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蘇子美。
在《清平樂》中，曹皇后還待字閨中的時候也有着幾個不錯的閨蜜，幾個人嬉戲打鬧與現當下的少女別無二致，都是一樣的活潑靈動。此時的丹姝也非此後闆闆正正的皇后尊顏形象，幾句戲謔後也會用“你家蘇子美”來打趣杜衍之女杜有蘅。
曹丹姝是開國大臣曹彬的孫女，家世顯赫，自然幾位閨蜜也非普通人家，如宴清素是晏殊之女、杜有蘅是杜衍之女、薛幼溪是薛奎之女。可以說，曹丹姝幾人是當時的“白富美”，那麼她們口中常常提及的蘇子美又是何許人也，能得幾位名媛另眼相待呢。
蘇子美，即蘇舜欽，與宋詩“開山祖師”梅堯臣合稱“蘇梅”，由此可見這也是一位大才子。在當時人們還是十分看重門當戶對的，蘇子美的家世也是不簡單，官宦世家，父親蘇耆曾經擔任過宋朝國都的長官(開封縣令)，因此這是個與白富美相對應的高富帥。
事實上，一般談及古文運動與唐宋八大家，北宋時期要首推歐陽修，然而蘇子美卻要比之更早提倡，歐陽修便曾經說過"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由於與歐陽修等慶曆新政的大臣交好，傾向於改革的蘇子美自然也成了保守一派的眼中釘，“進奏院案”便將以蘇子美爲首的館閣士子“一網打盡”。
進奏院舉行祠神賽會，蘇子美將進奏院裏的故紙堆拿去換了錢，再與幾個同袍湊了一筆錢，一起搗鼓了一場宴會。然而，蘇子美如何也想不到將廢報紙拿去賣錢會成了自己貶謫庶民永不敘用的罪狀。
當然，賣官家的廢紙錢確實屬於監守自盜，與會者的出格狂妄也應當擔着一部分責任。然而，蘇子美如此的青年才俊以及宋仁宗趙禎時期的政治清明，按理來說，蘇子美遭此重罰的可能性也不大，這其中必有緣由。
上邊便談及蘇子美與慶曆新政大臣即改革派的親密關係，而朋黨之爭在當時便已然顯露，自然王拱辰等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打倒對手的機會。蘇子美年少得志也容易“口出狂言”，在《清平樂》中便上書指名道姓的斥責宰相呂夷簡，《乞納諫書》和《詣匭疏》中對於呂相的批評意味十足。二十二歲“教訓”皇帝的《火疏》還可以稱得上是年少輕狂，而對抗呂夷簡的上書卻已經三十一了，蘇子美始終還是學不會人情練達，也就意味着在官場上容易摔個大跟頭。
事實上，也只有蘇子美這樣的仗義執言、嫉惡如仇才能得到時人的追捧，在范仲淹舉薦下蘇子美才升任監管進奏院的集賢校理，這一年是蘇子美的官場巔峯，也是深淵。事實上，在當時有着衙門賽神宴會的俗例，蘇子美賣本衙門的破爛與同僚一起湊份子的事兒是有例可循的。
如此這般不被懲處有着大把的先例，唯獨蘇子美一幫子人遭了此劫自然有着“不同凡響”的地方。原來，蘇子美與同僚們喝得起勁便請來了一班優憐歌舞助興，史館檢討王洙甚至叫了兩個隨軍“女子”。這事兒沒人盯着也就罷了，可是對立一方的王拱辰可是御史中丞，專門負責監察百官言行的大佬。然而，這也就罷了，畢竟雖說不好聽辱了官聲，但也就罰罰俸祿的事兒，斷不會鬧出多大的風浪。
好死不死，與會者王益柔的詩興大發，一衆人也跟着遭了殃。《傲歌》“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聖驅爲奴”，這應該很好理解，年少輕狂的名士放蕩不羈，醉言皇帝來扶、周公孔夫子前來服侍。放在古代封建禮教嚴格的時代，哪一句都能要了小命，要是在洪武年間那就更是遭殃，恐怕要牽連了九族。
也就是在宋朝，有着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習慣，主辦方蘇子美才得以撿回一條小命，不過卻也被勒令永不敘用。其實，這也不礙事，仁宗是出了名的仁厚，此後蘇子美不就被重新起用了嘛。范仲淹起起落落卻也瀟灑自在，《岳陽樓記》、《醉翁亭記》還有《採桑子》等等佳作便是貶謫任上所作，彈幕裏多說范仲淹全然不像受挫反而有一股“公款吃喝”的模樣。不過，蘇子美卻不是范仲淹，自此便是一蹶不振，更是死在了復官的路上。
