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們苛刻地評價以洋務運動為代表的近代化的努力，對於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洋務派人士缺乏一種“理解的同情”。我們一味地指責他們的失敗，這種輕率的指責無助於我們從歷史中獲取思想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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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洋務運動的關鍵時期，此時艱難拓展的福州海軍船廠，則是洋務運動的標誌性事業。其間，作為洋務派地方要員之一的沈葆楨，恰恰擔任着福州船政大臣的要職，並將自己的後半生投入到了組建中國近代海軍的事業之中。洋務運動的開展，得力於處於中央樞紐的恭親王和文祥，以及地方上的三名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關於這5個人的研究，目前已經比較充分。但是，像沈葆楨這樣在變革的實踐中走得更遠的官僚，長期以來受到不應有的忽視。出生於香港的美籍學者龐百騰教授所著的《沈葆楨評傳———在中國近代化的嘗試》，以詳盡的史料和精到的論述填補了這一空白，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深入地探討了洋務派領袖們的內心世界，以及洋務運動自身無法克服的困境。
沈葆楨出生於一個傳統的士大夫家庭。他科場順利，19歲中舉，29歲中進士。他的才華與人品被舅舅林則徐看中，將其招為女婿。而沈葆楨成為全國性的知名人物，還是因為在與太平軍作戰期間，成功地守住了江西省重鎮廣信府。更重要的是，沈葆楨在軍旅生涯中得到了曾國藩的賞識。經過曾的推薦，他很快升任江西巡撫，成了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服完母喪之後，沈葆楨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船政大臣的職位。本來他可以謀求更為高級的職務，他幾乎是抱着犧牲仕途的決心，選擇了這份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他將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奉獻給中國當時最大的近代國防企業之一福州馬尾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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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沈葆楨真正從左宗棠手中接過龐大的船廠時，他發現要勝任這一職位，所需要調動的知識和能量遠遠超過了他昔日的想象。
沈葆楨知道，只有一所船廠不足以建立起近代化的國防體系來。他在四個領域企圖拓展中國近代化的基礎，這就是培養新型海軍人員和組織福州艦隊、促進學科學、建設近代煤礦和鋪設第一條電報線。在煤礦、電報這些“看得見、摸得着”的領域，他獲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改革教育制度和財政制度這些更為關鍵的方面，他卻遭到了無法避免的慘敗。顯然，他的失敗不是因為他個人的原因。
就改革科舉制度來説，雖然沈葆楨僅僅提出在考試內容中增添數學，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這一修訂將引發嚴重的連鎖反應。龐百騰教授分析説，這一微妙的變化“將迫使修正科舉制度的哲學基礎，改變自理學興起近千年以來被認為是學者和官員應有的基本品質”。同時，“這也會損害學者和士紳階級的既得利益”。所以，皇帝堅決地否定了沈葆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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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沈葆楨改革財政制度的想法也沒有得以實踐。依靠一套中世紀式的、中央與地方職權不明確的、充斥着貪污腐敗的財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撐起耗資巨大的近代國防工業。學者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大綱》中，分析清廷落後的財政制度與巨大的現代軍備開支的矛盾時指出“中央政府沒有辦海軍的經費，只好靠各省協濟。各省都成見很深，不願合作。在中央要求各省協助的時候，各省務求其少;認定了以後，又不能按期撥款，總要延期打折扣。其次當時皇家用錢漫無限制，而且公私不分。”福州船政局從建立起，一直就面臨着資金的困難。晚年的沈葆楨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籌款上，依靠他的聲望和官職只能暫時有效，更何況這種辦法也陷入到了“人治”的怪圈之中。沈的去世對於船廠來説，不亞於一場“地震”。就在他去世之後的第五年，也就是1884年，他苦苦經營的福建水師在中法戰爭中遭受重創，幾乎全軍覆沒。沈葆楨在這之前去世，究竟是一種幸運呢，還是一種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