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豫讓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豫讓是春秋時期晉國人士，他在晉國效忠於智伯瑤。但在晉陽之戰中，魏、韓、趙聯手擊敗智氏，智伯瑤也戰死沙場，作爲家臣豫讓立志要爲主公報仇，打算刺殺趙襄子。只不過豫讓的計劃並沒有成功，豫讓臨死前說出：“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這12個字也成爲了一段著名典故。豫讓的精神值得後人敬佩，也表明了當時人們心中還存有忠義二字，越往後繼承這份精神的人也是越來越少。
春秋晚期晉國的內政掌握在六卿手中，這六卿爲了爭權奪利，時生內訌。
公元前 458 年，趙襄子與韓、魏、知氏四家共滅範、中行氏，盡分範、中行氏的土地。晉國六卿自範氏、中行氏滅後，只存知、趙、韓、魏四卿。四家之中以知氏最強，知伯瑤也因此最爲專斷跋扈，曾強索韓及魏的萬家之縣各一。
等到公元前 455 年時，知伯又強索趙氏的土地，趙襄子不答應，知氏乃聯合韓、魏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沉者三板”。
三國之軍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
知伯之爲人，貪利而性兇猛反覆，善作表面工夫而心懷陰險，不易與人親近。終至韓、魏陣前倒戈，與趙氏聯手滅了知伯之後，趙襄子還將知伯的頭顱製成飲酒器，以羞辱知伯的亡靈。
縱然知伯爲人驕橫、對趙氏又無理在先，然他禮豫讓爲國士，對豫讓有知遇之恩。所以，基於個人的情感，豫讓非替知伯報仇不可。
《詩經》有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楚辭亦言：“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而伯牙因鍾子期死，終其一生不復彈琴，這些都是說明士人重視“知”這種情感。
而“知”當中的“知己”和“知遇”是有別的。
“知己”是相互瞭解而友誼深厚的人，可以是對等地位，也可以是上對下的關係;“知遇”是受人賞識而被優待或重用，那是一種下對上的關係。
知伯並非單純寵愛豫讓，而是將之視爲國士，並且尊敬他。正是這份知遇之恩，讓豫讓義無反顧。
豫讓有兩次行刺。第一次“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此乃常人之復仇;第二次豫讓採取了有違常情的復仇方式——“漆身爲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爲啞，變其音”。
易名容易，易容難，再至吞炭聲啞，一層難過一層。然而，他兩次行刺失敗皆非行跡敗露，一次因趙襄子如廁時“心動”，一次因“馬驚”。
豫讓毀身苦行已足夠讓人驚奇，其復仇之心，強烈到能使人和動物都有所感應，更令人咋舌。人們在驚奇之餘，不免升起“天意”之嘆，對其悲劇興發感慨。
衆所周知，在希臘悲劇中，多有表現人無力抗拒命運之神的捉弄，而豫讓的悲劇，亦有這樣的意味存在。
豫讓反映出小人物不甘受命運所制約，努力掙脫命運束縛的奮鬥精神。這種歷經千辛萬苦而終至失敗的悲劇，便形成了藝術的崇高。
另外，豫讓的一生之所以感人，還在於他與趙襄子之間的矛盾衝突。他們各自代表一種倫理力量，各自爲自己所代表的一方正義而堅持，因而導致悲劇的結局。
趙襄子的心理矛盾在“惜士”這一層次。他肯定豫讓是一個義士，在第一次抓住豫讓時，他說：“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他捨不得殺忠臣義士之心甚明，所以願意自己小心謹慎，躲避着豫讓。
第二次抓住豫讓時，他喟然嘆泣：“嗟乎豫子!寡人不捨子”，同樣表現出惜士而不欲其死的心理，然而此士的存在又危害自身的性命，遂在“己命”與“惜士”的命題中產生巨大的衝突，最後，趙襄子仍不忍親手結束豫讓的性命，而是讓豫讓自己考慮該怎麼辦。
然而，豫讓的心理矛盾在“知己”這一層次。
知伯是他的第一個知己，爲報知伯之恩，他要刺殺趙襄子。在第一次刺殺未成時，趙襄子不僅釋放了他，並且中肯地評價了知伯與豫讓之間的關係，讚揚他是“義士”、是“天下之賢人”，於是趙襄子成了豫讓的第二個知己。
正因如此，豫讓不願接受朋友的建議——以侍奉趙襄子的機會接近他，取得其信任再伺機刺殺他。
豫讓在舊知與新知間產生了對立衝突，而新知趙襄子還是個明主賢君，這點更勝舊知一籌，故而豫讓請求擊刺趙襄子的衣服，再自殺而亡，是報二位知己之恩的兩全方式。
後世議論豫讓之行爲有褒有貶，魏文侯曾感嘆自己無如豫讓般的臣子，而韓非曾批評豫讓說：“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然而，在筆者看來，豫讓所作所爲堅韌而又悲壯——知伯死後，門人盡散去，唯豫讓一人“自刑變容、吞炭變音”爲其復仇，實在可悲可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