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唐朝詩人都很想入仕?小編為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雖安史之亂最終被平定，但此時的社會亂象已日漸嚴重，戰爭留下的後遺症也逐漸突顯，藩鎮割據的現象已然形成。
經過安史之亂的洗禮，盛世繁華已經不再，面對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之態，中唐文人的氣格都跌入了谷底，即便是有兼濟之志，殘破的現實也會使它冷卻。
內心激盪之下，中唐文人轉而尋求內心的自適，於是他們的字裡行間開始透出一種閒適的情致。
這樣一來，因時代風氣的轉變，陶淵明反而倍受重視，陶詩的地位也開始上升，在中唐詩人的口中，經常是以陶謝並舉，而且陶淵明詩歌中的自適情趣也開始被中唐的廣大詩人認可和接受，其中以韋應物和白居易最為突出。
從此對隱逸的界定，似乎超越了外部的行為，開始向心靈方面過度，與此同時，理想也逐漸被世俗所同化。但是這一系列思想和行為其實只是中唐文人的自我安慰，他們不願意面對殘破的現實，所以只能在精神上尋求蘊藉，只能更多地強調獨善其身，想以此來麻痺自己，忘掉現實。
他們想讓自己過得更舒服一些，也因此只願意享受官僚階級所帶來的實惠，而又不願意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於是在為官過程中，把獨善作為政治哲學，而且將其與隱逸觀念相結合，提出了所謂“吏隱”或是“中隱”的概念。但是盛唐的影響依然在，因此也有一些中唐文人不滿陶淵明，對其提出了批評，但大多是勸誡士人不要放棄仕途，格局都顯得過於世俗和狹隘。
再如李端的《晚遊東田寄司空曙》稱“莫作隳官意，陶潛未必賢”，貶低陶淵明的歸隱田園行為，以此來勸解友人不要棄官而去。又如劉禹錫的《寓興二首》其二雲：
“世途多禮數，鵬鷃各逍遙，何事陶彭澤，拋官為折腰。”
這是中唐為數不多的格局較為曠大的作品，詩人政治熱情極高，不願放棄仕進一途，這首詩旨在寓興，詩人只是以此來表達積極進取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