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讓顧城舉起手中的斧頭?坊間傳聞很多，但說法千差萬別。
竊以爲，可以從顧城與謝燁合著的長篇小說《英兒》找到蛛絲馬跡。《英兒》一書中有如下簡介：“這是一部真實的情愛懺悔錄，作品描寫了主人公顧城和他的兩個妻子在太平洋一個小島上的生活、情愛、衝突和陰差陽錯。他不想建功立業，只想做一個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爲夫爲父，疏遠子裔，仇視自己的慾望，以實現他意念中的淨土——女兒國的幻想。他渴望愛慕他的兩個女子互相愛慕，這異樣的幻影最終驅使他走向毀滅。”
小說的內容透露出了主人公在生活上面臨的困境：“一夫兩妻”同居一段時間後，一方面，英兒跟着一個傳授氣功的洋老頭私奔，另一方面顧城與謝燁的關係也出現了問題。顧城去世前，留下了四封遺書，其中一封遺書寫道：“我現在無奈了，英走了也罷，燁也私下與別人好，在島上和一個小××，在德國和一個叫陳××的人，現在正在分家、離婚。她說要和陳生個娃娃。燁許多事一直瞞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計劃地毀滅我的生活。後來我愛木耳，要好好過，她也不許了。她的隱情被發現，我才大悟，爲什麼他們一直用英文寫信通電話，當面騙我。英出事後，他們就一直等我自殺，或去殺英。他們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們好過日子，直到被發現後亦如此，奈何。燁也好心救過我幾次，但到她隱情處，她和陳就盼我死。……如此，我只有走了。”
據《三聯生活週刊》2003年10月總第259期刊登的《顧城十週年祭》一文介紹，一個“住得離激流島不算遠，跟顧城、謝燁還算熟悉”的女詩人說：“那個下午，謝燁已經收拾好了東西要離開，那個德國男人馬克，已經在附近等她了。”如果這個女詩人所言屬實，那麼，顧城在遺書中所寫的“燁許多事一直瞞我”則非空穴來風。情急之下舉起兇器，也就順理成章了。
關於這個說法，陳力川也予以附和：“後來聽北島說顧城和謝燁的悲劇就發生在大渝從德國來新西蘭接謝燁的那天。大渝在德國上飛機的時候，謝燁還活着。他抵達新西蘭的時候，謝燁已經不在了。不知是時間無情地捉弄人，還是人無情地捉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顧城不愛謝燁了，爲什麼要殺害她呢?如果顧城還愛謝燁，又怎能忍心殺害她呢?是因爲不願意看到謝燁離他而去，所以不惜留下殺妻的惡名而離去嗎?”(《“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憶顧城與謝燁》)
在同一篇文章中，陳力川還提供了一個非常震撼人心的細節：
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顧城和謝燁是1992年12月28日。那年顧城受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邀請在柏林寫作，歲末年初來巴黎散心，正趕上紅寶石餐館的老闆魯念華大宴賓客。顧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裝和直筒帽裏，一雙大眼睛無精打采地看着周圍的一切。謝燁還是那樣白皙，但顯得憔悴，笑容明顯失去了五年前撿栗子時的燦爛。聽說他們這五年大部分時間住在新西蘭，還長期隱居在激流島，1992年才重返歐洲遊歷。那時外界紛傳顧城和謝燁要分手，而且兩人都結識了新人。顧城的女友叫英子，謝燁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結束的時候，我笨拙地問顧城和謝燁：“你們還好吧?”沒想到顧城回答說：“我早晚要殺了謝燁。”儘管當時聽起來口氣好像是開玩笑，但我和金絲燕仍然禁不住一愣。謝燁勉強地笑着說：“跟顧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們一時都不知再說什麼好，像四根電線杆子，直愣愣地戳在那裏。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文章分別出現了“陳××”“馬克”“大渝”等名字，此三人爲同一人，陳大渝應爲旅居德國的華人，有德國名字“馬克”。
在《英兒》中，顧城還寫了這樣的話：“在愛的時候，死是平常的事。但有兩件事你不應該，一是你把我你的事弄給了別人。你讓我死不乾淨。二是你光想你父母。我也有媽媽，已患心臟病。這是兩個我不喜歡的事。我知道，我是你，你等我死，我就死。但你太脆弱，最後也不說一句話，看一看。你太愛自己的心。其實說過，你一個電話就能叫我回來。孤寂爲什麼不打呢?我也昏了，想掙個白房子之類的送給你，我拼命幹。不說了，我還會努力活幾天，最後等一下你的電話。在死之前我的生命是白天，不睡覺了，也許以後可以補上……”
