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爲什麼說吳起能詮釋戰國時代?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戰國時期，天下羣雄紛爭，學術上百家爭鳴、政治上變法迭起。在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如果非要選出一位代表人物，那便是吳起。對於吳起的人生，簡單概括起來就是“大榮大辱、大有大無、大起大落”。
要知道，雖然戰國時期被譽爲百家爭鳴的華夏學術黃金時代，但真正排的上名次的也就那麼幾個，而這其中吳起一人兼具儒、兵、法三家。若論儒家，吳起師從於曾申(曾參之子)，劉向的《別錄》裏就有“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之語。要知道，曾參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門生，其地位幾乎不亞於荀子、孟子，他的兒子在當時儒家的影響可想而知。若論兵家，吳起的一生大戰數十次，未嘗一敗，其勝率在戰國時代唯有後來的戰神白起可以比肩;若論法家，吳起在法家的地位完全可與李悝、商鞅和韓非子相提並論了。
那麼這樣一位人物，他的一生爲何會被人稱作大榮大辱呢?之所以對吳起的評價堪稱大榮大辱，是因爲他揹負了太多的非議和誤解，而這些非議幾乎都和他早年間在魯國的經歷有關。原來，吳起出生於衛國的一個富裕家庭，家境雖然殷實，但社會地位並不高貴。這樣的生活背景能夠讓吳起在擁有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的同時，也可以瞭解父母操持家業的艱辛。耳濡目染之間，吳起更容易理解個人奮鬥所需要的艱辛和堅忍，以及擴充自身才能的必要。不過，也正因爲出身不是貴族，缺乏官場資源和仕途門路，吳起對權力、謀略的理解遠遜於其他貴族子弟，這也爲他後來的結局埋下了隱患。
當時的衛國，作爲殷商的後裔，民風極具商業精神，百姓們比較富裕，思緒比較活躍，這就非常容易誕生人才(後來入秦變法的商鞅也是衛國人)。然而由於國力的羸弱，政治上的衛國只是一個偏安一隅的彈丸小國，其上層早已糜爛不堪，國君和貴族大臣們毫無進取之心，對天下形勢全無影響，因此也就不太可能給自己的人才提供向上發展的空間了。以吳起這樣的出身在這樣的環境下做官，其難度勢比登天。最終不甘於經商、立志從政的吳起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上下打點之後還是一無所獲。不僅如此，他還因此遭到同鄉的嘲笑和誹謗，一怒之下連殺三十多人，最後不得不逃出衛國。
爲了明志，吳起在離開衛國之前曾對母親發誓，表明自己“不當卿相，決不回衛”的決心，並選擇在鄰近的魯國發展。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吳起拜入了曾申門下學習儒術。可是好景不長，很快曾申就因吳起遵循自己當初的誓言，未能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條回家奔喪守孝，被曾申認爲不配做儒家門徒而斷絕了師生關係。自此以後，吳起決定棄儒學兵，很快鑽研出一套非常實用的兵家理論。事實上，曾申、吳起師徒決裂，很大程度上是學術的分歧。因爲在吳起看來，萬物萬事沒有信用是不行的，是否爲已經逝去的親人奔喪反而是次要的了。這從吳起離開衛國之前的一次休妻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據說，吳起曾經交代自己的妻子製作一條符合要求的絲帶，妻子答應之後卻未能做好，吳起要求她修改成符合自己要求的樣子，並等到第二次查驗時發現依然不符合要求，一氣之下便休掉了妻子，即便是被衛國的國君重用的妻子弟弟求情也沒有用(記載於《韓非子》，其中收錄了另一說法是，妻子的父親求情而沒有用)。正因爲秉承言出必行的信條，吳起休掉了衛國的妻子，並未能返回衛國奔喪。而忠孝在儒家和魯國人眼裏，又恰恰是大於一切的大義，吳起爲儒家所不能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後來，齊國準備攻打魯國，而當時的魯國羸弱不堪，比衛國好不到哪裏去，齊國卻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強國。因此，這場戰爭對於魯國而言，無異於滅頂之災。正因如此，在腐朽的魯國廷堂之上，那些靠着家族蔭濟上臺的貴族子弟都不願意領兵抵抗，大家都不想承擔戰敗的責任，這就給了吳起一個機會。精研兵法的吳起率領2萬魯國軍隊以少勝多，打敗了齊國8萬軍隊，霎時間名聲大振。然而等在後面的並不是對他的犒賞，反而是魯國上層對吳起的集體道德批判。
正所謂“德需自律而不能律人”，由於道德這個東西根本是沒法量化的，甚至沒法拿出一個統一的結論，所以只拿道德說事，其實就意味着魯國上層在實際情況和法律層面從吳起身上根本就挑不出毛病。最有意思的是，所有對於吳起道德層面污點的記載，最早都可以追溯到魯國。“殺妻求將”這個關於吳起的最大丑聞，最早就是由魯國人宣揚出來，並收錄於《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的。要知道，先秦時期的祭司、史官和儒家可是淵源頗深的。那麼問題就來了，吳起先前在衛國沒毛病，後來去了魏國和楚國也沒鬧出什麼醜聞，爲何偏偏在魯國被如此非議呢。
