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萬曆怠政，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
“萬曆怠政”即指萬曆十年，張居正逝世，萬曆帝親政。萬曆十四年後，明神宗朱翊鈞長達30年時間不上朝。《明史》認爲，經此一事，明王朝內政近於崩潰，走上滅亡之路。甚至在《明史･神宗本紀》中提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明萬曆帝上臺親政，初始時是個兢兢業業、恪職盡守的皇帝。萬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五月，京師大旱，萬曆帝親自祭天祈雨。萬曆帝步行十餘里至天壇，不顧勞頓，拒乘龍輦，所做所爲，讓百官和百姓大爲感動。
當然，這些所謂“明君”的做爲，在萬曆十四年之後就基本上與萬曆皇帝絕緣了。
萬曆十四年九月，萬曆帝以“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爲由數日不朝，就算服藥之後依然稱“身體虛弱，頭暈未止”，甚至連太廟祭祀也不去了。萬曆十六年後，這種情況愈演愈烈，萬曆帝整日花天酒地，選美，大興土木，甚至籌建陵園——什麼都理，就是不理朝政。
萬曆十七年元旦後，適逢日食，萬曆帝找到新的由頭，免去了元旦朝賀。對於皇帝如此作爲，大臣們是有人歡喜有人愁，時任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就上疏，對其耽於享樂表達了不滿，緊接着，就有閣臣上疏請求罷官。
萬曆帝大興土木，屢次選美，引起百姓不滿，矛盾激化，時有民變發生。他三十年不理朝政，導致朝廷官員缺失異常嚴重。沒有萬曆帝制衡，百官人人自危，拉幫結派，只是顧着爭權奪利，政府職能陷於癱瘓。百官就人事佈局，各黨派之間相互傾軋，那也怪不得編纂《明史》的人也要說一句：“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萬曆帝勉強到金鑾殿，許多朝臣竟然是第一次見到皇帝，如此荒廢朝政，國力衰退，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萬曆年間，朝臣黨爭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最惡劣，當數“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東林黨因爲一次朝臣人事變動引發其他所有朝臣的圍攻，再被閹黨嚴重打擊，被直接驅逐出了權力階層，直至崇禎時期，纔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而國本之爭，指皇長子朱常洛與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之間關於權力的爭奪，而朝臣們則分爲兩個派系，一派支持長子，一派支持福王，朝野上下對立誰爲太子爭論不休，就算後來朱常洛被立爲太子，福王一派仍然不肯死心，直至梃擊案發生，福王失勢，國本之爭纔算上劃上了句號。史家常認爲是由於國本之爭，神宗被羣臣所迫，不能立自己愛子朱常洵爲儲君，因而以這種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們示威、抗議。
當然，“萬曆三大徵”，纔是萬曆皇帝的得意之作，不過這三場戰爭雖然都勝了，卻耗時費力，明朝末期國力衰弱，難以抵抗清軍的攻勢，與這三大徵實在有很深的聯繫。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與明朝決裂。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萬曆帝仍不以爲意。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總兵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鐵嶺淪陷，北京震動。萬曆四十六年四月方從哲奏請“速下章奏、發帑金。”大臣跪在文華門外，哀求萬曆皇帝增派援軍，急發軍餉，神宗毫不理會。羣臣日日請求皇帝臨朝，皇帝派太監出來傳諭：“皇上有病。”吏部尚書趙煥上奏章說：“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拱深宮，稱疾卻之乎?”趙煥之言，不幸而言中。
人們對萬曆怠政的原因分析，可謂是衆說紛紜，但理一下頭緒，可以大體歸納出四點：擺脫戒尺，居功自傲，缺乏競爭，體弱多病。
戒尺，說的就是張居正、李太后和太監馮保一干人等，這些人盡心輔佐，但死的死，疏遠的疏遠，皇帝沒有了“戒尺”，做事情就隨心所欲了很多;
居功自傲，說的就是“萬曆三大徵”的勝利;
缺乏競爭，是因爲他登上皇位，是沒有經過與兄弟競爭的，他是唯一的皇位繼承人，自然要舒服了許多。懈怠，看起來也是人之常情了;
體弱多病這一點，從他二十出頭就開始給自己建墳塋這件事上就能看出來。
不過這裏有一個誤區，不上朝不等於不理朝政，實際上萬歷皇帝還是在處理政務的。萬曆三大徵這樣的大事，若沒有皇帝出面，又有哪個大臣敢於擅自做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