如果說《英兒》一書的原型是顧城的真實生活，那麼從這些文字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顧城放不下英兒，更離不開謝燁。顧城對自己的愛人有一種強烈得近乎狹隘的佔有慾，這一點，已經不算什麼祕密。前面提到過的舒婷《憶顧城》一文，就談到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謝燁嫁給顧城之初，心情並不順暢。顧城不準謝燁打扮，不讓她戴耳環戴項鍊，甚至外出交往前穿什麼衣服都要顧城同意。更不喜歡謝燁穿游泳衣在公衆場所出現，哪怕是跟舒婷她們游泳。而另一方面，顧城在外面的生活大多是謝燁出面操持，因此有的外國人和漢學家認爲，甚至顧城的詩也是謝燁幫寫的。
連自己的妻子穿泳衣跟同性好友去游泳都不樂意，由此可以想象，謝燁和英兒的“背叛”，會讓顧城絕望到什麼程度。《英兒》創作於1993年3月英兒離開激流島兩個月後，由於小說內容與作者的現實生活高度重合，很多讀者把這部小說當作極具參考價值的紀實文字。不管書中所寫的是否屬於生活中已經存在的事實，總之，完成《英兒》一書後，1993年9月18日，顧城對記者說了這麼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知道該怎麼辦了。”
二十天後，1993年10月8日下午近4點，顧城重傷謝燁，上吊自殺。
利斧下的玫瑰
人們對於“顧城襲妻”事件性質的殘酷性雖然沒什麼疑問，但出於各種因素，不同的人還是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事件發生後，顧工這樣回憶顧城幼時的情況：“他媽媽記起在顧城很小的時候，有一次餵飯他坐在窗臺上摔到地下，會不會對腦神經有影響?在家裏時，他偶爾會激動起來，只是偶爾。爲他媽媽一兩句話把杯子推翻，可那只是剎那間，很短，他又像孩子似的請他媽媽原諒。顧城他就像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這樣看來，似乎顧城的腦子太簡單，他最終做出惡行也是一時衝動，因此不能過於苛責。
在互聯網上，一個自稱顧城粉絲的詩歌愛好者則用另一種方式爲顧城開脫：“謝燁的死並非顧城的本意，也並非很多人說的，這是必然的，一切只是一場意外。他們發生了爭吵，衝突，激動的顧城用斧頭誤傷了謝燁，嚇壞了，跑了，然後自殺了，一切就是這樣。我甚至能想象出當時的情景，他們衝突發生的起因，想象出謝燁說的刺激他的話……”
與顧城同爲“朦朧詩旗手”的舒婷言語中更是充滿了愛護與惦念：“顧城對生活很尊重，很熱愛，對一朵花或一隻鳥都曾經給予很大的熱情和關注。現在我還認爲他是一個善良的人，我一直很喜歡他和謝燁，從前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希望每一個人不要過多驚擾他，願他安息。”
著名老詩人牛漢這樣回憶道：“顧城和謝燁的悲劇發生後，舒婷到我辦公室來過。她和我有共同的認識——他倆不願回國，在國外又活不下去，於是，他們商量好了一塊兒死。他們的死，並非緣於人們傳說中的‘感情糾葛’。”
最具衝擊力的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出版的一本書。這本名爲“利斧下的玫瑰”的書裏，收錄了許多文壇人士對顧城的懷念文章。一個人死了，活着的朋友撰文悼念很正常，遺憾的是這本書收錄的大部分文字中，“利斧”不見了，只有“玫瑰”閃爍。用詩人于堅的話說：“聽那些人的口氣，似乎新西蘭警方的記錄是虛構的，似乎殺人的並非顧城，而是童話詩人所逃避的這個世俗世界在合謀玷污他的桂冠。”
讀了這些文字，我開始懷疑自己曾經的判斷，一樁血腥四射的慘案被模糊了，一段纏綿悱惻的情史卻清晰了起來。我雖然不認爲這是這些文章的作者們有意“偏袒”死者，也不認爲謝燁在整個過程中沒有絲毫差錯，但我仍然隱約感覺到這裏面有一些微妙而奇怪的邏輯——一個人死了，活着的人忙着懷念行兇者，這是爲什麼?
著名作家李銳則要犀利得多，他認爲顧城是“典型的自戀型精神撒嬌者”，顧城生前的許多行爲包括襲妻自盡都說明詩人的精神撒嬌症狀十分明顯，而且有自戀傾向。過於自戀的人往往也自私，甚至極端自私。在現實殘酷地打碎詩人的夢境時，他已別無選擇，由此引起了生活和價值體系的混亂。最後，李銳給出結論：顧城發生悲劇不因爲別的，就因爲他是個極有天賦卻脆弱得不堪一擊的詩人。
幾乎所有發表意見的人都圍繞着顧城轉圈，要麼痛恨，要麼惋惜，要麼感慨，要麼回憶起顧城在世時的點滴，事件的另一主角謝燁從未擺脫從屬和被動的地位。
我反覆用“百度”搜索，終於找到了謝燁父母的短短几句話——謝燁的父親得知女兒出事的消息時，痛哭失聲：“事情怎麼這麼殘忍?”而謝燁的母親謝文華悽慘地呼喊：“人間，還我一個公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