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是發生在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的改革，宋仁宗推動范仲淹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政治改革運動。但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權，實行時遇到強烈反對和阻撓，最終失敗。下面本站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此次新政改革了吏治，提高了慶曆年間的行政效率，改善了北宋的政治腐敗。但減弱了吏治能力，使得北宋的社會問題更加嚴峻;同時，間接導致了王安石變法失敗。
社會影響
范仲淹整頓官僚機構的六項措施，只不過是微小的改革。至於其它四項如“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搖役”，更談不上徹底的改革。
“十事”宣佈後，“修武備”一項，便因眾多大臣反對而取消;其它各項雖然從慶曆三年(1043年)十月開始推行，但也無法貫徹下去。
僅僅這樣一點微弱的改革，當時一般官員已認為“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慶曆新政最後在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中，宣告失敗。
經過嚴格考核，一大批碌碌無為或貪腐的官員被除淘汰，一批務實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開始有了起色。
正直的士大夫紛紛賦詩填詞，讚揚新政;民眾也為之歡欣鼓舞，彷彿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慶曆新政失敗後，社會矛盾並未緩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宂兵資費更是加倍 ，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鋭。宋廷財政空虛，就拼命進行搜刮。慶曆年間，農民和士兵的鬥爭剛剛下去，各地農民又開始新的鬥爭。
嘉佑四年(1059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説，由於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醖釀之中，這就是王安石變法。慶曆新政對熙寧時王安石的改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慶曆新政的基礎上擴大和深化的。
失敗原因
封建體制
在中國封建社會，要改革封建官僚體制，説起來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來，卻似難於上青天，這對宋代來講更是如此。
因為在宋代，官僚地主階級在官員喪失世襲爵位和封户特權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又參照唐制，制訂擴大了中、高級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通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級官員的子弟獲得低級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並“不限才愚，盡居祿位”。
據朱瑞熙先生在《複雜多變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統計，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差遣，大部分由恩蔭出身者擔任。這種等同於官僚世襲的制度，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於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
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
這就是為什麼王安石變法首先從經濟、軍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繞過了澄清吏治這類最敏感的社會問題的原因(當然，這裏面亦有減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
而慶曆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裁減宂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
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
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
也就是説，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
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曆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
朋黨之爭
除了少數鋭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階層大都滿足於現狀，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一旦新政觸犯了自身利益，他們就堅決反對，羣起而攻之。
隨着新政的推進，反對的聲浪不斷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對大合唱，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朋黨”之所以被當作打擊的利器，從而引起仁宗的反感與猜忌，因為“朋黨”會危及皇帝的權 威，觸犯其核心利益。
朋黨之爭，一直是困擾北宋政局的死結，並且延續到南宋時期。
慶曆新政因為朋黨之爭而夭折，王安石變法也因為新舊黨爭而失敗。
朋黨之説基於儒家思想君子與小人的觀念，這是簡單對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觀念，並不能客觀準確地反應人性或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結黨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謀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就會被一些政客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而且極具殺傷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着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
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事實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議論多，而實際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發空論，言行不檢。
例如石介，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自許太高，低時太過，……好異以取高”。
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