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劉之變，是一場由苗傅和劉正彥發動，誅殺宋高宗趙構寵幸的權臣及宦官以清君側，並逼迫趙構將皇位禪讓給兩歲的皇太子趙旉的兵變。“苗劉之變”的起因，正是人民不滿高宗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公元1126年，金國大軍兵臨北宋都城汴京，戰爭以宋徽宗、宋欽宗被金軍擄走而宣告結束，史稱靖康之難。逃過一劫的宋高宗趙構，承載着北宋臣民的希望，登上帝位主持大局。高宗經過一番“斟酌”，決定到揚州“暫避風頭”。
不久之後，金軍再次南下打擊立足未穩的南宋政權。建炎三年二月，金軍的東路軍前鋒已經到達安徽天長附近。在揚州行營的宋高宗感到很害怕，連忙渡江逃往杭州。
02南宋苗劉之變高宗剛到杭州不久，御營司將領苗傅、劉正彥就發動兵變，誅殺了籤書樞密院事王淵和宦官康履，逼迫高宗讓位給年僅三歲的皇子，由隆裕太后垂簾聽政，改元明受，史稱“苗劉之變”。
這年四月，大臣張浚聯合呂頤浩、韓世忠、劉光世等人，率軍討伐攻克杭州。苗劉二人先後被俘，五月在南京被處以肢解之刑。
從南宋王朝統治者的角度來看，苗劉之變是一次叛亂。任何歷史事件只有把它與周圍現象聯繫起來，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同樣，將苗劉之變放在南宋初年錯綜複雜、激烈廣闊的矛盾衝突中，會發現苗劉之變實際上是南宋軍民不滿高宗逃跑政策的怨氣發泄。
下面我們從南宋面臨的矛盾、兵變參與者、兵變訴求、兵變後的建議措施、反對兵變的親歷者説法五個方面來分析。
03南宋初年面臨的矛盾01 亡國滅種危局和高宗妥協逃跑的矛盾
在南宋建立之初，黃河以北地區雖然已經被金軍佔領，但是當地的宋民並不服從金國的統治，自發組成了山水寨等抗金義軍武裝力量。淪陷區軍民雖然遭受金軍鐵騎的殘酷蹂躪，但是抗敵護地求生的意志十分堅決。
反觀以宋高宗為代表的南宋朝廷，雖然口號上以實現中興大業為己任，卻不做任何實際抵抗的部署。不僅如此，高宗還罷免了抗戰派首領李綱的相位，開始啟用投降派黃潛善、汪伯彥為相。拒絕宗澤還駕東京的建議，以“法古巡狩”的名義移駕揚州，實際是為了逃跑躲避。
如果説這些事讓廣大軍民感到氣憤，高宗還有讓人寒心的神操作。
宋高宗在移駕揚州幾個月後，竟然下詔解散北方淪陷區的抗金義軍，指責抗金武裝是“聚寇”。又過一個月，因八字軍喊出的口號是“赤心報國，誓殺金賊”，高宗下旨解除抗金義軍領袖王彥對八字軍的領導權。更有甚者，高宗殺掉了當時有名的愛國人士陳東、歐陽澈。在揚州大潰退時，高宗身邊的禁軍士兵不滿高宗逃跑而痛哭流涕，因語言不當被高宗用劍殺死。
從淪陷區宋民的自主抗戰，對比高宗一味逃跑避戰的實際行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軍鐵騎無情吞噬蹂躪着宋朝的土地和百姓，民眾不願做亡國奴，自發進行頑強抵抗。高宗政策與百姓的行動表現出截然相反的格調，無疑是向金軍表明：南宋將偏安東南，不再理會中原死活。
02 尖鋭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民眾不滿情緒
北方淪陷區的抗金義軍處境十分艱難，已經到了用車載着屍體當作乾糧的地步。高宗卻在揚州倉皇潰逃時，轉移府庫存貨通宵達旦。最可惡的是都統制王淵，在這兩年間大發國難橫財，僅他一人的家當就裝了十艘大船。深得高宗寵信的宦官康履、藍珪等人，傢俬也佔用了十餘艘船。
揚州潰逃事出突然，很多達官貴族利用手中特權，佔用大量的船隻，然而逃命的百姓卻沒有船來裝載自己的妻子兒女，只能站在江邊哭泣。金軍的小股騎兵到達渡口時，還有十多萬百姓無法過江，超過一半的百姓跳江自殺或者被騎兵殺死。
達官貴人們並不覺得是在逃難，反而像是遊山玩水。在經過蘇州時，官員們竟然比賽射河裏的鴨子。剛到杭州，就將百姓的房屋霸為己有。貴族們心血來潮，決定到錢塘江去觀潮，一時間道路兩旁全是搭建的帳篷。
03 重開應奉局成為點燃眾怒的導火索
應奉局，是宋徽宗年間開始設立的官署，專門製造宮廷裏面用的珍巧器物。後來逐漸也包括蒐羅奇花異石、名木佳果運送到京城，也叫花石綱，把當地百姓壓榨得苦不堪言。
因朝廷官員的奢靡生活擺在眼前，杭州城內逐漸傳出宋高宗有重開應奉局的想法，軍民對此都深信不疑。國難當頭，宋高宗卻不思抗擊金軍，不體恤百姓疾苦反而要魚肉人民。民間的“怨憤嫉恨”被點燃了，以苗傅、劉正彥為首的士兵發動了兵變。
