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寬仁”寬”到了什麼地步?下面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解讀,接著往下看吧~
元的“寬”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正是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寬”,使百姓活不下去了。
“天高皇帝遠”元末時,流傳一首民謠: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這首民謠流傳的區域,遍及湖廣、山東、河南等地,從地理距離上看,算哪門子“天高皇帝遠”呢?
只是,元的“寬”,使朝廷根本管不到下面這些亂七八糟的官吏、豪強,這些官吏、豪強可以隨意欺負、侵犯百姓。
最後,這便引發了農民起義,推翻了元。
這就是元代“以寬失天下”的本質。
那麼,元的“寬”,究竟到了何種程度呢?
任命、考核官吏都非常“寬”忽必烈時期,中書找到天子:最近近臣傳旨賜官的先後七十多人,我想再淘汰選擇一下,有些實在不能用的我不敢用。
忽必烈十分“佛系”:哦,那些任命也不是朕的意思。朕看到奏摺就轉給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
這裡所謂近臣傳聖旨賜官,是知侍衛天子的怯薛貴族,他們傳達聖旨時,往往連個書面檔案都沒有,繞過中書省,直接“口傳聖旨”,任命官吏、賞賜財物。
天子對下面官吏的任命也沒什麼興趣,你們看著辦吧!
這還是忽必烈時期呀!
到後來,“口傳聖旨”的怯薛基本上一手遮天。無論市井小人、商賈之流,只要巴結好,就可以當官。
而朝廷呢?很“寬”,基本上由著這些權貴去搞。
所以,下面的人,只要侍奉好特權貴族,既能當官,也能通過考核升官發財。
官員對官職任務也看得很“寬”元朝很長時間沒有科舉制,即使後來恢復了科舉制,由科舉走入仕途的人比例也非常低。
高官多是由特權階層所世代把握的。
所以,許多高官對職務的態度非常佛系。
比如,曾任中書右丞相的阿魯圖。他遭到彈劾時,二話不說,直接棄官走了。
黨羽問他:您好歹申辯一下呀!
阿魯圖說:我是博爾術(成吉思汗四傑之一)的後人,當個丞相還不簡單,有什麼好申辯的?
對自己職務得失看得這麼“開”,他們對履行職務就更“寬”了。
大部分特權人物,他們大字不識一個,當然連簽字都沒有,唯一會的就是畫押。
所以,實際事務,他們通通交給了地方上的“吏”,讓他們具體辦事。
史書認為這些只掌握了一些技能卻沒有經過文化薰陶的吏素質低下,胡作非為,欺壓百姓。
個人認為:在上級領導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監督時,這些“吏”無論學沒學過四書五經,估計差別都不會太大···
於是,文章開頭的“民少相公多”就出現了。
這些各式各樣的“吏”,也就是“相公”,他們巧立名目,魚肉百姓,而大官們根本管不到,也懶得管!
因為:沒有這些“相公”,官員們連一道正常文書都搞不出來!
朝廷在吏治上的“寬”,變成了官吏、豪強魚肉百姓的護身符!
百姓除了奮起反抗,別無辦法!
“寬”刑元代將人分“四等”,實行民族壓迫,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的。
不過,歷代仍然稱“元之刑法,唯以輕典為尚,其得在仁厚”。
從元代的法律條文上看,元法確實有“寬仁”的一面。
究竟元法是“寬”還是“嚴”呢?
並不重要。
無論立法崇尚寬還是嚴,法律的關鍵是:百姓能得到法律保護。
可是,元法繁瑣異常,前後不一。而且,南方與北方不一樣,各民族又不一樣。
所以,官吏在執法時“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執法標準非常隨意。
執法標準隨意,就必然導致“權力說話,金錢說話”。
百姓不但無法享受到“寬仁”,在蒙受冤屈時還無處可申。
朱元璋後來批評:元代的法律太繁瑣了,結果就是奸吏隨意加害人民!
朱元璋對“寬仁”的實際解釋朱元璋立國後,就元代得失與一些大臣進行了熱烈討論。
其中,對於“寬仁”的思考,特別有參考意義。
1、以“寬”待民。
劉基認為元代法度縱弛,“遂至於亂”,認為朱元璋“非振以法令不可”。
朱元璋認為不然,他認為天下經喪亂後,民心思治。休養生息都未必難以復甦,如果嚴法以待,如同直接用猛藥去治病,反而會害人。
2、“寬而有制”。
馬翼表示:元以寬得天下,也以寬失天下。
朱元璋指出:哪裡有什麼以“寬”失天下的事情?元代的失在於“縱弛”,而不是“寬”。
“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
也就是說,元代的縱弛不是寬,而是廢棄!
明代應該整頓吏治,嚴明法度,“寬而有制”!
這就是朱元璋對元代“以寬失天下”的看法。
元末的”寬仁“,是吏治的鬆弛,其結果是百姓既享受不到”寬仁“,反而要遭受肆無忌憚的壓迫。
朱元璋深刻理解元末之政與”寬仁“的本質區別,一面與民休養生息,一面整肅吏治,遂有洪武之治,給大明200多年天下打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