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瞭解“烏臺詩案”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北宋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臺獄一百三十天的蘇軾終於獲釋。兩個月以後，這位北宋最偉大文學家被貶爲黃州團練副使，悽然離開汴京城。震驚北宋朝野的“烏臺詩案”，就此告一段落。
乍一看去，這似乎就是個寫詩招禍的事兒。“蘇軾哪首詩引發烏臺詩案”的話題，也常被票友們津津樂道。但細看來龍去脈，這事兒其實和寫詩關係不大。確切說，烏臺詩案的直接導火索，就是一個“不孝子”胡亂聯想惹的禍。
當時蘇軾剛剛調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謝上任表》，卻叫御史中丞李定“嗅”出了味道：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學生，曾因不守母喪遭世人詬病，卻也因力挺“王安石變法”快速升遷。蘇軾與這“不孝子”，原本也無過節，但蘇軾曾寫文讚譽北宋孝子朱壽昌，心虛的李定卻爲此生出了“難不成在說我”的聯想，竟就這麼結了樑子。
於是這一次，趁着此時“王安石變法”正火熱推進，一向對“變法”頗多意見的蘇軾，又是幾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釘。李定就立刻上躥下跳了，先是夥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賣力在宋神宗面前添油加醋，給蘇軾扣上“託事以諷”“詆譭朝政”等大帽子。蔡確王珪等宰執重臣也暗自“助力”，終於叫宋神宗下了御批，將蘇軾從湖州押到京城下獄。
蘇軾人生裏最屈辱的一幕開始了：由於事先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們來到湖州，就是直接進府衙抓捕蘇軾，過程簡直“如驅犬雞”。進入御史臺獄後，蘇軾又遭到了殘暴的逼供審訊。當時同樣被囚御史臺，與蘇軾只有一牆之隔的北宋科學家蘇頌，就親耳聽到了蘇軾每天受審時遭到的辱罵，並以詩文記錄了那悽然一幕：遙憐北戶吳興守，垢辱通宵不忍聞。
更叫後世讀史者感到可恥的，卻是李定們給蘇軾定的罪名。蘇軾被捕入獄的由頭是“託事以諷”，那麼證據呢?李定們隨即展開行動，把蘇軾那些年的所有詩文全部翻爛，逐字酌句的“找證據”，乍一看去，真是很有“收穫”。
比如蘇軾的名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以兩棵檜樹挺拔的風姿，來表達剛正不阿的人生追求。卻被李定同夥舒亶抓住“世間唯有蟄龍知”一句，硬說這首詩在誹謗宋神宗。變法派重臣章惇氣的憤怒駁斥：古往今來稱號裏有龍的多了，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難道這也誹謗皇上了?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們都當飯吃?
以這個奇葩邏輯，蘇軾的《書韓幹〈牧馬圖〉》，被他們說成“譏諷執大臣無能”。《次韻達章傳道見證》也被扣上“指斥乘輿”罪。《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誹謗君父”的大帽。所有這些“罪名”，不是從蘇軾詩文裏斷章取義，就是望文生義胡亂解釋。
折騰到最後，連宋神宗本人都受不了，聽完蘇軾的“罪證後”連連感嘆：“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外加已經賦閒的王安石，也出面爲蘇軾求情。一度已逼近死亡線的蘇軾，這才逃過一劫，落得貶去黃州。
但這場死裏逃生的無妄之災，卻也恰恰戳中了此時北宋的癥結：一場“王安石變法”，固然取得富國強兵的效果，但變法啓動後，如李定這樣的一批奸詐小人也乘虛而入，就憑投機鑽營，就堂而皇之的招搖過市。這羣人實幹無能，卻是構陷有方，而蘇軾的悲劇，只是個開始。
就是在蘇軾“烏臺詩案”七年後，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當年“烏臺詩案”的“幕後黑手”之一蔡確，也被舊黨們羅織罪名，抓住其詩作《夏日遊車蓋亭》裏的幾處段落，硬給蔡確扣上“譏訕”的罪名。這位“元豐變法”時代的頂樑柱，最後落得貶死嶺南。
而到了北宋亡國前夜的宋徽宗年間，這種以詩文爲“工具”的攻訐方式，更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就連陶淵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詩作，北宋末年時都一度遭到禁燬。而到了靖康之恥前夜，外面金兵步步逼近，汴京城裏當權的“舊黨”們，卻在忙着痛罵王安石，鬧出“不管炮石，卻管安石”的笑話，成了北宋亡國的喪鐘。
而比起這沉痛的教訓來，更值得後人銘記的，卻是這場災難裏的蘇軾本人。
在經歷了死裏逃生後，蘇軾依然難忘自己當時絕望的心境：“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貶到黃州後的相當一段時間，他借酒澆愁到了“白酒已盡誰能借”的地步。以他給秦觀的嘆息說：“但得罪以來，不復做文字”。可見心靈創痛之深。
但是，元祐元年，當宋神宗去世後“舊黨”得勢，“新黨”們慘遭清算，“王安石變法”將來被全盤廢除時，卻是遭過“新黨”構陷打擊的蘇軾站了出來，當時因“詆譭新法”獲罪的他，卻逐條駁斥了“舊黨”對“王安石變法”的抹黑污衊，爲王安石們富國強兵的功業正名。哪怕曾有“苦淚”，哪怕一度“不復做文字”，但蘇軾，依然是那個襟懷坦蕩的蘇東坡。
透過這場鬧劇裏，各種蠅營狗苟的算計，不同的人物命運，我們記住的，卻是蘇軾，這位北宋大文豪偉岸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