04從兵變的參與者來看苗傅和劉正彥是苗劉兵變的主角，兩人都是宋高宗的御營親信將領。宋高宗在應天府繼位時，苗傅就已經跟隨高宗了，可以説是高宗的嫡系親信。劉正彥也是名將之後，他父親是與北宋种師道齊名的大將，劉正彥當時擔任御營右軍副都統制。
苗劉之變的主要參與者是士兵，其中浴血苦鬥的抗金義軍和鋌而走險的武裝農民佔大部分。高宗自認為對士兵很好，在兵變過程中卻“卒無一人能效力”，軍心所向在此處看得清清楚楚。
據此我們可以看出：苗劉二人首先都是高宗的親信之人，兩人並沒有狼子野心;其次苗劉二人只是武將，並不是位高權重善計謀的人。但是二人振臂一呼，這麼多的士兵百姓都願意參加兵變，主要原因是軍民對南宋朝廷不抵抗政策和享樂腐敗行徑的極度不滿。
05兵變的主要訴求目的苗劉之變的主要訴求目的有四個：
一是誅殺王淵。王淵擔任御營都統制，在接到金軍逼近的戰報後，不顧揚州數十萬百姓的安危，自己率先渡江。當時有人建議他駐紮鎮江，憑藉地理優勢阻擊金軍，王淵無恥地説退守杭州比鎮江更好。王淵這種膽小如鼠，遇敵只想逃跑的人，高宗竟然讓他掌管南宋的軍事大權。
二是誅殺宦官。北宋末年，童貫、樑師成等宦官把持朝政，倒行逆施的惡果還沒過去多久，宋高宗就對宦官康履、曾澤等人恩寵有加。那時候，只要能夠結交內侍宦官，送禮討好他們，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祿。苗劉之變總共殺死了100多名宦官，實際上是發泄了軍民對宦官禍國殃民的憤恨。
三是懲治投降派。黃潛善、汪伯彥是當時的投降派代表，他們身居相位，對金軍的南侵掠奪絲毫沒有作為，反而驅逐有抗金功績的李綱、宗澤等人，更是讒言導致高宗殺害抗金名士。
在揚州大潰退時，憤怒的軍民將司農卿黃鍔錯當成黃潛善殺死，可見民間對投降派是恨之入骨。苗劉之變後，高宗只是罷免了黃潛善和汪伯彥的相位，後迫於壓力，高宗才將二人貶到嶺南。
四是高宗禪位。苗劉之變逼迫高宗傳位給皇子，理由是高宗不應該登皇帝位，否則被擄走的宋欽宗回來，將處在什麼位置呢?這一條要求也是讓苗劉之變爭論最多的地方。
苗劉提出的高宗禪位的理由，並不是第一次提出來，在此之前就有陳東等人提出過。現在苗傅、劉正彥再以此為理由逼迫高宗禪位，最主要的原因是對高宗所作所為的失望。高宗登上帝位以來，一味逃跑，絲毫不能領導軍民抗擊金軍，這一點，連高宗自己在後來的復辟詔書中，也承認自己“專以講和好息為計”。
06苗劉之變後的建議措施建議一：定都建康。在南宋前期，定都建康還是臨安，反映了抗戰派和投降派的分歧差異。
如果定都建康，可以控制襄漢，經營淮甸，對金軍採取進則能戰的態勢，另一個好處是能夠對淪陷區的軍民起到鼓勵作用。
如果定都臨安，則完全喪失了收復北方的可能性，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偏安一隅，這是投降派的選擇。
我們從苗劉二人的建議可以看出，苗劉二人是堅決的抗金派，同時也能説明苗劉發動兵變以及要求高宗禪位的原因。
建議二：加強江防。苗劉之變後，劉正彥向當時的宰相朱勝非説起江防問題，表示自己願意到前線去，但是朱勝非沒有同意這個建議。
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苗劉二人對防範金軍南侵是有所規劃的，同時，朱勝非可以拒絕劉正彥的提議，説明苗劉之變並沒有強制控制南宋朝堂，是商量着來的。
建議三：重用抗戰派領袖張浚。建議由張浚率領經營陝川西線戰場，形成抗擊金軍的鉗形佈局，尋找時機擊破敵人。張浚沒有同意，最後就是張浚帶兵前來平定了苗劉之變。
從苗劉之變後的建議看，都是圍繞扭轉朝局逃跑策略，實現上下一心的抗金大局，以收復北方淪陷之地為己任的，採用兵諫來實現這樣的願景，也是迫於形勢的無奈之舉。
第一位是朱勝非。在整個兵變過程中，宰相朱勝非與苗傅、劉正彥接觸周旋，一直等到勤王軍隊的到來。但是朱勝非自己説“當時杭州城內很多的幕官將佐、使臣軍校都認為苗劉是忠義為國，別無異圖。
第二位是鄭瑴。兵變時擔任同籤書樞密院事，他本人並不贊成苗劉之變，但卻坦言當時的軍民並不認為這次兵變有什麼不對，都認為這是“以義勝不義，以公滅私”。他甚至把這次事變與靖康時東京軍民挽留李綱請誅六賊的愛國運動相提並論。
當我們深入南宋初年複雜的社會形勢中，會發現苗劉之變是士兵代表廣大軍民的意願，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對宋高宗為代表的逃跑避戰政策和禍國殃民行徑的一次兵諫。
從歷史意義上來看，苗劉之變就像是民眾對南宋朝廷的當頭一棒，讓宋高宗意識到逃跑避戰是不得人心的，對南宋轉變抗金思路起到了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