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戰第一大捷”，人們往往想到林彪指揮的八路軍“平型關大捷”。最近，經過國內多位專家學者歷時多年考證認爲：1932年3月由共產黨員李延祿(後任東北抗聯四軍軍長)直接指揮的“鏡泊湖連環戰”，纔是東北以及全國“抗戰第一大捷”。
此戰發生於1932年3月13日至27日，在東北東部的鏡泊湖地區。在東西100裏、南北300裏的深山野嶺裏，李延祿調動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部隊和義勇軍等，先後部署5次伏擊，5戰4勝，基本殲滅了日本關東軍天野旅團7000人。特別是第一戰“牆縫”戰鬥，以地下共產黨員爲骨幹的補充團700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日軍驕狂心態，以手榴彈爲主要武器，在10小時戰鬥中斃傷日軍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犧牲7人，從而創造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傷亡人數最多、我方損失最小的戰鬥記錄，也爲鏡泊湖連環戰取得了首戰和決定性的勝利，徹底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九一八”事變後，駐吉林省的東北軍王德林營長率全營500餘名官兵起義抗日，中共派王德林舊友、共產黨員李延祿去幫助他，並擔任王任總司令的“國民救國軍”參謀長。李延祿在軍中建立了由我黨祕密領導的700人的補充團併兼任團長(孟涇清任地下黨書記)。國民救國軍1932年2月連克敦化、額穆和蛟河三縣，隊伍壯大到5000人，聲震遠近，引起日軍恐慌。關東軍司令部急調天野第十五旅團等部，從敦化向鏡泊湖進行“征討”。
天野少將是關東軍第二師團的旅團長。在侵佔軍事要塞瀋陽市、吉林省會吉林市、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市，以及侵佔哈爾濱特別市等軍事行動中，天野旅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九一八”侵略東北的急先鋒。
日軍兵分兩路，以“北隔南攻”戰略，對國民救國軍發動鉗形攻勢。北面，以一個大隊左右兵力佔領海林、寧安，阻隔吉東的抗日救國軍與北滿的李杜自衛軍聯合作戰;南面，同混合第八旅團主力共同集結到敦化，組建號稱萬人的天野部隊，意圖一舉消滅活動在鏡泊湖南湖頭一帶的王德林救國軍，然後從南向北，佔領整個“吉東”(吉林省東部)。
大敵當前，李延祿說服王德林，利用鏡泊湖一帶的有利地形和日軍的驕狂心理，在“牆縫”一帶伏擊日軍。他們用20匹馬往返多次，把救國軍全部庫存的手榴彈運到伏擊地點。
1932年3月13日清晨，當地愛國獵戶陳文起爲日軍“帶路”，將日軍誘入我軍埋伏圈，李延祿率700名補充團官兵隨即打響戰鬥。
“牆縫”的地形地貌，是補充團最強大的祕密武器。天野部隊在人數、裝備、訓練、作戰經驗等方面都大大超過救國軍，但因爲“牆縫”獨特的地形地貌，雙方優劣勢發生根本的轉變。
“牆縫”是夾在牡丹江和一個山坡中間的一條5華里長小路，路邊聳立一人多高的石壁，時斷時續，隔一段有個裂口，被稱“牆縫”。小的縫隙只能露臉，大的縫口數米寬。埋伏兩端可形成交叉火力。
“牆縫”戰場長5華里，陳文起把日軍帶到最遠端的5號陣地後，李延祿一聲令下，5華里長的戰場上30多個襲擊點(縫口)同時對敵發動襲擊，令7000多人的日軍被分散在30多個岩石縫口，優勢兵力被化解。
“我們的勇士，三五成羣”佈陣，守大縫口的每組5人，守小縫口的每組3人，有的負責擰蓋子遞手榴彈，有的負責投彈，投累了輪換。李延祿後來回憶。
高大的岩石，讓日軍的裝備優勢被化解。岩石高過人頭，補充團戰士躲在岩石縫口後扔手榴彈，日軍的步槍、機槍無法傷及抗日戰士。又因爲戰場狹窄，日軍的炮彈飛過戰線老遠，失去用場，機械化部隊在山地窄道和巨石縫口也無從施展，飛機又無法對與日兵近距離作戰的我軍投彈。
日軍習慣用兩面包抄、中間突破戰術做進攻，也注意撒開散兵線。但在狹長的“牆縫”，無法兩翼包抄，也無法攀登垂直光禿的岩石，撒開散兵線更無意義。無論單兵作戰能力還是協同作戰能力，在這裏都起不到作用，日軍唯一的選擇就是向30多個縫口衝擊，因爲只要能突破其中一個縫口，日軍就能橫向反包圍抗日軍。
在驕狂的日軍指揮官看來，救國軍不過烏合之衆，只要衝過某個縫隙，勝券就在握，於是按小隊、中隊建制反覆驅趕士兵向上衝。這樣一來，等於主動向補充團戰士餵食，擴大了手榴彈的殺傷力。據參戰村民李長髮說，岩石下敵兵一批一批倒下，肢體橫飛，成堆成片的“死倒”垛，一片鬼哭狼嚎。
補充團戰士由於伏在巨石縫下邊投彈，傷亡風險大大降低，傷亡僅7人。“牆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和日軍的狂傲，讓補充團有效實現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根據戰後打掃戰場繳獲槍支的數量，估算殲滅(含亡和傷)日兵至少3500人。
戰鬥持續到10個小時，天野終於發現救國軍的薄弱環節。他們改向埋伏在西山掩護補充團後翼的“戴營”發動強攻。見“戴營”撤退，爲避免被抄後路，李延祿才下令補充團按預定路線及時撤退。
此後，李延祿又在“鬆蔭(乙)溝”組織火燒伏擊戰，日兵身上和馬匹背上的彈藥遇火爆炸，斃傷日兵數千。據事後調查，逃出火網的日兵大約400人。這400殘兵後來在“關家小鋪”戰鬥中被擊斃100多人、在“高嶺子”戰鬥中又被擊斃200多人。最後，7000人的天野部隊成功西逃的不足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