要想釐清這個疑問，首先就需要弄明白魯國的由來。武王伐紂以後分封天下，其中周朝禮法的執行者周公旦被分封到了魯，這就造成“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的局面，使得魯國成爲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即“周禮盡在魯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魯國就陷於了標榜道德、務虛不務實的荒誕境地，於是吳起一氣之下就去了隔壁的魏國。當時魏文侯正在招賢納士，吳起就在其麾下做了河西郡太守，僅憑十萬軍隊就打垮了二十多萬秦軍，以至於魏霸河西，力壓秦國八十餘年而秦不敢東出函谷。之後，吳起又做了魏國的上將軍，並對魏軍進行徹底改革，開創了華夏有史以來最早的職業化軍隊(募兵制)——魏武卒。
在吳起的統御之下，魏國軍隊所向披靡，大戰72場取得了64勝、8平，未嘗一敗的怖人戰績。此外，吳起還出品了一部實用價值遠超《孫子兵法》的《吳起兵法》，他在書中主要講述的不是戰爭哲學或計謀技巧，而是軍隊的制度建設和保障。畢竟任何競爭歸根結底都是實力的比拼，而當時的魏國作爲超級大國，其體量和實力已經足夠強大，只要確保在制度層面和保障方面不出現紕漏，就足以壓垮一切競爭者。在軍事管理方面，吳起擁有注重統帥在軍隊中信譽的培養，他一方面能夠與底層士兵同吃同住，對部下始終保持應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在涉及違反軍紀的情況下毫不留情，只要違反軍紀、不聽號令，即便最終獲得了勝利也無法逃脫軍法處置。
顯然，在吳起看來，即便一次違紀帶來了僥倖的勝利，也絕對無法彌補紀律鬆懈所帶來的破壞。不過，雖然吳起在軍事層面鑽研很深入，但對權力博弈的理解卻十分淺薄，這一缺陷在其後來的仕途經歷中愈發明顯。魏文侯去世以後，其子魏武侯繼位，對權勢鼎盛的前朝老臣吳起十分忌憚。爲了拉攏他，魏武侯曾嘗試提議將公主嫁給吳起，卻遭到了拒絕(公叔座設計，讓吳起覺得公主的性格太過刁蠻)，這加劇了魏武侯的疑心。後來在公叔座等人的煽風點火之下，沒過多久吳起便在魏國難以立足了。此時的吳起已經離開家鄉衛國三十多年了，這些年來吳起不但對兵家理念鑽研至深，同時還從魏國老丞相李悝那裏學來了成套的法家理論。
正是憑藉着驚人的學習能力，吳起一刻不停地拓展自己的能力，並在離開魏國後不久就獲得了楚悼王的任命，從統兵的將領一躍成爲楚國的令尹(類似其他諸侯國的國相)，並展開變法革新的舉措。先秦時期的楚國不同於其他國家，它更像一個鬆散的邦聯，包括王室在內的所有大貴族的地位大致均等，楚王遠不像其他諸侯那樣將全力集中於自己手中。在這種貴族共治的模式下，各方勢力相互扯皮是在所難免的，這造成了決策遲緩、國家效率低下的惡果。吳起變法就是要改變這一局面，讓楚悼王擁有對國家的絕對掌控力，以完成對楚國力量的整合。
吳起在楚國進行的變法改革，歸結起來和商紂王(商末新政)、周厲王(厲始革典)的舉措差不多，都是爲了強化中央集權、打擊既得利益者。比如說吳起變法就削減了貴族的封地、打破爵位世襲、建立職業官僚制度。不過，吳起變法之時，楚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勢力龐大，所以他的結局也就和商紂王、周厲王非常相似。商紂王改革引發武王伐紂、周厲王改革則招致國人暴動，吳起的下場也非常悽慘。
事實上，吳起變法在楚國面臨的環境要遠遠惡劣於同時代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因爲不論是魏國、秦國還是韓國，其國內守舊勢力都遠未達到楚國這種盤根錯節的地步。吳起強化中央集權、打擊既得利益者的做法，更酷似商紂王(商末新政)和周厲王(厲始革典)的遭遇。最終守舊勢力對吳起改革的反噬程度遠遠不如武王伐紂和國人暴動，卻也讓吳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畢竟楚國的這些貴族如果追溯起來，從商朝就已經成爲楚地的主人了，樹大根深。至於外來戶吳起，其所仰仗的就只有楚悼王的支持了。所以當楚悼王病逝之後，吳起的劫難隨之到來。
當時吳起正在外地率軍指揮戰爭，如果他真的如同魯國人宣揚的那樣是一個極度自私的小人，此時應該率先起事或乾脆直接逃跑，可是他偏偏選擇返回都城爲楚悼王奔喪。最終那些楚國大家族中有人設好伏兵，在楚王的靈堂之上圍殺了吳起。危局之中，吳起一下子撲到楚悼王的屍體上，在亂箭之中兩具屍體被牢牢釘在一起。事後，新王以侮辱楚王屍體爲由，將十幾戶參與暗殺的貴族一一清算。最後這一刻，吳起用同歸於盡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住了變法的部分成果，完成了對楚悼王許下的諾言。
綜上所述，吳起是一位輾轉於衛、魯、魏、楚數個國家，身兼儒、兵、法三家學派的文武全才。他的兵法體系獨具一格，即便是秦、齊兩大傳統強國，也只能成爲吳起以少勝多的配角。幼年在衛國的成長經歷，培養起了他不斷奮鬥的堅忍和擴充自身的急迫然而對權力博弈的膚淺認知，也使得其在喪失魏文侯、楚悼王等賢明君主支持之後便迅速倒臺。所以，如果非要選擇一個人詮釋戰國，那非吳起莫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