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這座中國詩歌的高峯，作為盛唐這個時代的象徵，不僅因為他的詩歌豪放飄逸，更是因為他那種風流傲岸的性格，“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的姿態。自古以來，人們就津津樂道於高力士脱靴、楊貴妃研磨，李白醉書退蠻夷的情境中，只有這種氣度，才配得上“詩仙”這個稱呼。
可是，這樣的故事，顯然太富於傳奇，讓人不禁懷疑它的真實性。翻閲《新唐書·高力士傳》，裏面對高力士的記載是“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為翁”，而唐玄宗本人則“或不名而呼將軍”。對這樣一個太子稱兄、王子公主稱翁(大一輩)，而皇帝又不直呼其名的顯赫人物，初到長安的李白，怎麼會在大庭廣眾之下當眾羞辱他呢?如此的做法，只會顯得李白這個人情商太低，甚至根本不會與人交往了。
再查考楊貴妃的事蹟，問題就更明顯了，楊玉環初為壽王李瑁的妃子，後來被唐玄宗看上，先讓她出家做道士，然後，在天寶四載(公元745年)由道士還俗，並被冊封為貴妃。而李白，則在天寶三載，已經被唐玄宗“賜金放還”，離開長安了!所以，楊貴妃研磨的事，根本就無從談起，可見這樣的故事，是多麼不可信了。
但是，在權威的正史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新唐書·李白傳》裏面説：
“(李)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
這段記載中，把高力士脱靴一筆帶過，而摘詩以激楊貴妃，也説的含混不清，似乎比民間傳説的故事要可信的多，加之這樣一段記載，出自北宋官方編修的《新唐書》，具有很大的權威性，因為，歷代文人先入為主地就把它當成了真實的歷史。可是，前面已經提到，“貴妃”是在李白離開長安之後才封的，所以這段記載，顯然是有問題的。
那麼，這樣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翻閲唐代的各種筆記，最早記載“高力士脱靴”這個故事的，是中唐時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作為一部筆記小説集，它本身的真實性，就是值得懷疑的，但是，後世的文人墨客，甚至編修史書的士大夫，從《酉陽雜俎》引用、敍述“高力士脱靴”故事的時候，又只摘錄其中的一部分，這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酉陽雜俎》裏的原文是這麼説的：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遍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脱之。”
這段話，把李白的器宇軒昂描寫得淋漓盡致，連大唐天子玄宗皇帝，都為之傾倒。就是這段話，也讓歷代文人墨客，欣羨不已，反覆引用，説李白風流傲岸、平交王侯。可是，段成式卻像現在很多的小説、文章一樣，在最後加上了一段“神補刀”，一下子給這個故事賦予了一個戲劇性的結局：“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鬧了半天，這脱靴的壯舉，被玄宗皇帝一句“神補刀”潑了一盆冷水。任誰看了這最後一句，都不會再爭相傳頌李白這風流傲岸的舉措了。
再翻閲晚唐時人李濬所寫的《鬆窗雜錄》，“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會高力士終以脱烏皮六縫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問：‘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兩相比較之下，《鬆窗雜錄》與《新唐書·李白傳》的記載，在情節上幾乎一模一樣，實在讓人訝異。而在最早的《酉陽雜俎》的記載中，並沒有提到楊貴妃的事，只是單純的李白與高力士之間的矛盾。
於是，事情很明顯了，起初，可能是《酉陽雜俎》的作者段成式聽到了來自於民間或是某些文人的傳言，記錄了高力士為李白脱靴的故事。而《酉陽雜俎》的敍述中，顯然李白並不是完人，而是頗有點憤青意味的文人。
然而，這個故事越傳越廣，逐漸加入了更多的東西，在《鬆窗雜錄》中，楊貴妃已經成了故事的主角之一。這個敍述，被《新唐書》這樣的正史接納，並幾乎原封不動地轉錄其中。再後來，近世的民間傳説中，更是加入了李白醉書退蠻夷的情節。這樣的歷程實在讓人咋舌。
顧頡剛先生曾有“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論斷，對於那些傳説、故事，往往是時代越往後，故事情節越豐富、人物越飽滿。而高力士為李白脱靴這樣的故事，正符合這樣的一個過程，可以説是隨着時間的推後，一層一層地累積起來的一個故事。歷史的真相，可能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
不過，作為一個人們熱愛的大詩人，那種風流傲岸的性格、狂放不羈的做派，人們把一些故事與“詩仙聯繫在一起，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人們的心裏，歷史是歷史，而心裏的“詩仙”，卻應該是另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存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