手，政權一定會出問題。晚清政治改革不斷加速，並最終失控導致翻車，其中，包括准許地方建立準軍事力量，乃至允許這種準軍事力量脱離中央的直接控制，都直接引發了中央權威喪失、凝聚力渙散。大量地方準軍事力量的出現，並沒有推動憲政改革中設定的地方自治，相反，卻推動了地方的離心，併為日後軍閥林立準備了豐饒的土壤。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由愛新覺羅家族大一統的中央獨裁，轉變為各地實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獨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卻沒有改變權力萬能及贏者通吃的規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依然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無非是把主語“皇帝”替換成了別的與時俱進的名稱而已。
在這樣的天地之間，功夫卓羣的霍元甲，自然也無法逃脱作為槍桿子的宿命定位，以一個英雄的悲劇，演繹一個時代的悲劇，去激勵無數生活在悲劇時代中的時人及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