蘇子美的前三十七年人生裏太過順暢了，以至於一朝受挫便難以翻身，蘇子美此時只想着飄然隱退，效仿先輩失意文人一樣“散發弄扁舟”的姿態。此前那個年少輕狂的蘇子美淪爲了頹喪落寞的蘇子美，這一時期的詩文便足以爲證：
詔獄中懷藍田高先生·蘇舜欽(蘇子美)自嗟疏野性，不曉世塗艱。仰首羨飛鳥，冥心思故山。剛來投密網，誰復爲顰顏。寄語高安素，今思日往還。
滄浪亭位列蘇州四大園林，綠水丘山、古木修竹，而滄浪亭的第一任主人便是蘇舜欽蘇子美。因買官家故紙錢而獲罪是蘇子美難以接受的(在蘇子美心中或許便是如此)，一念天堂與地獄，蘇子美跌入谷底只得寄情于田園山水。蘇子美原就是官宦公子哥，即使不爲官了也有着不少的錢銀，於是到了蘇州地帶以四萬錢買下孫氏舊館，再添以自己喜歡的花草木石，滄浪亭便問世了。蘇子美最後的幾年雖說內有鬱氣卻也相對安穩，邀幾個好友于滄浪亭吟詩作對飲茶喝酒。
“滄浪”一詞是來源於屈原《楚辭·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事實上此時蘇子美也有着與屈原類似的兩難掙扎，不然也不會藉此爲題。(大概率是屈原的內心)漁父的這段話是在勸告屈原想要活得自在無憂就要調整自身心態(水清指代清廉盛世，水濁則指代亂世風雲)。自然，蘇子美最後鬱鬱而終是因爲堅持着自己的本心，或許在他心裏邊便自個兒沒有半點罪責，全是朝堂小人的使絆所致。
此時，改革一派由於受到自己的牽連以及此後的一些變故，改革三大主力范仲淹、杜衍、富弼被貶謫知州地方，保守一派重新把持國朝。在這種境況下，蘇子美不願低頭堅守本心卻又難堪挫折，鬱鬱而終便可以想象了。
蘇子美沒有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積極入世心態，有的只是滿腹牢騷，“易毀唯遷客，難諳是俗情。愁多怯秋夜，病久厭人生”。這位感傷的文人只有在園林追求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得到個人的昇華，在這兒遠離朝堂的幽靜之處，受傷的心才得以慰藉。
滄浪亭·蘇舜欽(蘇子美)一徑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修竹慰愁顏。跡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閒。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然而遠離了熟悉的故鄉，遠離了權勢的中心，蘇州的淡泊卻也使得蘇子美成了 “閒人”，也失了進取的鬥志，“予以罪廢，無所歸”的悽苦溢於言表。
歐陽修曾寫《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並序》便能看出蘇子美最後一段日子裏的狀態，“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
在古時“學而優則仕”的時代下，蘇子美自然也不甘落後，十年間上三疏便是其熱衷政治的表現，可以說絕大多數讀書人都是渴望實現個人政治理想以構造心目中的世界。然而，可惜的是蘇子美並非爲官的料，滿腔抱負卻難以重用，而蒙受了政治冤屈、遠離故鄉親友以及在政治上的無所作爲都使得蘇子美內心憤懣難忍、無以排遣，在滄浪的隱居生活便是他內心的掙扎，是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