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居正爲什麼會遭世人詬病，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薛居正，五代後晉時曾舉進士不第，寫了一篇《遣愁文》自我排遣，讀過他這文章的人，有識者看出此人不凡，倜儻豁達中，另有“公輔之量”，古人稱“三公、四輔”，都是帝王的佐臣，這意思就是稱賞薛居正有宰相之才。
但在後晉、後漢時代，薛居正一直在下僚之間浮沉。他並不介意。這是一個知道自己榮譽方向的人物。亂世中，他即使在做小官，也有一項了不起的堅守：遇到可能的冤情冤案，必要爲之弭冤白謗，還苦主一個清白。
太宗時，薛居正做到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北漢平定後，更進位司空。這是人臣所能達到的最高職務了。在帝國的日常管理中，薛居正“燮理陰陽”，付出了宰輔大臣的智慧。
帝國的運轉，期間有無數的細節需要處理，薛居正在政事堂、中書省從容調度，帝國十幾年的流暢，薛居正有功。
他應該是經由個人努力，在亂世中，俟命待時，不浮躁，不自棄，守正循理的一介名相。
但他的最大功績，也是他個人的最大成就，不是拜相，而是立言。
他有一部《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是今天能夠看到的“二十五史”之一。書原名《五代史》，歐陽修又以《春秋大義》出《新五代史》，故薛相此書，被稱《舊五代史》。又因爲記錄的是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的歷史，史上也稱《梁唐晉漢周書》。這書底本有三大來源，一是五代各國的“實錄”，二是範質的《五代通錄》，三是各位史臣各自掌握的去古未遠的各類史料。
參與此書編纂的都是宋初名流，薛居正是監修。
這書的價值、意義，說來宏大，但大略可歸結爲如下意見：
第一，躋身“二十五史”，爲中國連綿不斷的歷史記錄提供了一個完整文獻。迄今爲止，人們認識“五代史”，此書也是最重要的文本。
第二，創造了一種編排方法，以中原五個朝代的延續變更爲主線，故稱“五代”;這是在沒有更多選擇的條件下，勉強撐起“中原正朔”的旗幟，爲華夏政治文明的連續性，提供了一種解讀模式。
第三，這種“典章”，就五代十國的政治生態而言，至少凸顯兩大價值：一是對“秩序”的追求;一是對“民生”的重視。
《舊五代史》在編輯撰寫各類人物與故實時，對這兩種價值給予了足夠傾斜。歐陽修《新五代史》與之不同的是，更注入了批判意識，但不能因爲歐陽修的批判，就認爲《舊五代史》沒有思想。
事實上，薛史恪守了儒學價值觀，所有的講述，並不背離聖賢理念。至於對某類人物如馮道的評價，那應該視爲儒學內部的分歧。
事實上，直到今天，如何評價馮道，仍然是一個不可能劃一的聚訟故實。儒學並不試圖統一天下意志，儒學承認“道並行而不相悖”。
薛相官拜宰輔，更監修《五代史》，堪稱“立功”“立言”，足可不朽。但在“立德”方向上，他有兩事爲人詬病。
第一件事，他信服道教，最後服用丹砂中毒。
那是太平興國六年(981)六月的一天，他已經服用了丹砂，在朝中奏事，忽然覺得不對勁，趕緊辭別，走出大殿，在外，來不及回家，口渴，喝了一升多水。等到堂吏將他扶回中書時，已經不能說話。但他一定是口渴難忍，只用手指堂廡間的儲水器。左右趕緊取水來給他，他已經喝不下去了。他躺在辦公室的閣屋之中，估計是丹砂在胃裏發熱，史稱“吐氣如煙焰”，被人擡着送歸家裏。到家就死了。這一年他七十歲。
大儒，是不服用丹砂的。
並非不相信那東西，而是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日常生活自有“居易俟命”之姿態，在“恭而安”境界中，完成儒學的體驗、傳播或踐履。大儒，沒有時間去“研究”或“服用”丹砂。
第二件事，他治家無方，兒子薛惟吉乃是一個街頭惡少。
薛惟吉養在讀書人家，卻不像一個讀書人家子弟。男子漢大丈夫，往往也有妻不賢子不孝之糗事，但名氣這麼大的薛相，兒子卻是一個惡少，這事在士林被人嘆惋不止。這兒子並非薛相親生。
薛相妻子“妒悍”，不允許他納妾，因此，薛相無子，收留了薛惟吉。薛相很愛這個兒子，不免有溺寵之事，這兒子也利用了這一點，外面做事都瞞着薛相，所以薛相對兒子所爲一點不知。
薛惟吉有勇力，長得也魁梧高大，就在京城與惡少們一起追逐打鬧，踢球縱酒，還喜歡音樂，與伶人們在一起吹拉彈唱，就是不讀書。
太宗知道薛相家事，等到薛相病逝時，太宗來到靈柩前弔唁。薛相的妻子來拜見。太宗安慰了薛妻好久，而後厲聲道：
“不肖子安在!”
薛惟吉正在靈柩一側，聽到皇上如此稱呼他，又羞愧又害怕，不敢答應。
太宗又道：
“這小子能不能改變自己的行爲啊?如果改不了，恐怕不能繼承先人的志業，那怎麼辦?”
薛惟吉從此以後，像是變了一個人，史稱“盡革故態”，將過去的生活方式全部變了。他開始謝絕那些街頭惡少，整個居喪期間，按照禮節應酬往來賓客。後來，又常與賢良的士大夫來往，更涉獵一些書史，慢慢有了氣質上的變化。史稱“時論翕然稱之”，時論都衆口一詞地稱賞他。
太宗知道他的行爲改變後，就讓他知澶州，又改知揚州。後來，薛惟吉做到河南知府、鳳翔知府。
改變一個“不肖子”，讓他走正路，這是太宗給予薛相最大的恩典。
