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魏徵的故事，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魏徵和房玄齡、杜如晦，是唐太宗在位期間的三位最著名的文臣。但是魏徵不是這之中功勞最大的人，但是名氣確超過了另外兩位。
從履歷中不難看出，首先，房玄齡和杜如晦早在李世民爲秦王之時便追隨左右，是其重要的謀臣，同時也是幫助其登上皇位的“玄武門之變”的主要策劃者，與太宗的親密程度遠遠超過魏徵。
其次，房玄齡和杜如晦，從李世民登基之後的貞觀元年開始，便長期的在重要部門的關鍵位置任職，比如，房玄齡擔任的中書令，在唐朝乃爲首席宰相，在三省長官中位居第一，而杜如晦任職的兵部和吏部，則是關係王朝統治的要害。而魏徵的職位，基本上都是文職的散官，雖然在尚書省擔任過侍中，但因唐朝的尚書省主官已經被排除於朝廷的決策機關之外，成爲單純的執行機構了，尚書省各部諸司的職權逐漸爲新發展起來的各種使職所奪，重要性完全不能與中書和門下兩省相提並論的。
也就是說，但凡朝廷內部的重大政策的制訂和執行，魏徵擁有的僅僅是參與和建議的資格，當然，這也與他直言進諫的形象相符合。但是，單純從對朝政的影響與執行，以及由此而表現出的能力來看，魏徵顯然是遠遠不如房玄齡和杜如晦二人的，進而言之，“貞觀之治”的創建，他的功勞同樣也是不如後兩者的。然而，爲何卻在後世的文人和官僚士大夫階層享有房玄齡和杜如晦難以企及的盛譽呢?
原因自然需要從魏徵的與衆不同之處來尋找。
魏徵爲官最爲鮮明的性格特質是直率和無所畏懼，絲毫不顧及皇帝的顏面，最典型的事例當屬公元637年，他應太宗之問而把其早年和當前的統治進行比較時所說的一番話：“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囊時之豁也。”
魏徵直言不諱，在朝廷內部是言官的表率，是清廉剛直的代表，通過對皇帝本人的行爲舉止、國家政策和涉及禮儀教化等事件的審視和批評，起到了監督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魏徵實際上代表了整個文官體系對皇權進行了壓制和制衡!
唐朝作爲中國歷史上起到承前啓後重要作用的朝代，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一脈相承的門閥政治開始式微，豪族實力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通過科舉制度晉身官僚系統的士族。
士族作爲一個整體，或者說一個集團，其最高理想和最終目的雖然並不是要徹底的否定或者完全取代皇權，而是希望以皇帝爲代表的皇權能夠從具體的政府運作中退出，變成一個客觀中立的旁觀者，一個終極的仲裁者，放權給讀書人們去實現他們“經世濟民”的雄偉抱負。
然而，任何一位皇帝都不可能是儒家心目中完美的、符合道德規範的無慾無求的“聖人”，總想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確保統治的同時再有所作爲，於是乎，皇權的最大制約和對手就變成了士族。
士族欣賞、仰慕、讚美魏徵，是期望自己能像魏徵一樣，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見並得到應用的尊重，同樣還隱喻着其面對的皇帝，也要像唐太宗這樣的明君學習，虛心接受批評和建議。
久而久之，魏徵自然而然地獲得超卓的口碑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