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處世哲學，註定了他要在歷史的舞臺扮演白臉之奸相、亂世之奸雄的角色。事實也確是如此。儘管晉人陳壽在《三國志》中，把曹操描繪成“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但在明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奸詐嘴臉，卻在後來更是深入了人心。這也是千百年來民間輿論對曹操的評價。記得一位高階領導人在“文革”蒙難時，曾經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成的。”此話雖不十分準確，但卻表述了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那就是民眾輿論的力量，那就是“眾口爍金”的力量。後來的事實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曹雪芹借《紅樓夢》中賈雨村之口，說出了很有意思的，也很著名的正邪兩賦論：“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則世治，劫生則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秀靈，天地之正氣，仁者所乘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所乘也。”且不論這個“正邪兩賦論”正確與否，曹雪芹能把自己的同宗先人劃歸至大惡者一類，足以證明千百年來人們對曹操的評價了。
但是，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中國文化領域便掀起一股為曹操翻案之風，而風源則來自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這位領導人就明確提出要為曹操翻案，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曹操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麼寫，戲裡這麼演，老百姓這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製造的冤案。”
“大躍進”時期，這位領導人對曹操的公開讚揚則更多了。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他在會上講話中專門說道：“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這位領導人除了自己讀《三國志》外，還反反覆覆地向高階幹部們推薦《三國志》中的曹操。
最高領導人要為曹操翻案的意圖，得到了中國高階文人的積極迴應。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及頂著眾多高階頭銜的郭沫若，在1959年發表的歷史劇《蔡文姬》和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長篇文章中，都對曹操作了系統的辯護和翻案。
在《蔡文姬》的劇本中，曹操被塑造成了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公無私的人民領袖形象，全然不見了“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狡詐多疑的亂世奸賊的嘴臉，而國家也在他的治理下呈現出一派太平盛世景況。
這位科學院長借劇中人之口反覆頌揚道：“曹丞相愛兵如命。”“曹丞相為人是蠻好的，別人都說他很厲害，其實他非常平易近人。”此時正值1959年大辦“人民公社”，頌揚“三面紅旗”的高潮中，《蔡文姬》一劇也將曹操當年接受了羽林監棗祗的屯田建議，建置屯田的行為比附稱讚。(“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見《資治通鑑。漢紀五十四》)
最初，在當時的《羊城晚報》上發表的《蔡文姬》劇本中，還有男女農民齊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團圓了!團圓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誰最好，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殊不知，此時正是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大躍進”時期，也正是這種違背自然規律的“大躍進”，隨後帶來了餓死人的三年“大饑荒”。
歷史劇從來都有鮮明的現實政治意義。郭沫若上世紀四十年代所寫的《屈原》，是反專制之作，而五十年代所寫的《蔡文姬》，則是為“曹操”歌功頌德之作，併為自己曾有過的“個人主義”向“曹操”懺悔。他在《蔡文姬》劇本的序中說：“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這位科學院院長後來為了迎合最高領導人個人對歷史人物的好惡，而多次改變自己曾經的觀點。他為被否定的歷史人物翻案的例子還有很多，譬如，為秦始皇翻案等等。
由於郭沫若在中國文化領域的影響力，當年的中國文化領域便颳起了一股翻案風。正是這種混淆是非曲直的翻案，給後來的社會道德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也正因為如此，為曹操翻案的複雜而深刻的歷史背景，才很值得人們去深入分析與探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